武宗久居漠北之地，身边从征的将领又多为蒙古人和色目人，所以武宗接受的基本上都是游牧民族的传统，很自然使他具有浓厚的草原贵族色彩。从元武宗长期在草原生活的背景来看，元武宗更加厌烦的可能是大都的宫廷生活及其人际关系。元中都的设计思路也是正都的布局，因此武宗的真实意图可能是要借新建立的中都来削弱大都的地位，以达到既不远离中原地区，又可以减少大都各方汉化势力的牵制的目的。
在即位诏中武宗即与太祖世祖的功德相提并论，对自己的军功颇为自诩，并对太祖的武功十分景仰，他自己亦有创业的雄心；至大二年诏创皇城角楼，并说“皇城若无角楼，何以壮观”建中都宫殿的祭文中也说“伏愿万国来朝，共仰京都之壮丽”，都流露出武宗的弦耀性格。《元史》对武宗的评论“武宗当富有之大业，慨然欲创治改法而有为”是很贴切的。
大德五年，武宗出击海都集团，“兵之始交也，武宗锐欲出战”，脱脱执售力谏，武宗发怒竟挥鞭打其手。阿沙不花曾对武宗“惟麯蘖是沉，姬嫔是好”进行劝诫，而武宗一边说“非卿孰为朕言。继自今毋爱于言，朕不忘也”，却又“因命进酒”。中书省臣以农事正殷，蝗蝝遍野，百姓艰食为由劝他停建角楼，武宗并不釆纳。张养浩对创城中都等劳民伤财的做法提出非议竟被罢官。武宗不纳忠言、武断专横的性格可见一斑。
草原民族建立的辽金元三个王朝，其帝王都有建立行宫的传统，深受传统影响的元武宗，想建立一所自己的行宫也是十分自然的。同时也正是武宗的好大喜功和刚愎自用，武宗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决定，很可能出于树立个人权威的考虑。他长期生活在漠北，现在成了蒙古的大汗、元朝的皇帝，需要通过特殊的措施来显示自己的权威，借以巩固其统治。建立新都便是这样的一种措施。
元代官方的文献说，上都、中都的都城和宫阙是仿照大都城的样式建造的。海山不顾反对，坚持建造中都皇城角楼，其用意也是在此。他很可能是想要同其祖父忽必烈建立上都一样，自己也要在草原上建造一座新城，以此来为自己树碑立传。也正是基于这种心理，才使得中都工程得以在国家财政危机且灾荒接鍾不断的情况下能够顺利进行而使朝臣的屡次劝诫都不起作用，正如孟繁清先生所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没有元武宗，也就没有中都城”。
综上所述，元朝皇帝继位的蒙汉双轨制，一方面使漠北蒙古宗王始终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也使军事力量往往成为决定成败的关键因素。武宗常年握重兵于漠北，而且他是靠武力威胁夺得的帝位，南下继位后，为了稳固统治，必然是要加强对元朝“兴亡故地”、也是武宗根本所在的漠北的联系和控制。在和林与大都之间新建一个政治中心，缩短距离以加强统治，这种政治目的，就是武宗建立中都的主导原因。而张北地区，草原环境与武宗所继承的浓重蒙古贵族传统相吻合，在经济、交通、战略方面也都具备建都基础，其地理区位由处在上都、大都、大同与岭北之间，可谓是妮襟喉之重地，既能满足联系漠北就近控制的政治需要，又能控引其他两都，为建都提供了必要的基础条件，建都于此成为必然。
漠北征战经历引发了武宗控引和林的初衷，为其建立中都在思想上做好了准备，所以武宗即位十天就立即开始兴建中都。其间中都工程屡次受到劝诫与质疑，但由于武宗的坚定立场，保证了它的顺利实施。所以它是由武宗个人立意并坚决实施的一项工程，武宗的个人意志，在保障中都建设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元武宗在张北建立中都，是政治、经济、军事、个人等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元武宗海山即位之初便在望兀察都之地建立行宫，在此建立都城宫阙成为中都。也就是说这座宫殿虽名义上是行宫，但却是按照元都城的模式即大都和上都样本而兴建的。至大元年七月六日（1308年），行宫基本建成，元朝的都城由此变成了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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