徵和四年，68歲的漢武帝下達了歷史上最有名的“罪己詔”輪臺詔。
終於在與匈奴進行了43年戰爭後，漢武帝接受了匈奴降服不了的事實，且漢王朝已無力而戰。此時的漢王朝已經陷入了風雨搖擺的趨勢中。兩年前，還發生了震驚天下的“巫蠱之禍”，涉及遭陷害且被迫發動政變的太子劉據與衛皇后相機死去。第二年，漢武帝最看重的將軍李廣利陣前投降了匈奴，武力解決匈奴的計劃已破產。除了軍事和政治的雙重打擊後，劉徹也基本上敗光了文景之治的家底。
按照《資治通鑑》的說法，輪臺詔出現的三個月前，漢武帝在泰山封禪儀式上還曾自我批評：“朕即位以來，狂妄無道，使天下人憂愁苦惱，不可追悔。再有這種傷害百姓，浪費天下物質的，均罷免。”在司馬光看來，漢武帝所作所為已經幾乎與暴政無異，給了一連串的負面憑藉，什麼窮奢極欲，繁刑重斂等。如果不是漢武帝的過晚改過的輪臺詔，漢武帝怎會有漢武帝和秦始皇一樣殘暴，但是沒有得到秦朝滅亡的結果。
雖然在司馬光筆下，漢武帝的形象被加倍賦予如夢方醒的感覺。對此，史學界多年來依舊對此存在著諸多爭執。在由辛德勇編著《製造漢武帝》認為，司馬光有意刻畫漢武帝晚年強烈改過自新的狀態另有政治目的，可能是為與當時王安石“富國強兵”的變法在唱反調。也在暗喻漢武帝的改過自新是早日隔斷變法的意思。
而陳蘇鎮的《與漢道：兩漢政治與政治文化研究》則認為，輪臺詔並非全盤否定了漢武帝數十年對於邊境的努力，更沒有否定自己全部的功績。當然輪臺詔的頒佈也不意味著漢武帝改變了原來對匈奴的主張，而是他只是延遲征服匈奴的時間，放慢了節奏。
直至漢武帝去世，他也從未對自己的一生“功績”有過後悔，他頓悟的只是當時的細節問題，例如是否發動戰爭的節奏沒有控制好等等。漢武帝16歲登基，在位的五十四年裡，他的執政大多就是以狼煙四起為代表，東南西北更是打了個遍。這樣說，漢武帝與清朝的乾隆是定義中國邊疆最重要的兩位皇帝。按照《中國通史》范文瀾所說，漢武帝更像是為現代中國擴大邊疆奠定了初步的基礎，而乾隆更是有收官的意義。
漢武帝的所作所為無一不在體現著他是熱愛戰爭的。如果不是如司馬遷那樣偏執熱愛和平的話，漢武帝發起戰爭從道義或者政治上而言都是需要的，但是如果用負面意義過強的“窮兵極武”來評價，更像是帶入了過多的現代人情緒。但將“窮兵極武”這個詞送給漢武帝也沒什麼毛病，畢竟戰爭是中性的，而統治卻是貫穿著戰爭的，這是難以辯護的。畢竟漢武帝與秦始皇最大的共同點就是他們都不善於自律，視而不見國力民力的最大極限，任由慾望開拓。
漢武帝給人的感覺就是，不把國家和民力逼到極限，不將戰爭打到四面開花，他不會停止腳步的。就像與匈奴的戰爭一樣，雖然全過程漢武帝都是在“以本而戰”，享受著這其中殺敵一萬的狂歡，卻沒看到自己也損兵折將八千。這期間明明還是有機會見好就收的。
元狩四年，在急於求成的那場漠北戰役中，匈奴主力實際早已被大將衛青和霍去病重創，擁有了“匈奴遠遁，漠南無王庭”大號局面，包括漢高祖的“白登之圍”之恥更是連本帶利的報了，匈奴再無法對漢王朝構成威脅。如果漢武帝在此時就收手，不再作戰，就等於他的輪臺詔整整提前了三十年，漢王朝又有了這三十年修心養性的時間，怎會出現後來的“海內虛耗”，“有亡秦之跡”。那麼漢武帝的歷史評價中也不用在“暴君”和“漢武大帝”兩個極端間徘徊。
漢武帝的直系子孫在後世中都帶著複雜的心情重新審視著他。在漢武帝去世後的沒幾年，漢昭帝在召開鹽鐵會議上，民間的賢良文學還曾試圖全盤否定漢武帝時期推行的經濟政策；漢宣帝即位後，更是圍繞著祭祀漢武帝是是否要增添廟樂進行討論，弄得滿朝遍野又一次產生了分裂，大臣夏侯勝更是激動的評論了漢武帝的所作所為“人民相食”，“無德澤於民”。
漢宣帝當場大怒將夏侯勝下獄，不久又無罪釋放。漢哀帝時期，朝臣曾言表因漢武帝過失太大，建議毀其宗廟。儘管後來僵持後保住了宗廟，漢哀帝依舊對於這位祖先保持了中立態度。漢武帝曾說過一段十分狗血的感言：“寇可為，我復亦為；寇可往，我復亦往。”漢武帝作為歷史上如此著名的“大有為”之君，最大的文帝就是不知何為“有所為，有所不為”。只知一味蠻橫，卻不是見利就收。這一點連自己的子孫劉秀都比不上。
公元45年，西域各國主動上書要求“內附”，希望東漢能夠分出政權出兵西域，否則他們就只能投靠匈奴了。那想大好良機都不為所動的劉秀眼裡拒絕了他們：“今使者大兵未能得出，如諸國力不從心，東西南北自在也。”劉秀可是親冒矢石的馬上天子，在打仗方面比漢武帝更有發言權。當天下統一後，那個在昆陽之戰中驍勇善戰的的劉秀立馬投入到反戰的軍營，還曾發出和平宣言。
懸崖勒馬，不管是漢武帝是為了自己還是為了漢王朝，他依然抓住了最後的時間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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