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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工業化、城鎮化不斷加快，農民紛紛外出打工，耕地拋荒現象日益嚴重，由此可能導致的糧食安全成為了社會公眾始終關注的熱點問題。突如其來的疫情發生在春耕備產關鍵期，各級政府前所未有地把糧食生產放在重中之重的戰略位置，落實耕種面積列為了最為嚴格的目標考核責任制。
根據媒體報道，如福州市就出臺了制止耕地拋荒撂荒“硬核”措施：拋荒撂荒就要依法依規收回承包權或經營權，連續拋荒撂荒將被記錄不良信用。毋容置疑，耕地拋荒問題是農業發展必須應對的突出難題，但產生的原因複雜，不能從單一的角度簡單化處理，需要放在中國現代化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加以審視和研判，才能回應社會主要矛盾發生變化的時代要求。
一、人地矛盾突出是憂慮耕地拋荒的核心問題
中國的人均耕地資源遠遠低於世界平均值，14億多人口戶均耕地規模，僅相當於5億多人口歐盟的四十分之一、3億多人口美國的四百分之一。
因此，“人均一畝三分地”使耕地成為中國最稀缺的生命資源。然而，一方面是耕地面積不斷減少。據國家統計公佈的數據，從1996到2006年10年就減少了耕地1.24億畝，相當於內蒙古自治區的耕地面積。
問題是這些公開發布的耕地數據可不可信？如中部某省在2001年上報的耕地面積為3800多萬畝，到2007年上報卻高達5700多萬畝，實際上2006年全省有765萬畝耕地退耕還林，加上公路和鐵路、城鎮建設用地，耕地面積大幅減少，上報數量反而增加了。
無論是國外還是國內，對於農地的保護都極其嚴格。儘管土地私有化的國家可以自由買賣，但禁止改變農地的用地性質，否則就要承擔法律責任。而中國耕地保護存在的問題不少，如土地規劃隨著地方主要領導人的調整而調整，換一個地方主要領導人就會變換一個開發區，通過增減掛鉤、佔補平衡就改變了農地性質，一片良田用一片低質量耕地甚至荒地就置換了，耕地非農化的紅利成為了一些地方的財政收入以及工業化、城鎮化的積累。
尤其是在國民經濟下行的背景下，又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地方政府有可能還會加大通過佔補平衡、增減掛鉤來實現城鎮建設用地無限擴張的力度，這是耕地保護最令人擔憂的一個現實問題，是直接危及十幾億人的吃飯問題。
中央要求實施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和最嚴格的節約用地政策，明確提出18億畝耕地紅線，捍衛人口大國的糧食安全。按照十九大的頂層設計，到2050年實現全面現代化，那就意味著中國是一個還未實現全面現代化的國家 ，工業化、城市化還未最終完成，就仍然會對整個農業、農村、農民提出內向積累的要求，農村資源仍然會進一步向工業和城市聚集，耕地減少的趨勢不可逆轉。有研究預測，到2020年，中國耕地缺口將達到1億畝以上。
另一方面是耕地拋荒的勢頭加劇。有的是“季節性拋荒”，就是將原本種植雙季稻改單季稻，從而減少了同一面積的糧食生產。有的是“非糧化拋荒”，就是基於比較效益，將農地改種甘蔗、烤煙、花卉等非糧經濟作物。有的是“絕對拋荒”，主要是南方的山區和丘陵地帶，由於人均耕地大多為幾分地，難以維繫農民的基本生存，大面積全年拋荒的耕地隨處可見。
誠然，美國等不少國家也實行大面積的輪作休耕制度，但人地矛盾十分突出的中國如果拋荒撂荒的耕地面積過多，如何養活自己就是一個不得不令人思考和憂慮的問題。
二、耕地拋荒是現代化誘導的社會發展變遷問題
既然耕地每年減少3000平方公里，拋荒面積又不斷增加，而人口相比1978年前在增加近一半，全球糧食出口全部即使賣給中國也只能養活5億人，但是，十四億中國人卻從1978年前的食品短缺時代實現了到改革後的農產品過剩時代跨越，那麼，耕地拋荒現象的背後必然存在著深層次原因。
傳統的農民世代以土地為生，身份就是職業，職業就是身份。 中國改革開放首先解放了農民，農民不僅獲得了生產經營自主權，而且獲得了自由擇業的權利。隨著工業化、城鎮化的不斷推進，農民不斷從土地上分離出來，不再終生困守於土地，成為城鄉流動的“自由人”。
因此，今天的農民已經不再是傳統意義上僅僅滿足於溫飽的群體了，而是在市場經濟中進行公平競爭、以實現自己合理價值、追求發家致富的市場主體，本質上是社會發展轉型與社會進步。
有城裡人對身邊城市社區的居民天天打麻將視而不見，卻驚呼大好春光之下居然有農民不種田而打麻將。如果農產品有房地產的暴利，那農民會把房子拆掉種莊稼，也沒有時間去打麻將。一斤大米低於一瓶礦泉水的價格，誰去種田？禁止拋荒讓農民虧本都要強制性種田，那農民豈不是農奴嗎？黨的宗旨是為人民服務，那黨政幹部如果不發工資可不可以堅守崗位幹好工作？如果種糧收益低於其他收益甚至虧本，拋荒就成為農民作為經濟人的理性選擇。
消費結構轉型與農業科技創新加快了耕地替代，是導致拋荒的一個現實因素。經濟發展推動生活水平不斷提高，從市民的每天飲食結構中，就不難發現消費結構發生了歷史變動。曾經的飲食結構以主糧為主體，每餐四兩米還吃不飽。
現在很多人每天四兩米都吃不完，過去難以進入尋常百姓家的水果、水產、肉食與牛奶等非主食農產品成為了家常便飯，飲食結構不斷多元化。農業科技創新推動了農業現代化進程，農業生產力獲得了快速發展，農產品生產前所未有地突破了耕地的侷限。
山上的水果、茶油不需耕地，水產、海鮮不需要耕地，大部分自然放養的肉類產品不需要耕地，無土栽培更不需要耕地，還有科技提高產量間接地替代了耕地，因此，飲食結構的改變與農業科技創新，不僅是實現了耕地替代，還主導著耕地結構與範圍的變遷，從山上到水中，從平原到草原、凡是能夠生產食品的空間，都應該說是具有耕地的性質，耕地不斷立體化。
東北平原在近十年全部改種水稻替代了南方大面積的耕地，也是導致南方山區和丘陵地帶種植水稻的小農戶棄耕拋荒的一個重要原因。東北平原位於最北端，曾經低溫而熱量不足，不適合水稻的種植。大約近十多年，隨著溫室效應導致氣溫升高，加上水稻技術的突破，水稻種植就北上跨過了山海關，曾經為大豆主產區的黑土地東北平原全面改種水稻，成為了中國水稻的主產區，無論是產量和品質，還是規模化和機械化，絕不亞於美國的農業現代化水平。
由於東北大米具有碾壓南方水稻的絕對優勢，南方山區和丘陵地帶種植水稻的小農戶全面淪陷，從根本上改變了南方水稻主產區的歷史地位。如歷史上為水稻主產區的湖南，主產區的地位就已經大幅下降。但是，中國就再也找不到東北平原這樣能夠生產大豆的遼闊耕地了，大豆也從此依賴進口，這是一個長期的挑戰。
三、消費結構轉型需相應解決區域功能定位問題
中國歷史上的糧食結構是以水稻和小麥為主的五穀雜糧，但在清朝掀起的一次超級食物革命，引發了中華民族糧食結構的重大變遷。由於地理大發現，美洲的番薯、玉米、馬鈴薯，以及花生、向日葵、辣椒、番瓜、西紅柿、菜豆、菠蘿、番荔枝、番石榴、油梨、腰果、可可、西洋參、番木瓜等三十多種農作物在清朝先後得到推廣種植，從而徹底改變了由中國以水稻和小麥為主的糧食結構，番薯、玉米、馬鈴薯等美洲農作物很快就成為了主糧，
特別是這些外來農產品在很難種植水稻、小麥的南方山地推進了農業革命，不僅促成了雍正時期的大規模改土歸流運動，強化了國家的領土疆域，而且催生了人口大爆炸，從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的1.5億人，到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飆升到3.13億人，到道光三十年(1850年)又增加到4.3億人，成為中華民族繁衍強大的根源。與食物革命相關聯，中國歷史上曾經發生過糧食主產區的多次變遷。如漢唐盛世的“八百里秦川”關中糧倉、“天府之國”成都平原，逐漸演變為宋元的江浙“魚米之鄉”、明清的洞庭湖“湖廣熟天下足”，再變為今天的東北大米和中原小麥（兩地都適合耕種機械化）。假如東北平原能夠種雙季稻，人均不過幾分地的南方山區與丘陵地帶，水稻生產無疑就會陷入全線崩潰的困境，除了自作口糧，要麼改種，要麼拋荒。
但無論如何，機械化程度很高的北方小麥產區不會拋荒，與東北平原同樣耕地連片的南方非山區和丘陵地帶水稻產區也不會拋荒，需要突出解決的是南方山區和丘陵地帶的農業持續發展問題。
中國農業生產水平已今非昔比，機械化、智能化大幅度降低了對勞動力的需求，如湖南大部分山區儘管人均幾分地，卻都實現了社會化服務的機耕和機收，農民的生產能力不成問題。
目前城鎮化率不到60%，依賴於農村生活的還有5億多人，即使到2050年實現了全面現代化，70%城鎮化率就意味著也還有超過美國總人口的4億多的農村人口，勞動力在2億以上，按照18億畝耕地計算，人均耕地在4畝地左右，也不存在無人種田的問題。
受疫情影響，不少農民工不得不返鄉務農，拋荒的耕地必然減少，雙季種植必然增加，糧食生產能力得到了進一步提升。但是，最大食品的問題是豬肉危機。受非洲豬瘟和環保政策的雙重影響，很多地方鄉村的豬欄是十欄九空，絕大多數農民已基本不養豬，也無仔豬可養，連偏遠的村莊都要從外供應大型養豬場的飼料豬，將導致鄉村發展系統的破壞。
儘管潛在的問題不少，但當前養活中國人沒有問題，未雨綢繆是對的，但多事之秋不能自亂陣腳。盲目要求農民擴大生產，一旦造成農產品過剩就會跌了價格、賤了糧食、坑了農民。一棵樹葉子枯了，是向根澆水而不是向葉子澆水。拋荒現象的背後，表明社會發展處於吐故納新的進程中，市場機制在有效地對耕地資源進行動態配置。
根本問題是因為農產品消費需求結構與農業區域功能的變化，使一些區域的農產品生產與市場消費需求出現偏差，缺乏競爭力低品質的農產品和供大於求的過剩農產品被市場淘汰，是相對市場需求的結構性問題而非農產品不能供應的問題，需要準確把握食品需求結構的階段性變化與升級趨勢，使食品供給的品種結構、區域結構、產業結構不斷滿足市場多元化、個性化的消費需求。
這就必然要求重構中國農業的各個區域功能定位，以地域分工破解同質競爭難題，優化耕地資源配置。對於耕地細碎化的南方山區和丘陵地帶農業，主要是強化耕地對居住性農民的社會保障功能，立足自給自足“小而全”的農產品生產，宜農則農，宜林則林，宜牧則牧，宜漁則漁，宜果則果，宜蔬則蔬；地域分工著重以高附加值的雜糧和特色農產品為主，以精細農業方式生產獨具地域特色與競爭力的農產品。
對於平原以及耕地連片地域的農業，強化耕地對經營性農民的經濟發展功能，地域分工突出保障主要農產品的市場供給，著重以專業化生產推進農業集約化經營，以品牌為導向提高糧食綜合生產能力和市場競爭力。
那麼，區域農業生產的品種選擇，就關係到經營性農民能不能賺錢、有不有生產積極性的問題，關係到居住性農民的自我口糧保障能力、農業能否可持續發展的問題。需要從供給端發力，促進要素向特色產業和品牌品種集中，生產向優勢區域集中，形成與消費需求相適應、與資源稟賦相匹配的農產品品種結構與區域生產佈局。
同時，全面推進分類分區域的耕地整理，加快耕地質量提升，確保耕地的可復耕度，變拋荒為休耕，就能使“藏糧於地”的戰略落到實處。
作者系湖南師範大學中國鄉村振興研究院院長、博士生導師，中央農辦鄉村振興專家委員。本文擬發：《中國鄉村發現》2020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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