眾所周知，清代的最後一位皇帝是宣統帝溥儀，但要就皇權而言，愛新覺羅·奕詝應當屬於中國歷史上最後一位具有實際統治權的皇帝。因為自他之後，王朝的大權全部落到了一個女人的手裡。
愛新覺羅·奕詝是清朝的第九位皇帝，他是道光帝的第四子，年號咸豐。奕詝能登上皇位，他的老師杜受田居功至偉，要論才能與武略，他完全比不上他的競爭對手皇六子奕訢，但杜受田每次都能夠切中道光帝的心思。有一次道光帝病重，召見奕詝和奕訢，奕訢在道光帝面前大談治國方略，而當問及奕詝時，他卻跪在地上磕頭痛哭，道光帝對他的孝順甚為感動。
咸豐雖然僅僅在位十一年，但是他這十一年可謂時中國歷史上最為艱難的十一年，內憂外患之下，常常壓得他喘不過氣來。
所謂內憂，就是指爆發於咸豐元年（1851年）的太平天國起義。起義的爆發其實“蓄謀已久”，長期以來官府的貪汙腐敗，到了道光時期已經積重難返，通貨膨脹、物價飛漲、天災頻發等，都使得百姓積怨已久，再加上對外戰爭失敗導致的鉅額賠款，所有的重擔都壓倒了底層老百姓的身上，可以說這時的中國大地，就猶如一個巨型的火藥桶，只需要一絲絲火星立刻就會引爆。
而這顆火星竟然是一位落榜的失意書生。洪秀全是一個廣東農戶家庭的孩子，他也和所有讀書人一樣，渴望高中科舉，然而他三次到廣州參加院試都名落孫山，於是乎他大病了一場，據他自己說他在夢中見到了上帝，醒來以後翻閱起了在街上傳教士發的小冊子《勸世良言》，頓時感覺自己通了神，自那之後才有了後來的拜上帝教和太平天國。雖然在現在看來，這一件事實屬荒誕，但是就當時來講，洪秀全自己對於官場的封閉性滿含怨恨，教眾和百姓需要一個心靈的寄託，而廣大難以生存下去的人則需要一個起義的名頭，至於具體是什麼信仰，其實並不重要。
所謂外患，指的就是以英法為主的西方殖民侵略者的入侵。西方列強的介入，使得中國的局勢更加的複雜和惡化。趁著清廷深陷在太平天國運動的泥沼中無法自拔之時，英法在美俄的支持下，分別以亞羅號事件及馬神甫事件為藉口發動了第二次鴉片戰爭，咸豐八年（1858年）英法聯軍攻陷大沽炮臺，進迫天津，京師震動。咸豐十年（1860年）不滿足於既得利益的英法聯軍再次向北京進犯，咸豐帝見大事不妙，只留下恭親王奕訢同列強議和，自己倉皇逃往承德避暑山莊，自此直到咸豐駕崩，帝都無帝。
然而事情還沒有這麼簡單，在日漸傾危的清廷之內，還分幫別派的存在著不同的勢力集團，大大分化了清廷的力量，使得本就一團糟的局勢惡化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也直接造成了後來承位的皇帝手無實權的局面。
身在承德避暑山莊的咸豐帝，似乎找到了人生中的世外桃源，再也不想回到京師去整日擔驚受怕，整日流連於飲酒聽戲，醉生夢死，國家大事都被拋之腦後。清朝學者錢詠在《履園叢話》中說：“古英雄不得志，輒以醇酒婦人為結局者，不一其人。”對於咸豐來說，殘酷的形勢可能使得他選擇了自我逃避。
咸豐十一年（1861年），縱慾過度的咸豐帝病重，召見怡親王載垣、鄭親王端華、肅順、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等八人，宣佈立皇長子載淳為皇太子，這八人就是著名的“顧命八大臣”，這是朝廷中親王和大臣的結合體，成為清廷中第一股勢力。此外就是以恭親王奕訢為代表的帝胤勢力，奕訢對於自己未能承繼帝位和咸豐把自己排除在“
顧命八大臣”之外耿耿於懷。最後就是後宮勢力，以皇太子和兩宮太后為首的勢力，雖然他們缺少外部權臣的支持，但是她們手上卻憑藉著咸豐在臨終之前特製“御賞”、“同道堂”兩顆印章，也就是說所有的詔書和諭旨，都需要加蓋這兩枚印章才能生效，這樣後宮實際上就掌握了國家的最高權力。
咸豐的本意是希望三方能夠相互制衡，防止八大臣集團出現尾大不掉的局面。然而在實際佈置上看來，缺乏合理性，對於勢力之間的牽扯和變化估計不足，同時對於後宮勢力上的權力給予也有失斟酌，沒有對後宮干政的可能性予以清晰地認識。
最後的結果就是帝胤和後宮勢力勾結起來，發動了著名的“辛酉政變”，造成了后帝制時代後宮干政的亂局。這種情形下，滿目瘡痍的舊中國就病得更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