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在浙江杭州西湖竣疏工程中，無意之中發現一批東吳錢幣，除了錢範之外，一共有13枚錢幣，銅錢上的“大泉五百”四個大字，揭開東吳一段隱史，以至有學者感傷：難怪孫權得不了天下！那麼，“大泉五百”到底是什麼錢幣，與天下局勢又有什麼關係呢？
關於東吳鑄幣，史料紀錄很是少，只有一句話，卻令人毛骨悚然。
《三國志·吳書·吳主傳》：（嘉禾）五年春，鑄大錢，一當五百。詔使吏民輸銅，計銅畀直。設盜鑄之科。”又云：“赤烏元年春，鑄當千大錢。”
通過歷史解讀和考古發現可知，孫權稱帝之後，於263年春鑄造了“大泉五百”，重十二銖，與其時的五百個五銖錢等值。換言之，五銖錢重量的2.4倍，卻要當五銖錢的500倍面值使用，這與搶錢沒什麼區別。（所謂“大泉”，即為大錢；所謂“銖”，即為漢代重量單元）
今後，“赤烏元年春，鑄當千大錢”，即孫權又鑄造了“大泉當千”，一度成為繼王莽後最大的虛值錢。更誇張的還在後面，孫權一發不可收拾，先後又鑄造了“大泉二千”和“大泉五千”。
可以想象，這種空手套白狼的大泉泛起，一定會帶來兩個效果：一是黎民被越榨越窮，尤其遇到官府拿著大泉強行購置時，損失之大可想而知；二是物價進一步上漲，弄得人心惶遽，所以其時東吳民間物價一天翻幾番，才敢收取銅錢，要麼索性恢復了物物交流，要麼使用以前正常的五銖錢。
《晉書·食貨志》紀錄：孫權嘉禾五年，鑄大錢一當五百。赤烏元年，又鑄當千錢。故呂蒙定荊州，孫權賜錢一億。錢既太貴，但有空名，人間患之。權聞黎民不以為便，省息之，鑄為器物，官勿復出也。私家有者，並以輸藏，平卑其直，勿有所枉。
呂蒙偷襲荊州得手，殺死了蜀漢名將關羽，孫權大手一揮，賞錢一億。按說，獲得一億賞錢，呂蒙應該興奮吧，但問題在於犒賞的是大錢，老黎民基礎不接受，買不了什麼工具，所謂“錢既太貴，但有空名，人間患之”，只能堆在家中。另外，呂蒙殺關羽是在公元220年，說明早在這時孫權就已經鑄造“大泉五百”了。
固然，到了246年，由於民間阻擋聲太大，這些大泉被孫權破除，但只是名義上破除，實際另有很大一部門在流通，尤其面值相對不高的“大泉五百”。
無獨佔偶，遠在四川的劉備，也玩虛擬錢幣這一套，與孫權旗鼓相當。
《三國志·蜀書·劉巴傳》注引《零陵先賢傳》紀錄：及拔成都，士眾皆舍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巴曰：“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賈，令吏為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
劉巴，這是許多人認為被嚴重低估的謀士，卻出了一個餿主意，建議劉備鑄造“直百五銖”，就是一枚五銖錢，卻要當五銖錢的100倍面值使用，還是明目張膽的搶錢，造成的結果與東吳一樣。過了幾年，蜀國甚至還推出“直五百銖”，並一直用到蜀國死亡。
孫權、劉備在玩錢幣掠奪時，曹魏卻比力實在，做了兩件事：一是曹操發表盜墓證書，設立摸金校尉，盜墓弄錢；二是由於連年戰爭，經濟瓦解，先是破除五銖錢錢幣生意業務，錢幣在這一時期僅僅保留了犒賞作用，厥後魏明帝元年（227年）又重建錢幣，“行五銖錢”，沿用的是漢朝五銖錢幣制，沒搞什麼大錢。
《晉書》：司馬芝等舉朝大議，以為用錢非徒豐國，亦所以省刑。今若更鑄五銖錢，則國豐刑省，於事為便。
顯然，對於老黎民而言，曹魏政權更值得信賴，錢幣政策更為老實，甚至東吳官員都在使用魏國五銖。考古發現，安徽馬鞍山東吳朱然墓、江西省南昌高榮墓中，相繼出土大量的兩漢三國錢幣，其中就有大量曹魏五銖。最終，“魏明帝乃更立五銖錢，至晉用之，不聞有所改創”，說明曹魏五銖錢是康健的。
通過魏蜀吳錢幣政策對比，可以看到東吳、蜀國的黎民，甚至可能很是接待魏國得天下。反過來看，孫權、劉備也就很難奪得天下，群眾基礎太差。
尤其是歷史上的東吳，只管軍事、經濟並不差：三國三大戰役，即官渡之戰、赤壁之戰、夷陵之戰，孫權勝了兩場，曹操勝了一場，劉備勝了半場，可見東吳軍事不弱；魏蜀吳三國統計人口，魏國400多萬，孫權凌駕250萬，劉備百餘萬，東吳人口基數並不少。但掠奪性的錢幣政策，足以摧毀東吳民眾的支持。如此一來，孫權又如何能夠奪取天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