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要略知道的一點歷史，都知道東周分為春秋和戰國兩個時期。這個分野，一般以公元前453年的“三家分晉”為標誌，之前是春秋，之後是戰國。
“春秋”這個名字，出自孔子所著史書《春秋》；“戰國”則是對當時諸國爭戰的生動描述。
但是，兩者到底有什麼區別呢？
都屬於周朝，都是秦統一前的時代，都一樣的戰亂頻仍，前有春秋五霸，後有戰國七雄，為什麼偏偏分成兩段呢？為什麼不乾脆都叫戰國？就是因為孔夫子寫了一本史書嗎？
當然不是。
我們在幾千年後看那個時代，時間線拉長了，一二百面年都成了短短几個畫面，難免有這樣的感覺。實際上，春秋和戰國有很大的差別。甚至，這種差別甚至超過後面所有朝代之間的差別。
一、周天子失掉的名分
這是最流行的觀點，也是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開宗明義指出的。
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韓、趙、魏三家滅智氏，三分晉國土地，周朝少了一個晉國，多了韓、趙、魏三國。
這件事看起來是諸侯國的內部爭鬥，但在司馬光看來，卻是周朝天子名分喪失的開始。
為什麼？
我們都知道一句很經典的話：孔子作《春秋》，亂臣賊子懼。
之所以這麼說，因為孔子筆下有正義名分。
而作為“以德配天”的周天子，居然承認這些亂臣賊子，那還有什麼資格再做天子？
所以，《資治通鑑》以此開篇，從戰國開始寫起。
這個說法，依然解決不了我們的疑問，周天子為什麼要承認韓、趙、魏呢？
當時的世界，到底發生了什麼變化？
要知道，名分不是一下子就喪失掉的，而是一點一點壞掉的。
這就需要再把視線拉近。
二、禮是如何崩、樂是怎麼壞的
我們現代人提到“禮”，首先想到了的是一種文化，一種學說，是形而上的東西。
其實不然。
周朝的禮，首先表現是經濟制度，也就是井田制。
有人會問，不就是很像“井”字的田嗎？
千萬不要小看。井田制，既是一種財政和土地制度，也包含著宗法秩序。
因為，天子諸侯和貴族都有籍田（“井”字中間那塊田），尤其貴族們以此為主要收入，通過籍田所得完成祭祀，他們在宗法秩序中是獨立的，並不依附於君主。
所以，幹啥都有貴族範兒，都要優雅，都要講個禮，奏個樂。
但是，隨著技術進步，比如鐵器、牛耕、有機肥、24節氣，都是那時候出現的。
經濟發展了，人的想法就變了。
魯國率先實行了“初稅畝”變法，取消井田制，以單個農戶為單位，個別配授農地，不區分公田私田，所有土地普遍交納田租。
蝴蝶效應來了！
首先，君主從私田當中收取稅賦，就獲得了新的經濟來源，能夠抗衡尾大不掉的貴族們。
其次，對於耕種私田的人們來說，他們要受到安全保護，要大規模合作來興修水利，最好的辦法是跟君主達成一致，而不是跟著一個個有獨立性、互不相屬的貴族。
慢慢的，君主反而與百姓結成了盟友（觀念中的，而不是真籤個協議）。當然，這個過程極其漫長，直到明朝才徹底實現。
第三，如果祭祀開支全部由新法下的賦稅收入統一支付，那麼貴族也會喪失獨立於的身份，轉為君主的依附者。
因為經濟地位的變化，諸侯開始不鳥天子，那諸侯國內掌握了權力的大臣，自然也開始不鳥君主。尤其是，這種形勢，又在思想文化上得到了推波助瀾。
三、人心散了，隊伍不好帶了
我們現在看電視，覺得春秋戰國的古人拿著竹簡，笨重又不方便，做學問的人，不讀個三五車都不好意思跟人打招呼，成語“學富五車”就是這麼來的。
但是，在那個時代，竹簡已經是很大的進步了，因為在它之前，文字是銅鑄的。
為什麼甲骨文之後的文字叫金文，就是這個原因。
現在我們在地鐵上、公交車上讀書，都拿一手機，你扛一鼎試試？
不是每個人都是西楚霸王啊！
所以，竹簡的意義就很大了，它打破了知識的壟斷，知識傳播成本下降，以前只能高級貴族享受的特權，一般貴族甚至條件好一點的國人也能享受了，隨著經濟發展，人口膨脹，沒落的貴族變成為“士”，人才流動，與各國爭奪人才，互相促進。
金庸先生的小說《射鵰英雄傳》裡，有這麼一個情節：
朱子柳拿孟子的話來諷刺黃蓉和郭靖，黃蓉氣不過，吟出這樣一首詩：“乞丐何曾有二妻，鄰家焉得許多雞。當時尚有周天子，何事紛紛說魏齊。”朱子柳越想越對，呆在當地，半晌說不出話來。
朱子柳還是不明白春秋是個什麼樣的時代。
孟夫子根本不用為自己辯解，因為“附庸的附庸不是我的附庸”，士們不是周天子分封的，就沒有忠於周天子的義務。
所以，“禮”的秩序不可避免的崩潰了，“法”的秩序取而代之。
四、不是不明白，世界變化快
一旦變“法”，就不想有“禮”時那麼溫文爾雅，那麼溫良恭儉讓了。
因為各國變法的目的，就是適應經濟的發展，圖的是強大。
世襲沒有了，誰有功誰是貴族，誰當官。
井田沒有了，誰種的地多，打的糧食多，誰就有錢。
戰爭的邏輯也變了，春秋時候，擺個隊列，奏個樂，拉開陣勢尬舞一翻，誰撐不住了一敗，見好就收。
戰國，那是真殺啊，就是消滅你的有生力量，幾萬、幾十萬的降卒，說殺就殺，說埋就埋，就是要滅了你。
大家很熟悉宋襄公的故事：
公元前638年，宋襄公討伐鄭國，與救鄭的楚兵泓水開戰。楚兵強大，宋襄公講究“仁義”，要待楚兵渡河列陣後再戰，結果大敗受傷，次年傷重而死，後葬於襄陵。
這是一個很典型的愚蠢形象，被嘲諷了幾千年。
實際上，換個角度看，宋襄公還可以看作“時代最後一個貴族”。
他的愚，就在於沒有看到，周以來的戰爭邏輯已經發生了變化，從以前的堂堂之陣，變成了不擇手段。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前面我們講了祭祀發生了變化，現在，戰爭又發生了變化。
這種變化最終導致周禮完全崩潰，中國社會迎來翻天覆地的變化。
反觀從秦漢至明清，制度實際上都在一個框架內調整、調整，最終完成了君主和百姓的協議，帶來了一個高度穩定的古代平民社會。
五、解決最後一個疑問：諸侯可以變法，周天子不會嗎？畢竟他佔據著大義名分，變法豈不是更便利？
答案是：有過，但是敗得很慘。
這位周天子，是著名的周厲王。
中國有確切紀年的開始（公元前841年），就是與這位天子緊密聯繫在一起的。
這一年，憤怒的“國人”趕走了周厲王，周公、召公代理朝政，史稱“共和”。
在史書記載裡，因為厲王“無道”。
“無道”這個筐太大了，夏桀商紂，都是無道。
那麼，厲王是如何無道的呢？他是要變法啊！
因為他感到周、召兩家勢力太大，天子被架空了，所以，他任用沒有根基的榮夷公幫助自己，要行“專利”，要將山林收歸己用，要加強對國人的管理約束……
可惜，周厲王失敗了，不久去世，周、召立太子為王，是為周宣王。
試想一下，這樣的天子，就跟東漢後期的皇帝一樣，被人約束控制，怎麼再變法圖強呢？
所以，這個重任，就交給了諸侯們。
戰國，就這樣華麗麗地到來了。
最後，講兩個關於“鼎”的故事，其實就代表著春秋戰國的巨大轉變。
前606年，楚莊王伐陸渾之戎，周天子派王孫滿勞軍，楚王竟不避僭越，問天子之九鼎的輕重。王孫滿對曰：“在德不在鼎。……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奸回昏亂，雖大，輕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這就是著名的“問鼎中原”。由此可見，那時候的人心已經動搖，連被稱為“蠻夷”的楚國，居然也敢問鼎了。
另一個故事沒那麼曲折。
前543年，鄭國正卿子產鑄刑鼎，這意味著禮法分開；二十餘年後，晉國也鑄了刑鼎，“法”全面展開。
這下，不問鼎了，自己鑄鼎。又過了幾十年，三家分晉，戰國時代開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