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型案例】
胡某，男，中共黨員，某縣A鎮B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
B村因村內灌溉水渠涵洞年久失修，嚴重影響農田供水，村民多次向A鎮和B村反映該問題。2020年1月，胡某考慮到村裡經濟困難，為解決該問題，向A鎮政府申請由A鎮政府對本村的水渠涵洞進行修復。A鎮政府經研究，同意由B村自行修復，相關工程費用由A鎮政府撥付給B村。胡某作為B村法定代表人與李某簽訂水渠涵洞修復建設合同，約定工程造價為10萬元。胡某為從該工程獲利，與李某商定將工程造價做成16萬元，多出的6萬元由胡某支配使用。10月，工程竣工，A鎮政府將16萬元撥付至B村賬戶，B村將16萬元支付到李某銀行賬戶，李某再將6萬元交給胡某，該款被胡某用於個人及家庭開支。
【分歧意見】
村幹部在處理經鎮政府同意的相關村級事務過程中，騙取鄉鎮撥付的工程款如何定性，存在爭議。本案爭議焦點在於，能否認定胡某為國家工作人員？胡某非法佔有的6萬元能否認定為公共財物？
第一種意見認為：該水渠涵洞修復工程是A鎮政府同意由B村組織實施的，資金也是由A鎮財政資金支付的，故胡某修復水渠涵洞的行為屬於協助政府履行公務，其騙取鎮財政資金用於個人及其家庭開支的行為，應認定涉嫌貪汙罪。
第二種意見認為：該工程雖然經A鎮政府同意實施，並由A鎮財政支持，但該工程屬於B村自行實施，胡某的行為是對村集體事務進行管理，屬村民自治範疇，不屬於從事公務，且該資金是A鎮政府撥付給B村集體的，其非法佔有6萬元的行為，系佔有B村集體的資金，應認定為涉嫌職務侵佔罪。
第三種意見認為：胡某以非法佔有為目的，採取虛構事實，隱瞞真相的方法，使鎮、村基於錯誤認識而處分財物，胡某的行為構成詐騙罪。
【評析意見】
筆者贊同第二種意見。結合案例，分析如下。
一、胡某在以B村名義自行組織對村內水渠涵洞進行修復時，不能認定為國家工作人員
根據立法解釋，村民委員會等村基層組織人員協助人民政府從事下列行政管理工作，屬於刑法第九十三條第二款規定的“其他依照法律從事公務的人員”：1.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款物的管理；2.社會捐助公益事業款物的管理；3.國有土地的經營和管理；4.土地徵收、徵用補償費用的管理；5.代徵、代繳稅款；6.有關計劃生育、戶籍、徵兵工作；7.協助人民政府從事的其他行政管理工作。
本案中，胡某向鎮政府申請修復水渠涵洞，鎮政府經研究，同意B村自行修復，後胡某作為B村法定代表人與李某簽訂合同。首先，A鎮是同意B村自行對水渠涵洞進行修復，並非委託B村以A鎮名義進行修復，胡某的行為屬於A鎮政府同意的行為，但不屬於A鎮政府授權或委託實施的行為。其次，胡某作為B村的法定代表人，以B村的名義對外簽訂合同，其行為屬於普通的民事行為，屬於B村對村級事務的自我管理、自我服務，是村民自治的範疇，不屬於協助人民政府從事行政管理工作。再者，胡某是因B村資金困難才申請由A鎮進行修復，實際上A鎮也給予了經濟支持，但不能因A鎮給予經濟支持，就想當然地認為該修復行為屬於A鎮的行為，水渠涵洞修復的主體實際上仍為B村。故胡某的行為屬於履行村務的行為，不屬於協助人民政府從事公務，不能將胡某認定為國家工作人員，其主體身份不符合貪汙罪的主體要件。
二、胡某非法佔有的6萬元應認定為B村的集體資金
根據刑法的規定，貪汙罪的行為對象是公共財物，而職務侵佔罪的行為對象則是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財物。這二者的區分和認定，關鍵不在於財產法律上所有權的權屬關係和持有該財物的合理性，而在於行為時該財產的佔有、持有及與之相對應的責任關係。
案例中，A鎮政府向B村撥付的16萬元，為支持B村農業建設的資金，該資金進入B村村賬後，A鎮即完成了財政資金向B村撥付工作，該筆資金性質轉為B村實際佔有使用的資金，B村對該資金負有實質性的管理、使用等職責。B村作為合同簽訂主體，對工程施工、驗收和審計等負有責任，工程款如何支付、支付多少、何時支付也均由B村根據合同約定進行，並從村賬上支付。故胡某非法佔有的6萬元，屬於B村佔有、支配下的財產，應認定為B村的集體資金。
綜上，胡某在履行村務過程中，通過欺騙手段，非法佔有本單位的集體資金，其在佔有過程中，雖有一定的欺騙行為，但其欺騙行為不能改變其履行職務的性質，故胡某的行為屬於職務犯罪，而不是普通的詐騙犯罪，應認定胡某的行為構成職務侵佔罪。（張家龍 徐浩 作者單位：江蘇省泗陽縣紀委監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