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是繼漢代之後隸書廣為興起的朝代，湧現了一大批隸書名家，鄭簠、金農、鄧石如、伊秉綬就是其中的傑出代表。
鄭簠（1622—1693），字汝器，號谷口，上元(今江蘇南京）人，清代書法家。
行醫為業，終生不仕。少時便矢志研習隸書，初學明末書法家宋比玉，一學就是二十年，至中年有所悟，遂探本求源，遍習漢碑，直至晚年。為訪山東，河北漢碑，傾盡家資，收藏漢碑拓片，家藏碑刻拓片有四大櫥。
鄭簠廣習漢碑，《曹全碑》為其基本體勢與風貌。在此基礎之上，又溶入行草。《夏承碑》與其他漢碑的某些特徵，晚年形成了奔逸超縱，神采奕揚的隸書藝術風貌，以異軍突起之勢，豎起碑學復興的第一面旗幟，是清代三百年隸書創作的第一個高峰。
金農（1687—1763），字壽門、司農、吉金，號冬心先生、稽留山民、曲江外史、昔耶居士、壽道士等，錢塘（今浙江杭州）人，清代書畫家，“揚州八怪”之首。首創“漆書”， 高妙獨到，極富張力。
金農隸書風格，沉穩果敢，奇崛憨直，隱約有《華山碑》與《天發神讖碑》，《衡方碑》，《夏承碑》，鄭簠的影子。這種影子又不是那麼的明顯與突出，這是金農的過人之處。他一方面是好古痴古之士，彷彿是生活在清代的一個漢人，另一方面，又是一個具有強烈自我意識，近乎自負與自戀情結者。二者的結合，使其作品達到了無一筆不是漢人，無一筆不是自己的境界與高度。他的超前審美與定位，時人言其怪，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鄧石如（1743—1805），初名琰，字石如，因避仁宗琰諱，後改字頑伯，號完白山人，安徽懷寧人。其書兼善各體，隸書成就最大，作品結體嚴整，具金石氣，篆刻刀法蒼勁渾樸，成就斐然，影響甚廣。
就書法功力而言，鄧石如是清代書家中用功最勤的。筆能扛鼎，章法結字也很完善。然而由於學養和藝術天分的限制，其作品中不免流露出一些匠氣和黑、大、光、亮時弊的痕跡。隸書面貌更多的是唐人氣息.在漢人的精神把握上，不如其他諸家，其作品不能說是高格，乃功力型書家，形而下的上品。
伊秉綬(1754-1815)，字組似，號墨卿、默庵。福建汀州寧化人，乾隆五十四年進士。曾為廣東惠州知府、揚州知府，喜繪畫、治印、工詩文。著有《留春草堂詩抄》。
伊秉綬的隸書給人如對高山，如仰大賢的感覺，其面貌可用正、大、簡、拙四字概括。“正”即正格。一方面是隸書創作發展史的正脈與主流風尚，同時也有人格精神層面的因素。從伊氏的作品中，我們可以看到顏真卿精神、風格面貌的隸書再現。人格的力量支撐著他的藝術風貌，磅礴壯嚴廟堂氣的背後是一個磊落善政的廉史，書格即人格在其身上得到了最佳詮釋。“大”不僅指作品體積，更多是指作者的氣格與氣象。“簡”是伊氏書法的明顯標誌，也是他自覺的審美追求，結體方正，分佈均勻，用筆平鋪直敘，淡化了波挑，蠶頭燕尾等等一些隸書的裝飾用筆特徵。作品給人以明朗、直截的印象。單純而不單調，筆簡而意足，這是伊氏的能耐。一種提綱挈領，以簡馭繁的能耐。他的標誌還體現一個“拙”字，用“成拙方為巧，入愚始見奇”這句話對應伊氏藝術再恰當不過了。這是藝術高層面的審美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