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發改委“215經濟茶座”第二期圍繞“高質量發展階段如何更好發揮人才第一資源作用”展開討論
買房打折、租房補貼、落戶降標、項目資助、一次性獎勵……隨著今年畢業季的來臨，成都、杭州、南京、西安等30多個城市為吸引更多人才落戶本地，開出的價碼一個比一個優厚。
風乍起，吹皺一池春水。2017年2月，武漢實施“百萬大學生留漢創業就業工程”，打響了城市“搶人”的“第一槍”，人才爭奪的戰火在城市間迅速蔓延。
各地“引才熱潮”背後的深層次原因是什麼？折射出經濟社會發展的哪些變化？對城市發展以及人才流動會產生哪些影響？政府應該如何引導各地科學有效“引才引智”，更好發揮人才資源在促進產業結構升級、區域協調發展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5月29日上午，這些話題被搬上了國家發改委“215經濟茶座”第二期的討論桌。
“人口紅利”衰減？ 深層次原因在需求側
一場空前的“搶人大戰”正在城市間上演。為什麼突然之間，這些城市對人才變得趨之若鶩？
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副所長都陽結合發展經濟學的理論框架談了自己的看法。“對於很多國家，從低收入水平、勞動力富裕過渡到中等收入的過程用了很長時間。改革開放以來的40年，我國把這個過程壓縮了，就會遇到一些特殊的情況，分別表現在快速的人口結構變化、高等教育的迅速擴張和戶籍制度對勞動力市場的配置功能。”
他分析說，勞動力成本的上升，意味著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下降。新的知識和技術部門的擴張，和高技能工人之間是互補關係，就會導致現在城市迫切需要以“工程師紅利”替代越來越難以維繫的“人口紅利”。
“我們的人口結構已經變化了，近年來，我國勞動力趨勢性減少加劇了人才的緊平衡。”國家信息中心經濟預測部副主任牛犁及時給出了一組數據——2017年16歲~59歲勞動年齡人口減少548萬人，比上年多減少近200萬人，同時，人口老齡化加快，2017年全國60歲及以上人口達2.4億，比上年增加1000萬人左右。
“創新型、有活力的城市，通常都是年輕的城市。目前，我們的老齡化進程太迅猛，各地都在為未來儲備年輕勞動力，以增強自身發展的後勁。同時，我們的生育政策從單獨到兩孩，生育大爆發並沒有出現。一減一增，減人客觀存在，增人動力不足。大家可能會感覺到勞動力供給稍微缺了。”國家發改委宏觀經濟研究院戰略規劃研究所所長譚永生縱論一番後話鋒一轉，他表示，我國勞動力人口不存在總量不足的問題，16歲~59歲的勞動年齡人口規模仍然保持在9億數量級。同時，我國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在逐年提升，勞動力素質在不斷提高，高校畢業生規模也仍然較大。“因此，這次‘搶人大戰’的供給側原因可能並不是特別明顯，深層次原因肯定在需求側。”
譚永生分析認為，可以從外部因素和內部環境兩方面來看這次的“搶人大戰”。從外部因素來看，黨的十九大報告提出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實現高質量發展，各地都在做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的實施規劃，最後越發清晰地認識到人才作為第一資源的戰略意義，都把人才提到很重要的位置。從內部環境來看，過去粗放型的發展方式只要存在“工資差”就可以持續，隨著發展階段的轉變，高質量發展提出了對人才的新需求。不管是城市群還是城市的發展，甚至是產業結構轉型升級，都離不開高素質人才的支撐。
“我國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這次各地引才熱潮也體現了經濟社會發展出現深層次變化。”中國人民大學勞動人事學院院長楊偉國從人才流動方式、人才引進類型、人才流向區域三個方面闡釋了此次各地引才表現出的新特點。從人才流動的方式來看，表現為由改革開放初期的人才自由流動、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企業主導，到近期的政府積極推動；從人才引進的類型來看，表現為由勞動密集型產業吸納農民工、小規模引進關鍵領域高端人才為主，轉變為近期大規模吸引青年人才；從人才流動的區域來看，表現為由前些年東部沿海地區為主，到區域性中心城市為主、其他中小城市積極跟進。
“搶人”害多益少？ 城市機遇與挑戰並存
人才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第一資源，也是創新活動中最為活躍積極的因素。對於一個城市來說，人才的數量和質量，決定著發展的規模和層次。
雖然此次“引才熱潮”可能引發政策的負外溢效應，比如對樓市調控的干擾、高考移民問題、加劇一二線城市和三四線城市“馬太效應”等，專家們在討論中都無一例外地肯定了其積極作用，特別是從各地對人才的重視上折射出的發展理念的轉變。
“長期來看，積極因素是比較多的。以前是‘以物為本’，現在轉向‘以人為本’，這說明地方已經轉變觀念，從‘招商引資’向‘招才引智’轉變，至少這一點我們應該肯定。”譚永生說，從各個國家發展歷史來說，人才的短缺是常態。一個城市招才引智，對其消費乃至創新產業鏈，都會起到正向的作用。
對於人口或者人力資源向中心城市集中，楊偉國說，從創新角度來看，這其實不是一件壞事。在人口集聚度越來越大的情況下，創新的可能性也非常大。
“某種程度上講，戶籍制度及附屬的一些制度安排是勞動力市場充分競爭和高效運轉的障礙。”都陽圍繞戶籍制度改革談了此次引才熱潮的積極影響。“相比於農民工等就業群體較為關注當期收入，大批青年人才更看重戶籍及其附加福利。這次各地普遍將落戶作為重要政策手段，無形中也鬆動了戶籍制度的制約，有利於人才資源的自由流動。”
“為了更好地吸引人才，很多城市戶籍門檻在這個過程中實質性降低，這個也符合中央新型城鎮化的要求。”楊禹肯定道。
中國人力資源開發研究會秘書長李震給出了一個動態的視角。“地方政府引進人才之間的競爭，基本出發點是好的，應該積極引導和鼓勵，讓他們通過競爭不斷完善政策。從去年2月到現在，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已經到了‘2.0版本’，新一輪引才政策和最初的政策相比已經有了很多進步。”他舉例說，蘇南地區通過產業的發展來吸引人才，貴陽通過大數據產業實現了引進人才的精準施策；杭州的引人政策也比武漢、長沙更有針對性、更具體、更細化。
引才熱潮產生的“鯰魚效應”毋庸置疑，這將激發城市主動作為、謀劃發展的動力和活力，在競爭中推動各地經濟增長。此外，發展潛力較大的二線區域中心城市從人口環境承載能力已經較為緊張的一線特大城市吸納人才，也有利於人才資源的均衡配置。
對於這次“搶人大戰”可能造成的負面影響，專家們在討論中也沒有迴避。他們主要談及以下幾個方面：一是搶人政策跟戶口、購房資格掛鉤，不利於短期的房地產調控，引才政策或成為房地產市場炒作的推手；二是人才大戰地區出臺的政策過於同質化，還有地方不斷地給政策“打補丁”，影響政府公信力；三是加劇區域發展不均衡不協調，可能會出現“人才鴻溝”，西部人才可能出現“斷層”或者“抽空”，三四線城市或受到一二線城市“搶人”的嚴重衝擊；四是短期內人才跨地區的快速流動聚集，如果就業機會和配套公共服務等跟不上，引進人才卻留不住人才；五是引才政策可能對農民工等其他勞動力群體產生一定“擠出效應”，造成城市困難群體就業壓力。
“一些地方政府在引進人才方面是有些衝動的，決策過程很著急。”李震指出，多地連續密集出臺引才政策，會加劇地方發展中的“人才恐慌”，導致城市間脫離發展實際需求、出臺非理性不可持續引才政策，甚至形成盲目攀比和惡性競爭。同時，也會抬高人才對待遇的預期，造成引人政策邊際效應遞減。
“搶易留難”何解？ 重在營造優質“軟環境”
5月16日，天津發布“海河英才”計劃，其中，全日制高校本科畢業生不超過40週歲就可以在天津落戶。雖然入場時間晚，但卻將這場“搶人大戰”推向高潮。
搶一時熱鬧易，留長久人心難。在落戶火爆場景背後，“戶口空掛”現象成為輿論關注的焦點。何謂“戶口空掛”？即戶在人不在，這無疑背離了此次城市引才的初衷。
“學生，包括高端人才，通過戶口、購房補貼來了，如果沒有後面相關產業組合，引進的人才可能很快會流入其他城市。”李震說，引才只是手段，而不是終點。人才最看中什麼？首先是發展機會，其次是城市環境，然後才是房子和錢。因此，人才最終能否留住，關鍵看是否具有適宜其發展的環境和土壤，能否建立適合人才長期發展的良好生態，有效形成“人才黏性”。
人才的流動主要受什麼因素影響？譚永生表示，人才是微觀主體，是流動的資本。人才往什麼地方流動，是一個“用腳投票”的博弈和選擇過程，會有自己的成本收益分析。
城市求賢若渴，良才擇木而棲。牛犁認為，政府要加強公共基礎設施建設，提升教育、醫療、養老等配套公共服務，才能真正把人才留住，取得長久的發展。
“如果是產業人才的話，產業發展環境很重要。”李震圍繞人才集聚和產業集聚之間的關係談了自己的看法，“人才集聚必然帶來產業的集聚，產業集聚以後形成地區獨特的優勢。但不是引進個別人才後，就能帶動一個產業的發展，必須有一批人能到這裡，能夠在這裡共同地創業、發展，才會形成這個地區的獨特的人才群體優勢。這種群體優勢就會吸引到相關產業，包括其本身就能創造產業。”
對此，楊禹也分享了自己的觀察。“國外的工程師，很多都有泡咖啡館的習慣，因為不同學科背景的人才聚集在一起可以交換想法，下一次的技術突破和創業機會也許就在思想碰撞中產生了。”
“人才選擇去什麼地方，通常會考慮三方面的要素：工作環境、生活環境和交往環境。”楊偉國延續楊禹的話題，強調了人才交往環境的重要性。“顯然，它跟工作環境和生活環境不一樣，這是第三環境。交往環境既包括跟不同領域的人打交道更新知識、觸發創新的環境，也包括人作為一個社會性動物的社交需求。”
一個城市的人力資源結構和產業發展結構之間怎樣更好地匹配？楊偉國表示，各地應精心謀劃城市的發展戰略佈局，因地制宜制定地方人才發展戰略，將人才引進和產業結構調整、企業實際需求相結合，促進產業結構和人才資源結構相匹配，以產業轉型升級提供更多優質就業崗位。“在這個過程中，要充分發揮政府和市場主體的積極性。”
談及政府引導各地有效引才引智，譚永生強調，要確保引才政策與國家發展戰略相銜接。比如鄉村振興戰略、“一帶一路”建設，都需要從全局層面加強人才保障。中央可以通過加大轉移支付等手段，提升中西部地區基本公共服務保障水平，探索設立中西部人才引進基金。“引才引智是新形勢下地方的政策嘗試，應該給各地一定的探索試驗空間，通過‘讓子彈飛一會兒’，觀察政策效果。市場的事情，還是應該交給市場，政府不必過多幹預。”
楊偉國給出的建議，思路更加開闊，跳出了各地之間的人才之爭。他認為，應該引導各方樹立正確的人才觀。各地應該充分發揮現有人才積極性，用好人才存量；引才引智不用侷限於特定教育水平，應建立層次豐富的人才資源儲備，細化市場勞動分工，提升經濟運行整體效率；還可以採取“柔性引才”方式，不求人才為我所有，但求人才為我所用。
對於擴大人才增量的舉措，他提出，各地之間應避免引才的“零和博弈”，可以將範圍轉向海外，積極吸引全球高端人才，注重用好海外華人華僑資源。長遠來看，更重要的是，建立人才資源持續提升的長效機制，加大力度培養人才、儲備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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