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刘延寿，河南省孟津县人，1921年生，是铜川煤炭基本建设工程公司建筑材料厂(今陕西煤炭建设公司华山水泥厂)退休工人。抗日战争期间，我在国民革命军第一战区第14集团军15军64师师部当上士军需，亲身经历了战火的洗礼。60余年过去了，当年那悲壮惨烈的血战场面，至今回忆起来，依然历历在目。
中条山上
中条山，西起风陵渡，东至晋东南，蜿蜒数百里。这里峰峦重叠，悬崖壁立，沟壑纵横，林木茂密。再加上南有黄河天险，从而成为关中和豫西的一条天然屏障。我15军自从1937年忻口战役失败后，和另外几支抗日武装一起转入中条山区作战，以屏卫陕西的东大门——潼关。
当时，中条山区处在日本鬼子的重兵包围之下。抗日军民面对强敌，背靠黄河，环境险恶。但他们不屈不挠，英勇杀敌，使日军不能前进一步。日军为拔除这枚在其占领区的钉子，在几年中先后发动10余次大规模的进攻。都因我军防务固若金汤，屡屡受挫。1941年春，日本华北派遣军司令部决心集中优势兵力，消灭中条山抗日军队。日军调集了6个师团和两个旅团号称10万人的强大兵力，在飞机、大炮的配合下，把中条山封锁得水泄不通。
此时，我64师在坚守中条山的一个重要隘口。隘口陡峭，地势险峻，我师构筑了坚强的防御工事。5月里的一天，日军开始进攻我师阵地。我用望远镜向山下看，只见鬼子黄蜡蜡的一大片，像蝗虫般朝我师阵地涌来。我师师长名叫姚北辰1，是日本士官学校炮科的毕业生，他冒着枪林弹雨，亲赴炮兵阵地指挥作战。在他的指挥下，我们的炮弹准确地落入敌群，炸得鬼子血肉横飞，鬼哭狼嚎。我师官兵士气大振，愈战愈勇。敌军的屡次进攻都被击退。阵地前面，横七竖八地，都是鬼子的尸体。不料，日本飞机在汉奸的指引下，飞临我炮兵阵地投弹，炮兵阵地顿时陷入一片火海。敌机飞离后，大炮都变为了一堆堆碎铁。此后我经常想道：日本鬼子固然可恨，但那些民族败类更加可恨！炮群被炸毁后，我方火力大减，但官兵们仍在奋勇杀敌，殊死搏斗。4天后，我师后退15里，抵达贾家山。
贾家山，抜地而起，直插云霄，长满了郁郁葱葱的树木，异常险要。15军军长武延麟2将我师与65师分别部署在山之两翼。我军刚部署完毕，还没有来得及喘气，日军就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再次发起进攻。阵地上，喊杀声、枪声、爆炸声、敌机的轰鸣声震耳欲聋，到处硝烟弥漫。炮弹炸起的碎石，满天飞舞，战况空前激烈残酷。我军死伤累累，但依然坚守在阵地上。
一天，一群鬼子打到了我师弹药库附近。我师参谋长担心弹药库会落入敌手，有些惊慌失措，下令将其引爆了。不料武军长得知后，极为震怒，将其撤职，后来处决。经过70多天的激战，部队伤亡很大。由于是内线作战，无法补充兵力。而日军源源不断地派来增援部队，且火力更加凶猛。我军因弹尽援绝，寡不敌众，被迫撤退，后来转移至河南省孟津县驻防。
运送公文
由于敌我双方形成拉据战，部队需要轻装行进，武廷麟军长命令军需处将重要公文转移到黄河南岸的渑池县保管。军需处计算室主任张寿彤带领着我和谢公申、芦茂生以及五六个护兵上了路。谢公申、芦茂生和我同村，也是和我一起参军的，两人都只有十八九岁，是血气方刚的小青年。公文由5头骡子驮载。
我们抵达黄河岸边的南村渡口时，发现挤满了将要渡河的军民。在这里，我们遇见了14集团军少将参谋长张世惠3。他是张寿彤的叔父，是要渡河到后方治病的。
此时，太阳已经落山，暮霭笼罩着渡口，我们决定明日再过河，便和张参谋长在14集团军设在渡口的办事处住了一夜。第二天拂晓，就在我们准备渡河之际，日军飞机来渡口狂轰滥炸，前后来了十余架次。炸死我军民数百人，伤者不计其数，鲜血染红了渡口，其场面惨不忍睹。由于渡口被炸毁，张参谋长准备去平陆县渡口过河。他带随从二人、一个排的运输兵，另有一匹洋马、一匹中国马。
张参谋长骑在洋马上，我们和他们一同沿着黄河向西行进。一路上得到消息，才知道岸边的山头已有日军驻守。看来西行的进程凶多吉少，但不得不西行。黄河咆哮着，在身边滚滚东去，我们的心情像河水一般不平静……
当我进入一条幽深的山沟时，突然间，不知道从哪儿射来一梭子轻机枪子弹，将张参谋长的洋马打翻。张参谋长久经沙场，很机敏，从地上一骨碌爬起来，快步跑出了山口。我和谢公申、芦茂生连忙伏在沙滩里，子弹从我们头顶呼啸而过，沙子埋了我一身。我们知道，轻机枪一梭子打25发。谢公申和芦茂生趁敌人装子弹之机冲出了山口，我在敌人再次装子弹时，也冲了出去，但裤子被打了三个洞。我惊叹道“好险！”
我们一行人沿着崎岖不平的山路继续西行，但并不知道平陆渡口的具体方位。
途中，遇到一院古老的庙宇。该庙殿阁起伏，规模宏伟，正门前悬挂着写有“关帝庙”三个大字的巨匾。门前还有一片十来亩大的广场。14集团军的上千名官兵，正在庙内庙外分几处烧火做饭。我们惊魂方定，疲惫不堪，进入庙里想休息一会，吃点饭再走。谁知道刚进入庙内才十来分钟，就听见“嗡——嗡——”的敌机响声。我们知道，不可在庙中停留，便慌忙出了门。我见前面有一座废弃的砖瓦窑，便藏在里面，没看见张参谋长他们藏入何处。紧接着，就听见炸弹惊天动地的爆炸声，砖瓦窑在剧烈摇晃，但幸亏没有倒塌。数分钟后，敌机飞去。我走出窑门，在硝烟散后一看，到处火光闪闪，大庙不见了。庙内庙外死伤遍地，血流成渠。我们的驮骡以及驮骡上的公文全都不见了。随后，我遇见了躱在附近的张寿彤，他也没有负伤。
我和张寿彤商量了片刻，决定泅渡到黄河南岸，____那里依然由中国军队驻守。另外，还有一些人也打算泅渡。张寿彤抱着一根五六尺长的木料，跳入浊浪滔天的黄河。我拿来一个驮鞍，拆去其棉套，也准备下水。忽然，随着一阵“砰、砰、砰”的枪声，我发现河南岸的河防队和地方武装，居然将一批泅渡过了黄河的士兵打死在岸边。河防队大声吆喝着：“上司有令，不准你们过河，你们要死就死在北岸！”这一场面令我震惊，也悲愤到极点。我想：那些弟兄在日本鬼子飞机下，在九死一生之中侥幸逃生，结果反而死在了“自己人”的枪口之下，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我不敢再下河，也没有看清张寿彤游到了何处。离开了河岸，但不知自己该去何处。随后我找到了张参谋长及其卫士和一匹马，他们正在一道石崖下躲飞机。那道石崖的顶部向前伸出，像一道巨大的屋檐，张参谋长他们就躱在下面。又遇见谢公申、芦生茂和散兵百余人。
敌机又来了，“嗡——嗡——嗡——”地在我们头顶盘旋。我们都屏住呼吸，躲在石崖下面。敌机离去后，我们又走了一阵，但依然不清楚平陆渡口的方位。
此时，从山上悄悄走下来一个中国士兵。他的胸标、肩章齐全，衣着整齐，一看不像败兵，拿着一支日本产的三八式步枪。
张参谋长的卫士拦住他。经询问，他自称姓李，是被日军俘虏的中央军士兵，日军命他下山观察河边情况。
张参谋长把他叫到跟前，教育道：咱们都是中国人，要为中国人着想。鬼子杀了那么多中国人，不要再为他们卖命。
该兵望着一具具中国士兵的尸体，连连点头。
张参谋长又问：“你知道不知道去平陆渡口，该怎么走？”
该兵说知道。
我说：“你把参谋长带到平陆渡口，参谋长不会亏待你。”
该兵答应了。
我们在这个士兵带领下，顺黄河而行。走了里许，来到黄河拐弯处。这里地面比较开阔，不利隐蔽。山顶的日军发现了目标，立即向我们射击，子弹不断打在我们脚下，溅起土花。幸好，旁边有一片树林，我们匆忙躲入林中。张参谋长思索了一下，将自己身上的将官服上衣脱下来，压在一块大石头下面。
紧接着，从山上奔下来一大群鬼子兵，入林搜查。我们各自为战，在大树后或石头后阻击。但我们并非人人都有枪支，就是有的也仅剩几粒子弹。子弹打尽后，敌人从四面包围过来。终因寡不敌众，我们剩下的几十多号人，不幸成了他们的俘虏。
一个鬼子兵比较细心，从石头下面搜出了张参谋长的上衣，盯了盯上面的少将肩章，又见俘虏中张参谋长年龄最大，便用生硬的中国话问他：“大大的太君，是你的吧？”
张参谋长点点头。
日军在张参谋长腰里拴上一根绳子，让他仍骑在马上，我们这些人都被捆住一只胳膊。然后押着我们，向一座山口进发。
到了山口附近，鬼子忽然厉声命令停下。这里一侧是悬崖峭壁，一侧是波浪滚滚的黄河。我低声对谢公申、芦茂生说：“看起来鬼子要在这里枪决我们。鬼子如果开枪，咱们就往黄河里跳！”
不料过了片刻，又命令出发。
进入山口，只见一轮明月高悬在天顶。惨淡的月光下，东一堆，西一片的，都是我抗日军民的尸体，约有数百具，到处都是鲜血。看起来，他们牺牲的时间并不久。阴风一阵阵呼啸而过，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血腥气…… 又行走了数里后，来到一座小山村里。原来，这里是日军司令部的驻地。在一家农户的大门前，放了两张桌子和几只櫈子，旁边的树上挂了数盏马灯。鬼子叫张参谋长坐在桌子左面，命令俘虏兵蹲在前面的麦地旁。
鬼子的司令官随后大摇大摆地走了出来。这傢伙身材矮小，面目狞狰。虽说是司令，但军衔只是个少佐。他“哇啦哇啦”地讲了一阵日本话，我们当然听不懂。他身边一个胖乎乎的翻译官，紧接着说：“大日本皇军用6个师团扫荡中条山，你们是抵挡不住的！太君还说：你们都不要害怕，皇军优待俘虏。愿意跟着皇军干的，皇军欢迎；想回家的，皇军发给路费！”
战俘们听了，没有一个表示愿意跟着鬼子干、当伪军的。至于“想回家的发给路费。”大家都知道这是骗人的鬼话。
司令官又通过翻译官对张参谋长说：“你只要把贵军的作战计划讲出来，把你们的弹药库位置说出来，我不但不会杀你，而且会大大地优待你。”
张参谋长向司令官投去一瞥鄙夷的目光，转头不语。司令官暴跳如雷，又通过翻译问：“你到底说还是不说？”
张参谋长昂首大声答道：“我不知道！”
当天夜里，鬼子把我们关进几孔破窑洞里。天气寒冷，冻得我们彻夜瑟瑟颤抖。这一夜，我浮想联翩，认为再也无法返回故里，拜倒在二位老人的膝下了；在猜想师部是不是还在原驻地；又在幻想变成一颗巨型炸弹，将鬼子全部炸光……
第二天清晨，乌云密布，大风扑面，飞沙走石。鬼子把我们从窑洞里赶出来，又从中挑出了16个人。我们莫明其妙，不知鬼子为什么要这样做。鬼子把这些人带到一条山崖下。一个满脸横肉的鬼子举着指挥刀，一刀一个地砍，这16个人顿时倒在血泊里。那个鬼子大笑着……
鬼子又问我们：愿不愿意跟着皇军干？不愿的，就会遭到和那16个人一样的下场。
俘虏中，依然没有一个人答应当伪军。
大约8点钟，几个伪军士兵从鬼子队伍中走出来，从我们当中挑出十几个身体较壮的为鬼子扛运行李。
鬼子接着将其余的俘虏包括张参谋长在内，押入一条阴森森的山沟，然后用机关枪扫射。这数十名中华健儿，全部被穷凶极恶的日寇杀害……
听到山谷里“格、格、格”的机枪声和战俘们的大骂声，我觉得浑身的血液直往外涌。我咬紧牙关，下定决心：一定要设法逃出去，回归部队，为死难的战友报仇，为中华民族雪耻。
我永远忘不了这一天——1941年阴历四月十五日。
我们十几个苦力跟随日军出发。日军无论来到什么地方，都执行其“三光政策”：抢光、杀光、烧光。见到猪、羊、鸡，便抢去当给养，将牛用枪打死让苦力用锅煮熟供他们吃。我跟着日军行进了5天，遇到不少死人堆，还有大量零星尸体。死者中有国军人，也有不少农民，包括妇女、儿童。到处是被烧毁的房屋，到处是被捣碎的器皿……
第6天，日军下了中条山，兵分两队，将苦力也分为两队。我和谢公申被分到西队。芦茂生分到东队，他从此杳无音信，也许被鬼子杀害了……
转战晋南
我和谢公申随着西路日军进入平原，来到一座村庄吃饭。这座村庄不小，约有上千户人家。我遇见翻译官，机灵一动，说由于连日行军，我俩的鞋都已经磨烂，再不换双鞋穿就不能为皇军扛行李了。翻译官瞧瞧我俩的鞋，答应我俩去居民家里找鞋。我俩心中暗喜：这是逃离虎口的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我俩离开鬼子队伍，来到一户农民家里。该家只有一个满头白发的老太婆，她给了我一双她儿子穿过的旧鞋。我俩见老太婆怪慈祥的，就说明自己的来历，请求她将我俩藏起来。老太婆爽快地答应了。她将我俩带上门楼，藏在一个角落里，又用烂棉花套子将我俩掩盖起来。
10点钟左右，我俩听见鬼子用皮鞋“咚”、“咚”的踢门声。我俩紧张极了，连口气也不敢出。老太婆打开了门。鬼子通过翻译官问：“有两个年轻人到你家了吗？”老太婆答道：“没有，家中就我一个老婆子。”鬼子在屋里屋外寻找了一遍，又问：“门楼上有人吗？”老太婆答得很镇静：“没有。”鬼子和翻译官走了。
鬼子队伍离开村庄后，老太婆上门楼，把我们叫下来。我俩跪下来，向老太婆千恩万谢，感谢她帮助我俩躲过这一劫。老太婆摇摇手，说：“别说啦，赶快逃命，去找中国军队早日把鬼子打跑！”
我俩出了村庄，进入旷野，漫无目地地走着。过了一阵，遇到一个穿便衣的人。他拿着一颗手榴弹，看样子是个哨兵。他拦住我俩，厉声说：“你俩不是老百姓！”我知道，这是由于我俩戴着绿色的军帽之缘故。我说：“我们是从中条山打仗下来的。”此人的口气变得和霭了，说：“那么咱们是自己人，我带你俩去连部。”
我们跟着他在田野里走了一段路后，进入另一座村庄，来到连部。连长30来岁，中等身材。问明情况后，说：“我们是第二战区阎司令长官的部队，在这一带打游击。既然都是抗日的，你俩就留在这里和我们一起干。”我俩爽快地答应了。
连长将我俩带到营部。营长发现我有文化，就将我留在营部当上士文书。他交给我一个蓝布包袱，里面有全营官兵的名册、各种报表和口令。见谢公申聪明伶俐，便派到团部当勤务兵。
当天夜里，月明星稀，部队突然开拔。
天明时，部队到了山西夏县境内。这时，我们才发现在不知不觉中，钻进了日军包围圈。一时敌兵如潮水般涌来，枪弹、炮弹一齐向我军射来，硝烟弥漫，声如雷鸣。我营一个战士的铁锨被子弹打出了三个孔。我营临危不惧，立即抢占了有利地形，沉着应战。当敌人冲至阵地前时，有的战士被刺刀刺入小腹，但双手仍在紧夺敌人的枪支；有的断了手臂，仍用嘴咬住敌人不放。这样一直打到天黑，阵地上横尸遍野，满目惨然。
天渐渐黑了，营长决定利用夜色突围。他命令第二连突左翼，第三连突右翼，第一连突中间，营部勤杂人员跟随一连行进。一连前面的地势，两侧高中间低，模样像一条胡同。在敌人机枪封锁下，冲入胡同的战士纷纷倒地。一连一排的王排长带着全排弟兄和一挺轻机枪，神不知鬼不觉地绕到敌人背后，向敌人突然开火。敌人在两面夹击下，终于溃退。
我营甩脱敌人后，翻过一条山梁，进入一条深沟。借着明亮的月光，发现该师的师长就在这里，他周围约有数百人。谁知此时敌人已经到了沟顶，突然用重机枪向沟底扫射，形势十分危机。此刻，师长大喊一声：“警卫连，跟我来！”说着，举起手枪就要亲自向沟顶冲锋。营长一听，立即跪在他前面，说：“师长，你不要上，——你一定要上的话，等我死了再上。”营长带队冲锋了数分钟后，敌人的重机枪不响了。事后，才知道是王排长他们又绕在敌人后面发起进攻，敌人不得不撤退之缘故。
我师突出重围，到了黄河的第二大支流——汾河畔。该河水面宽阔，水势湍急。由于找不到船只，官兵们只好借着月光，手拉着手，小心翼翼地涉渡。河底尽是鹅卵石，我们一步一滑。河道中部，水淹到人的胸口。
到了河对岸，发现王排长独个儿扛着机枪回来了。见面后才知全排弟兄都阵亡了，只剩他一个人。
我师在一座村庄里收容散兵。一天后，调至吕梁山整训。在此期间，表彰了10余名英勇杀敌的勇士，其中有王排长。整训20天后，我师来到新的防地汾南。
此时，从中条山上下来的日军正在“扫荡”汾南13个县。当天晚上，我师就和鬼子接上了火。我营为争夺一条山梁，和敌人打到第2天中午，双方死伤都很惨重。战场上，尸体叠压，有的断了头，有的少了腿、缺了臂，惨状目不忍睹。
我营且战且退，在甩脱敌军后来到另一条山梁。官兵们因血战终日，饥饿难忍。我和营部的两个人在西瓜地里摘了个瓜，正在吃，不知从哪儿射来的一排子弹，将二人当即击毙，我没有中弹。
此后，我营又在晋南和鬼子打了几仗，周旋了数日。因连日作战伤亡过大，势单力薄，最后被敌人打散。
归 队
队伍被打散后，为了暂时隐蔽起来，我找到一个河南老乡，在他家里帮他打铁度日。此后，又给当地一户农民当帮工。和军人相比，老百姓的日子虽然比较平稳并且无生命危险。但我是个抗日军人，在这国难当头的时刻，怎能只顾自己的安危呢！前方在呼唤着我，我渴望归队，向往重上战场。
一个月后，由于偶然的原因，我终于得知64师师部驻扎在河南省新乡县北冶街。我告别雇主，离开山西，绕道陕西，经过长途跋涉，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抵达北冶街，来到师部，拜见了姚北辰师长。
姚师长本来以为我己经牺牲了，见了我后，又惊又喜。我经历九死一生，终于归队，心情也很激动，不禁流出了泪水。姚师长向我问起张世惠参谋长的下落。我仔细讲了此人壮烈牺牲的经过。姚师长听后，悲痛万分。片刻后，说：“他刚而不屈，为国捐躯，是中国军人的楷模，他是无上光荣的！”
张参谋长的侄子张寿彤也在场，他早已归队了。听到了我的讲述后，悲痛不己。
姚师长给我特批了20天假，让我回家探亲。我在假满以后归队，升为少尉军需。
在部队里，我前后获得过两枚奖章。
1943年秋天，我脱离军队，教书谋生。
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豫西重镇洛阳。第二年，我在洛阳专员公署东车站仓库任会计，后调至转输财粮科工作。新中国成立后，来到铜川市，在铜川煤炭基建公司建材厂当工人。
2005年8月采访于王家河杨树沟陕西煤炭建设公司建筑材料厂家属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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