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賈康先生2018年2月27日在中國宏觀經濟高層研討會上的發言）
我覺得今天這個會議的主題非常好，是圍繞著最高決策層和方方面面特別關注的怎麼樣防控金融風險，實現高質量發展。現在看到的廈門大學宏觀預測分析成果內容方面，我覺得也是可圈可點，建議裡有非常值得肯定的亮點和我很認可的內容，對前面幾位專家發言，我也有很多同感。在此我談三個角度的看法。
第一個，如何緊扣高質量發展要求，實現有質量有效益的增長方面，看來需要特別注重研討一個很現實的問題，那就是從領導人到管理部門，到學界，還有實際工作部門，現在可以說已經有了一個共識，就是新的發展階段中，不應以GDP論英雄。那麼不以GDP論英雄了，以什麼論英雄？這是很現實的一個問題。GDP這個指標在宏觀可用的各種指標裡，還是非常簡潔的一個龍頭指標，它表現宏觀經濟運行態勢、景氣水平——雖然有它明顯的缺陷、侷限，不是說不用它，但顯然不能只看它。繼之而起的這個問題，就表現為已經強調了幾年的不以GDP論英雄之後，現在實際上是以什麼論英雄呢？有關的權威的評價指標體系，並沒有實際確立起來，我觀察很多的地方層面、管理部門的行動裡，如何論英雄，他自己的理解就非常重要了。比如高層領導強調環保非常重要，我們聽到在有些地方，就要以推行“環保風暴”的形式來追求它的政績。我覺得地方政府、管理部門追求政績無可厚非，“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內在道理是對的，公權在手，有社會管理者的身份，你當然應該出政績，當然應該在這方面有所作為，但是要把環保搞成風暴，那是不是就靠搞運動了？或者主觀上不如此、客觀上非常容易陷入一個以搞運動來解決問題的方式，往往副作用就很容易產生。再比如說風險防範現在非常重要，緊跟著高質量發展就得考慮怎麼樣防範風險，而風控這方面如果成為一個論英雄的指標，那我們現在看到的是各地又紛紛在這方面有所表現：自己的政績要體現在我如何加強管理，怎麼樣防範風險因素，任何一個可能有風險之處，上去非常嚴格地給予種種限制，各種條條框框堆上去，似乎這就是政績了。以這樣的運動式地達到某一個方面形成突出的表現而論英雄，在看起來風險無所不在、而處處去控制風險論英雄，我覺得也不是我們真正高質量發展的正路。一定要大家共同努力，推動有關管理部門牽頭儘快形成一個儘量簡潔可用的考核指標體系，即把GDP和其他一些指標，可選擇的最主要指標，形成一個可操作的評價政績的指標體系，把這樣一個實際問題解決好。我覺得這是幾年來反覆體驗到的一個重大現實問題。
第二個層面，要談一下防範風險這方面，中央的實質性要求是防範系統性風險，而金融領域的系統性風險怎麼認識呢？它一定帶有系統性、全局性。可能是“風起於青萍之末”，在防患未然的角度上，當然要高度警惕，但是不能說哪個地方有點什麼風險的苗頭，不惜一切代價把它按住，這就是防範了系統性風險，這樣的做法實際生活中容易導致的，就是一刀切地來嚴防死守，似乎這就解決了問題。但我認為恰恰這樣的一個認識，有意無意地是違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建設現代化經濟體系主線的內在邏輯和規律性要求的。因為要真正能夠防範系統性風險，包括系統性金融風險，所能奏效的不是我們過去駕輕就熟、做起來很順手的一刀切，什麼上去都防範，都控制，都加強管理，以為這就是供給側改革，這恰恰是違背了供給側改革內含的順應規律，區別對待優化結構的要領，違背了讓市場發揮資源配置決定性作用、而政府更好發揮作用這方面，政府理性供給管理的最本質的要求。實際生活中間，我感覺就有廈大報告裡強調的一個“兩難”了：要去槓桿，這是一個總量指標，宏觀上講的槓桿，以M2（廣義貨幣供應量）可以衡量；某一個行業，某一個企業的槓桿，你具體可以看它的負債率。但這個去槓桿旁邊，還要有穩增長，報告裡指出了這裡面有一個兩難的困境，如果是需要比較明顯地在總量指標上把它壓住，那麼後面穩增長所要求的優化結構的區別對待怎麼處理？所以，我個人感覺這個系統性風險的防範，還是要緊密結合著供給側改革如何深化這個命題。這也就是，處理好供給側改革，必然是要把結構問題作為矛盾的主要方面，在需求管理處理總量問題的旁邊，更多地要聚焦怎麼樣找到合理的有效的可持續的區別對待的機制，這個區別對待的機制才是優化結構的好機制，它是配合著總量上我們過去已經有經驗的需求管理，更多的要創新地解決供給管理這方面的挑戰型的任務。這個供給管理，優化結構，最根本的是前面專家發言裡，比如像汪老師特別強調的，要順應優勝劣汰的市場規律，這個市場規律為主的旁邊，政府再去合理地加上認為必要的產業政策、技術經濟政策等等。但是政府自以為自己認準了，未必就能非常有把握取得成功，一定要謹慎，一定要在這方面給出讓創新的不確定性這個彈性空間裡有“自調節”同時存在的機制，而且這方面特別重要的政府該做的事，是保護產權，加上有方向上的引導，還有就是很多的時候可以採取事前、事中、事後區別對待的一些鼓勵措施，看不太準的東西放在事後去做鼓勵，看得特別準的東西，你可以放在事前去做引導激勵。處理不好，這可能就帶來所謂搞新計劃經濟的錯誤形相，處理得好，這是供給側改革裡的守正出奇。要遵循市場規律，同時我們還要追求出奇制勝，有我們中國特色，有我們在創新空間裡特別的作為。比如我一直說，政策性金融跟產業政策顯然是配套的，但你要想處理好它，少犯錯誤，讓它真正能夠達到我們的意願，這可是個挑戰性的問題，是個供給側改革的系統工程問題，是在不同領域，不同行業，不同企業不能一刀切去解決的定製化問題。這是我想說的第二個層面的問題，顯然我們要處理好這樣一個挑戰性的供給側改革的任務。行政一刀切地去加強管理，名為控風險，實際上會適得其反，不能優化結構消解風險，反而可能製造風險。
第三個層面，我認為中國現在於投資方面，“有效投資”的空間仍然非常可觀。政治局前面幾年曾經專門強調過這個有效投資概念，我所在的研究群體，也特別強調了“選擇性的聰明投資”，如何以機制形成有效供給，是最關鍵的。投資空間客觀存在，比如中國一百多個百萬人口規模以上的這些城市，規模還在不斷擴大，基礎設施升級換代的需求看得很清楚：今後幾十年是做不完的。北京這些年在拼命發展地鐵，在建第二機場，在做其他的很多的基礎設施建設，不這麼做的話，公共交通體系半癱瘓的危機考驗我們馬上就過不去了。北京如此，其他很多的城市大同小異。北京市購買機動車的限制，現在已經在全世界鬧出最荒唐的典型，最新聽到的是中籤率是1900多比1。這是從較早人們說的輪盤賭的40：1概率，又迅速抬升了好幾十倍，是全世界前所未有的一個典型，其實它同時也表明我們的發展潛力和解決問題的投資空間。這種有效投資，怎麼讓它可持續地提供出來？基礎設施投資的特點就是週期長，如資金鍊一斷，形成半拉子工程，全局皆毀，如果處理得好接上了一氣呵成，超常規創新發展，這是咱們的守正出奇。我覺得中國的文章一定要在這方面做好。這種有效投資要說小的事情，可再舉個例子：有關部門說全中國缺少大概5000萬個停車位，（主要講城鎮區域），北京市缺差不多300萬個，深圳缺差不多200萬個，一個停車位靜態算賬十萬塊錢，這就是5萬億的投資，十幾年內做這5萬億是不是該做？基本上如此，不會很精確，但這個事情肯定是要做的，那麼怎麼做？政府沒那麼多的錢，還得控制自己的負債率，但是有PPP。停車位、停車場還要配充電樁，還要立體化，以少用地皮，這方面企業的智慧和能力恰恰是它的相對優勢，而只要這個停車位一用，就有現金流，那正好對應PPP機制。這種事情只要把機制處理好，中國這種投資空間和帶來的增長效應，將是非常可觀的。
更多的例子就不說了，農村方面新農村建設裡可做的事也很多。但是怎麼使它資金鍊能接上？政策性金融，開發性金融，小微金融，普惠金融，這些事情都要有政府更好發揮作用方面的出奇。處理不好就是一塌糊塗，大家都得“拉關係”；處理得好我們有法治化，有規範化，有不斷總結經驗往前推進，那可能高質量發展這個路就越走越寬。所以，從PPP來看，現在財政部在努力推進的過程中是要穩一穩，要控制風險，但是又剛剛發佈了第四批入庫項目，發展取向與示範仍然十分清楚，絕對不是要叫停，而是要點剎車穩一穩，繼續讓它健康發展。我觀察這方面PPP的當務之急，是要趕快推出更高層次的法律依據。原來有了一些紅頭文件，曾經說盡快上升到PPP法，現在看來一下推不出，種種中國特色的制約下，能不能儘快做條例，把這個事情做得相對清晰可操作，無非就是解決實際生活中的現實問題：地方政府層面、企業層面大家都大眼瞪小眼，聽到批評了那麼多假PPP，偽PPP，真偽的界限怎麼劃？這個法治化、規範化的依據，應儘快把它提供出來。PPP必然有一個資產負債這方面處理風險的問題，我的個人觀點是不可能讓地方政府與PPP負債完全撇清關係，地方政府是跟企業一起以合作伙伴關係來做這些公共工程，怎麼可能所有的負債都在企業這邊，完全不在政府這邊體現呢？至少政府這邊有財政的或有負債問題吧？三年滾動規劃後面那十幾年、二十幾年、三十幾年，那不是會有你的或有負債嗎？把這個事情處理好，規範化，不全是由此在這方面阻礙PPP發展，恰恰是來更好地指導、引導，在大家感覺對防範風險機制更有信心的情況下，來激勵PPP長期健康可持續發展。這些創新的事情，我覺得是一定要與現在防範風險結合在一起的。還是要由創新作為第一動力。實話實說，我在地方調研的時候，感覺很多同志反映現在是動輒得咎，什麼事情都做不了，一做就是風險，什麼都不做最安全，你只要做事兒，就可能被人抓小辮子，沒有創新的氛圍了，那我們的前途在哪裡？這是很現實的問題。
這是我想談的三個層面不成熟的看法，請大家批評指正。謝謝！
賈 康 介 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邀請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領銜出版《中國住房制度與房地產稅改革》、《新供給：創新發展，攻堅突破》、《構建現代治理基礎：中國財稅體制改革40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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