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燕青：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歡迎大家來到我們今年的夏季亞布力的第一場活動，我非常榮幸能夠來主持這一場的大咖秀，大家都是為了賈康老師來這個大咖秀的，在這個話題之前我先有一個非常簡短的開場。我們今年大家都知道是中國改革開放40週年，我們今年的夏季亞布力大的主題也是初心與改革的再出發，這是一個非常好的主題。40年以來像中國的改革開放的初心，經濟學家普遍認為是市場化取向的改革，在過去40年中，中國因為兩個大的原因實現了比較大的成就，一大家普遍認為是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和地方政府之間的積極的有所作為，導致了中國經濟增長比較快的能夠推進。第二個是中國以比較好的方式融入了全球化的進程，在全球通過全球的供應鏈和產業鏈成長為全球最重要的製造業大國。
在這個大的背景下，中國在過去40年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經濟和各方面的成就，在這樣的40年背景下這個世界也在發生著非常快的變化，我們都知道2008年—2009年的時候全球發生了一場經濟危機，在金融危機之後中國有4萬億以及規模更大的刺激的投入，這個很多年的改變就讓中國經濟踏上了一個新的征途。
在這個新的40年的背景下，我們看到了中國經濟面臨比較大的挑戰，這個挑戰第一個是源於我們在刺激的大背景下，我們的經濟發生了比較大的改變，尤其是金融推動了經濟，經濟和金融的關係發生了改變，這個時候中國經濟出現了非常高的槓桿。按照國際的統計，我們最高曾經到過270%的GDP，這是全球範圍內非常高的槓桿。同時我剛才講到因為中國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舉世矚目的成就也讓全球感到了擔憂，在這個背景下在全球的民粹和保護主義的背景下，大家都知道中國現在面臨著更大的一個挑戰是全球的貿易保護主義、中美的貿易摩擦甚至是貿易戰，以及包括全球和中國的關係正在發生比較大的本質的改變。
所以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大家來審視改革開放40年，審視我們未來的發展就會覺得我們的未來確實任重道遠，我們從中等收入的國家到高等收入的國家，這個挑戰會變的更大。同時中國和全球的關係發生了本質改變，在未來中國如何和全球相處也變的更加重要。正是因為這樣大的背景和挑戰，所以中國內部的宏觀政策就變的越來越重要，我們現在進入我們這個主題在改革開放40年的背景下為什麼財政政策變的特別重要？我們大家都知道宏觀經濟政策主要是可以說財政政策、貨幣政策、結構改革，財政貨幣實際上是最主要的兩塊。大家也都知道我們在7月份發生了中國政策制界和和學界非常有意思的一場論證，央行研究局局長徐忠（音）有一篇文章，被認為是財政和央行公開的激烈辯論，說明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相互協調是不容易的。也是在這樣一場論戰的背景下，我們知道7月份國務院常務會議第一次提出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所以我們回到今天這個大的主題，我們今天是在討論財政政策與財政政策如何才能更加積極來應對我剛才講到的在改革開放40年以來的這樣的大背景下中國的重大挑戰？
如果要講財政政策，我們覺得中國有誰能來講？我們想來想去，中國實際上只有一位學者，一位政策制定者，一位大家可以講，大家都知道那麼就是我們的賈康老師。如果是說財政政策和政策的經濟學的大背景來說，賈康老師是當仁不讓的權威。我覺得在這個領域是權威沒有之一，就是權威。在這個大的背景下，我想我們今天大家一起來聆聽賈康老師的演講特別重要。賈康老師是我特別尊敬的師長，我也跟賈康老師過去多年一直在請教，對他的印象非常深刻，我們關係也非常好，非常瞭解賈康老師。
我覺得首先賈康老師在政策制定學界是一個非常權威的一位財政和經濟政策領域都非常熟悉而且非常深刻的一位政策制定者和研究者，為數不多的被大家認為宏觀經濟的角度也是非常好的學者，這一點非常不容易，所以他對全局的關注會非常深入，而且又是好的政策制定者。
第二，我覺得賈康老師有非常獨立的學術精神，而且非常有情懷。我舉一個非常有趣的例子，賈康老師過去多年以來經常和我們有寫稿的合作，但是賈康老師的稿子經常發不出來。為什麼？因為思想太獨立了。但是我們在這些重大問題上，我們總是能用這樣或者那樣的方式讓賈康老師能夠把他的思想傳遞出來，從而引導決策、推動決策，能夠影響公眾的政策討論。我覺得最後還有一個非常重要的一點，賈康老師也是一個性情非常耿直、敢說真話，這個和獨立的情懷和精神是相關的。
我舉個例子，大家都知道中國有很多研究者，在過去好多年我們的科研製度曾經在一個時間段內面臨比較大的挑戰，當時賈康老師在全國的科研界內有一篇非常重要的訪談發在《第一財經》，當時賈康老師歷陳目前中國科研製度重大的弊端，他的這篇文章影響了中國的最高決策層，在後來實際上改變了中國科研決策的一些重大問題，後來中國的科研界才有了更加大的研究空間和獨立探討的推進的更大的可能。
剛才我是大致給大家從我的角度隆重推出賈康老師，我們下面用熱烈的掌聲有請賈康老師來給我們作主題分享，一會兒我們會有更多時間進行討論，歡迎賈康老師。
賈康：謝謝燕青，大家好！很榮幸能夠有這個機會跟各位交流。因為時間比較緊，我還要8點半去趕飛機，8點半之前我先說說自己的基本看法，然後和各位討論互動。我爭取說得儘量簡潔一點，命題作文，是會議主辦方希望我就如何理解“積極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談一些看法，我分幾個層次來說說自己的認識。
首先，說一說積極財政政策的概念。如果從經濟學的解釋來說，首先就是帶有擴張性。我們1998年使用“積極財政政策”概念，帶有中文這方面含蓄性的用意。那時候有人問，難道還有不積極的財政政策嗎？它實際上說的是當時亞洲經濟危機發生以後，我們需要有適度的政策刺激與擴張。我現在認為，除了擴張性以外，財政政策還有它自己不可替代的結構優化功能，要把它的功能更著力地發揮好，那麼就是積極或者更加積極。總之就是這樣兩個基本含義。
在中央要求更加積極這方面，我們要特別強調一下背景：這個背景聯繫著“更加積極”的必要性。我們其實已經從2010年的兩位數的高速增長狀態一路尋求軟著陸，基本上形成了L形轉換，尾巴拉出來這個平臺狀。因為大家看看，從2015年下半年到現在，已經是12個季度，就是3年之久，中國的宏觀經濟運行是在6.7%到6.9%這個很窄的區間裡面波動，就是一個平臺狀，大寫的L形，尾巴已經拉出來。本來應該在探底完了以後乘勢再企穩，我的理解企穩是在沒有繼續往下走的勢頭的同時還要凝聚一個市場上比較有共識的向好預期，我們本來上半年向好預期進一步的形成，是很有希望的，我們一季度GDP報出是6.9%，二季度稍微往下調了一點6.8%，但就在這個二季度，大家看到所謂中美貿易摩擦升級——不知道現在媒體允不允許說“貿易戰”？
楊燕青：不允許，要說貿易摩擦。
賈康：但是我們的外交部、商務部、雜誌都繼續用“貿易戰”。講的是一回事，就是貿易摩擦的升級帶來了明顯的不確定性，但是大家一般都估計由於有外部的不利因素，我們下半年的經濟和未來一段時間的經濟，要往下走。在這個情況下，我認為面臨著這種已經有的衝擊和不確定性的擔心與焦慮之下，大家都覺得還算不準，但是都心生疑慮或者恐懼這樣一個新的形勢，經濟已遭遇了不確定性和新的下行壓力，就必須按照宏觀調控所說的“相機抉擇”做出政策調整。我的理解，這個政策調整已經看得很清楚，中國貨幣政策年初還在講穩健、中性，現在變成了穩健概念之下“鬆緊適度”，關鍵在於這個鬆緊適度是怎麼松的問題。要我理解緊已無所指，前一段時間大家已經注意到緊得夠厲害了，按照高善文的說法，是中世紀動手術的辦法，又不給你打麻藥又不給你消毒，捆住了以後就給你開刀，活得了活不了看你的命如何，這個話說得比較帶情緒，但已經是企業層面很多人的感受，已經很緊。那麼現在講鬆緊適度，主要就是怎麼松的問題，貨幣政策已經幾次出手，要定向寬鬆。但是把它總結在一起，既有向農這方面的寬鬆，又有向中小微這方面的寬鬆，最近還有向大企業、成規模的企業的寬鬆。所以貨幣政策的定向寬鬆加在一起，實際上我說已經帶有全面寬鬆的特徵了。這時候，財政政策要在貨幣政策鬆緊適度的情況下，怎麼樣掌握好更加積極的問題？這是我今天的主題。
新的宏觀政策，應該講是具有可行性的，貨幣當局存在適度“松”的操作空間，如準備金率、利率、公開市場操作。利率如果再繼續往下調也是有空間的，我們離所謂經濟學家討論的“流動性陷井”還有很長一段距離，有必要的話貨幣政策可以再使用一些擴張空間，公開市場操作也有它的操作空間，但今天我們不主要討論貨幣政策。財政政策要配合貨幣政策來實施總量擴張，那麼它的擴張度加碼的操作空間，一定會涉及到燕青剛才提到的徐忠博士強調的得提高赤字率，“不提高赤字率的積極財政政策是耍流氓”，但是實際生活裡面大家得注意，現在已經是馬上要到9月份了，有沒有可能走財政正規的程序，做預算調整方案，提高赤字率，加大債務年度發行規模？我現在看不到這方面的跡象。嚴肅的講財政是必須走預算程序來提高赤字率、加大發債規模的。
我們回想1998年朱鎔基同志正式出任總理以後，他跟著看，一季度數據不對頭，就下決心實行了前所未有的年度中間的預算調整方案，那時候發行了長期建設國債和抬高了赤字率。以這樣一個類似措施來說更加積極，在年內，我現在看不到跡象，所以我們只能說不排除明年和後續年度有必要的話，赤字率有所提高，負債規模繼續擴大。但我想強調，這還不是積極財政的全部，不能以為積極財政政策就是在總量方面提高赤字率、提高負債率。財政政策我前面說的它的積極定義裡面，非常重要的就是優化結構，優化結構應該納入當前中國所討論的財政政策更加積極，而且要特別加以強調。因為這個視角正是緊密結合中央反覆強調的我們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的主線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而這個結構的優化，需要區別對待，宏觀政策的區別對待主要是財政政策的功能。你不能指望貨幣政策在這方面挑大樑。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協調中間，也會出現一些中國特色的事情。
我說得比較直率一點：兩個部門之間的協調有時候覺得不那麼順利、不那麼愉快，貨幣政策當局更多願意自己操作。所以前些年中國這兩大部門始終沒有形成國庫券概念的公開市場業務裡面那種短期國債、公債吞吐的操作，央行自己寧肯按央票的概念來做替代短期國債的那種市場操作。當然後來央行又搞了一些讓人看不太懂、我也說不太清的、各種各樣的英文縮寫的政策工具，其實也是類似公開市場業務的一些操作。我們把央行這些操作放在一起，還是要回到一個基本認識：這些操作更多隻能解決總量上的問題，即在當下更多解決適當松的問題，而適當松的同時怎麼樣處理好結構優化的問題，這一定是財政要唱主角的。積極財政政策更加積極，一定要在結構優化的方面，利用我們現在財政政策的內在功能，充分體現它怎樣在結構優化這方面有所作為。我覺得如果在徐忠博士討論問題的時候把這點加進去，他的框架其實跟財政部門就可以達到更多的一致了。財政政策這方面不能夠否定說必要的時候我們要提高赤字率，提高發債這方面的力度，但是一定要結合著提高赤字率和更多的發債，把資金籌集起來、運用起來的時候，到底怎麼樣合理區別對待，怎麼樣補短板，怎麼樣通過結構優化支撐中國的高質量發展，支撐中國在升級版的軌道上發展。這種從宏觀視角來看的、面對全局由財政政策更積極地去推進結構優化，是財政部門無可替代的、義不容辭的職責。
再往下，我覺得對積極財政如何更加積極，就可以具體討論一下應體現的各個方面。
第一，赤字安排。我是覺得既然今年似乎看不到管理部門有類似的口風或者討論這個問題的跡象，但我們現在可以接著往前看。年內不做赤字率的適當調整可以理解，因為現在如果說貿易摩擦對年度GDP的影響一般認為不會超過0.3個點，上半年已經是6.8了，下半年如果按照年度0.3個點，或許我們下降0.15個點，如果再翻倍，下半年有翻倍的影響，也就是全年下降0.6個點的話，下半年是帶著下降0.3個點，我們仍然能夠達到年初所說的年度經濟運行是6.5%左右這樣一個引導性的目標。我是這麼理解的：現在沒有別的跡象，今年可能最大的概率就是赤字率不必經過一個預算調整方案在年度內提高了，我們可以討論下一年經過法定預算程序適當提高中國的赤字率。今年官方報的是2.6%，我們前兩年曾經報3%，有必要的話明年我們至少可以先提高到3%。3%是一個心理關口，是當年歐盟成員國籤馬約的時候取的整數關口，把3%作為一個預警線，我們抬高到這3%，不會有什麼大的風險。世界經濟危機發生之後，歐盟這些成員國，不光是那些壓力比較大的一些小的經濟體，就像帶頭大哥德國和法國，也沒有守住3%的預警線，適當超出一些，實踐證明不會有什麼特別大的問題。當然你也得謹慎，能不超過最好不超過。中國現在咱們純粹是設想，有必要的話可以提高到3%，下一年我覺得是可以考慮的，如果有必要的話，後續年度再提高一點，我覺得也不會有太大的風險，但是一定要審慎考慮這個事情。這是其中一個我們可以考慮的操作要點。
和赤字率提高相關的還有中國的國債和公債（包括地方債），合在一起作還本付息各個年度的通盤考慮，以掌握好各個年度的舉債規模。舉債規模跟赤字率提高是正相關的，如果我們適當提高赤字率，明年和後續年度彌補赤字的舉債規範機制如假定在未來幾年還本的壓力比較均勻，那麼就應該更多地考慮每年度適當多舉一些債。多舉些債，我們現在公共部門的債務如果按照官方說的不到40%的GDP，即相當於不到40%GDP規模這樣一個量值，這完全可以說是一個安全區內相對保守的狀態，有必要的話，我們可以在未來年度適當地提高到40%、45%甚至50%。中國現在的GDP按人民幣計已經80多萬億，如果提高1個點是多少？1個點就是8000億元以上的舉債規模，要提高5個點，就是4萬億元以上的年度增加舉債規模，而且基數還會抬高，所以這方面我們舉債的空間也是有的。但是也要警惕大家擔心的問題：官方數據可能不包括人們議論紛紛的地方隱性債。地方隱性債到底是多少？應該講，我現在觀察來觀察去沒有權威數字，只是大家擔心這隱性債有可能又捲土重來，前些年曾經高達接近18萬億，後來《預算法》修訂之後，經過三輪的置換，把十幾萬億的地方債存量消化掉了，轉成了中國特色之下由政府牽頭安排、銀行金融機構也接受的中期債券。這樣一來，財務表現上銀行原來這些以貸款等等方式出去的借貸資金，它未來的收益水平是降低的，但是它的資產質量評級卻提高了，所以銀行系統在這方面也沒有太大牴觸心理，也接受了在金融防範風險情況下這樣的安排。原來的存量已經消化得差不多了，現在大家擔心的是跟著融資平臺的暗中操作，跟著所謂產業引導基金這方面操作中間可能產生過多新的負債，以及PPP概念之下地方政府捲進去產生的未來的更多負債（這從學術上來講應該上是一種或有負債，或多或少會發生這些債），它到底是多大的壓力？現在真的沒有一個很清晰的判斷。但我不認為，會像有人所說的整個局面已經不可收拾。某些區域現在看起來負債率比較高。我現在在網上看到的資料說，西部很多地方負債率確實比較高，但是你要看到底在西部哪個區域，這個區域負債率提高的時候它的產業集群和整個發展態勢怎麼樣？像貴州，表現出它的負債率比較高，但是貴州新經濟產業集群的形成，卻是令人歡欣鼓舞的，如果處理得好，它經歷相對高負債的幾年，又會再接著把它的產業集群潛力發揮，此過程中會轉入負債率可以降低、而經濟發展裡面活力上升的一個更好的局面。
中部區域最典型的是武漢，那時候“滿城挖”，後來BBC去做採訪，開始BBC不說到底要說什麼，採訪後出了這個節目，是攻擊武漢，說馬上要垮，武漢負債率簡直高得一塌糊塗。但實際上，我那時候就說過一句，你不能光看負債率高，武漢在原來產業集群的情況下，進一步發展，有東湖光谷等新經濟的增長點、新經濟的增長極區域，又把它的城市基礎設施，通過滿城挖鋪開幾萬個工地，來了一個升級換代，在走到半程的時候，如果覺得公眾有疑惑，最好的辦法把信息披露出來，讓大家形成一個基本共識，我們會忍受一些噪音和城市的揚塵，讓這幾萬個工地儘快走完最痛苦的階段，衝過瓶頸期以後，就是一片更光明的未來了。BBC那時候恰恰在武漢衝關的時候來潑冷水。我說最壞的情況，就是你聽BBC的節目以後，覺得武漢不得了要出事了，把這個建設一把掐住，那麼這是最壞的結果：形成一大堆半拉子工程，老百姓已忍受了噪音、忍受了交通不便、忍受了種種的揚塵，結果本來應該得到的，再往下會越來越好的結果卻出不來了。好在還是有基本的理性，BBC說了這個以後，武漢的整個發展過程沒有受到多大的干擾。現在你看看武漢及周邊區域，就是乘勢待騰飛，一片大好形勢。東湖下面已有湖底隧道，它其他的基礎設施大家去了解一下，長江上、漢江上，通盤的與產業集群配套、宜居城市的建設工程，就是升級發展。我現在非常看好武漢，在這種情況下，大家看好武漢的樓市也完全有道理。又有產業集群、又有宜居城市建設，好不容易衝過了瓶頸期，現在要在武漢一試身手的企業家和咱們的年輕創業人士，在抓機遇，我覺得這就是一個典型。前一段的負債率在衝過瓶頸期以後，它的壓力釋放出來以後，一定是逐漸下降的。貴州等等地方如果是類似武漢這樣的發展過程，我覺得不要把它說的一下似乎是大禍臨頭，過不去了，一定要理性分析。
具體的地方隱性債，還有待於加強調查研究。一方面防範風險，另外一方面也不要在這裡面有意的去渲染極端化的一些過度悲觀的說法。我覺得還是要爭取能夠說得中肯一些、全面一些。舉債的安排和赤字有一定關係，是帶總量擴張特徵、比較鮮明的一個更加積極的要因。
但是再往下，對結構性減稅，我覺得要特別強調。這也是這一陣企業家反覆發出聲音的，最新的一輪是蔣錫培關於大規模減稅的幾條建議，網上熱傳。中央說的“更加積極”，我覺得當然要包括減稅空間的進一步運用。關鍵是到底怎麼樣減稅？中國現在算全了，就18種正稅。這18種稅還不會讓一個企業全碰上，企業碰到的稅哪個還可以再減?比如說營改增以後，增值稅的標準稅率17%，往下降一個點，另外把中間那一檔稅率從11%變成10%，這個在年內以它為主的減稅，就是克強總理報出來的，今年要減稅負8000億元，加上稅外負擔的另外3000億元的降低，今年整個要減輕企業和納稅人負擔1.1萬億元。這是在前面5年減了3萬多億負擔以後，今年明顯加碼，一年就要減1.1萬億元以上。不能說在這方面沒有安排，在這方面再加碼，更多減一點，就得繼續考慮還能減什麼？
企業所得稅方面，中小企業減半徵收，已經明確說了，到2020年以前不變。減半徵收，就是25%的稅率變成12.5%，比特朗普減稅的力度還大。小微企業也有一個類似的“起徵點”，已經一抬再抬，抬得已經相當高了。你說企業所得稅還能打什麼主意？是不是給大型企業，中石油、中石化他們再減稅，大家可以討論了。企業所得稅還有一個在積極裡面可以考慮的操作點，就是企業的研發投入，原來說可以加計抵扣到150%，後來又提高到175%。我們現在能不能考慮再抬高一點，抬高到200%、250%，這是可以討論的。但那就是針對性的了，哪個企業已經有研發投入，你可以在稅基裡面做這種加計抵扣，沒有研發投入，對不起你就享受不到，這都是鼓勵你更多做研發。對這些都可以具體討論怎麼樣進一步減稅。這是支持企業進一步釋放潛力、釋放活力和創新發展。
除了這些以外，我特別強調，要看中國的全景圖，企業真實負擔大量是稅外的。我不太懂，國際對比方面，為什麼企業界一說，都是應減稅、減稅，為什麼不說，中國企業在國際對比裡面高得特別不象話的稅外負擔要努力往下降？像宗慶後，那時候他說，查清了娃哈哈要交500多種各種個樣的收費，但是他籠統說這都是我們稅負太重，到管理部門那邊就說，這些不是稅，是稅外負擔。
要說到中國的正稅，如果做國際比較中國的正稅其實並不算高。但中國整個企業負擔的變動和彈性空間，明顯比國際水平要大，按我們的研究者的說法：它的規範性是明顯不足的。鄧小平說過我們還要至少幾十年以後，才會有一套比較成熟的制度。
現在說到中國除了稅之外其他的東西，宗慶後報出了500多種，發改委和財政部坐不住了，得跟總理報到底是怎麼回事。去了以後，宗慶後把一些大項和小項分裂了，應把小項歸回大項裡面，歸完以後也有三百多種。一個企業在十幾種稅之外（還不一定有十幾種），還有好幾百種稅外各種各樣的交費，這個費有高有低，每一項不一定很多，但是合在一起稱得上多如牛毛。而且你要想到企業交這些費的時候，與局委辦打交道的時候，有多少名堂，那叫“打點”，要耗費多少時間？時間也是金錢，也是它的成本和負擔。這幾百種收費，這是在中國特色之下特別過分的，你放眼看去，搞市場經濟的國家，很難再找出第二家。怎麼改它？那這就是我們所說的，現在企業真的要降低負擔，不能光講稅，一定要把稅外各種各樣的企業負擔都放入眼界，看全景圖，這個全景圖裡還要看五險一金，非常明確地說，中國的五險一金合在一起，企業和企業職工一起承擔的像基本養老金的負擔，在全球相比是最高值水平。
怎麼把它往下降？現在如果沒有在基本養老制度方面的改革，說實話降不下來。因為現在基本養老最高做到省級統籌，省級統籌之下在某些省已經過不了日子了。中央不得已，千方百計救遼寧等等，才能夠混過來。本來應該解決什麼問題？應把全中國各個地方的這些基本養老的繳費，放在一個全社會統籌的蓄水池裡，什麼道理？放在全社會蓄水池裡，它的互濟功能、供給功能馬上就提高：這邊遼寧揭不開鍋了，那邊廣東滾存結餘多年（因為它的勞動力結構是平均年齡很低），滾存多年的大量資金沒法處理,就委託國家級的社保基金理事會替它打理，一給就好幾千億，由上面去替它打理，但是這種錢是一分錢也不可能調到遼寧去解它的燃眉之急的。你要一起放到一個大的蓄水池裡面，那就好了，這個互濟功能、供給功能提高了以後，繳費標準就可以降低，就是這個道理。
但是這個事情就遲遲過不來。十二五說要提高沒有提高，十三五說要提高，現在看看開始有點動靜了，有點動靜了看看能不能真正做到位。這個事情涉及到真的觸動既得利益了。我們聽到有關管理部門的說法，我們五險一金的收費權（裡面主要項目的收費權）是某某前任老領導在他任上千辛萬苦的努力才爭到我們部門的，每一代、每一茬的黨組要往下交代，絕對不能喪失在你們新的領導班子手裡。因為它養著幾十萬人，這就是最基本的中國國情。所以總理說減這些各種各樣的收費，是要拆香火才能解決的問題，總理說到這個已經很不容易了。拆誰的香火現在終於有動靜了，比過去有進步，如國地稅合併，但是在整個改革裡面這還是一個小步，原來是小花步、小碎步，現在出來一個比較像樣的步伐了，還要有其他部門的合併，還要繼續往下推。
國際上面，國家管理綜合部門，找不到像中國有一個這麼大影響的發改委，另外還有一個管得很紮實的財政部，能不能設想把這兩個部門改成一個“發財部”？這在新莫干山會上我們討論過，媒體也有報道，但是所有的部門都對此不作任何表態，因為在可以預見的一段時間裡面，這確實還提不上改革日程，這是中國的國情。但是你看人家韓國，在他們的發展過程中間，我們九十年代初去韓國的財政部，人家叫做規劃與財政部，人家早已經把規劃部門跟計委、財政部合在一起了。你去法國，法國是有一些特定的集中特徵的，但是它那個部叫做經濟產業與財政部，等於把規劃、財政和我們的工信部、商務部等統統合成一個大部。中國這方面如果在上面能夠大部制，下面局委辦也就少了，局委辦少了審批權、設費收費權，設租尋租權自然跟著拆香火就拆掉了。這是一個攻堅克難的任務，所以光講減稅不能夠覆蓋中國現在實際所說的減輕企業負擔的全貌了，而且最主要的部分沒有放在減稅概念裡面。盲人摸像，你光是感覺摸到一個局部以後，你就猜是全局了？中國的企業負擔到底你摸到這部分怎麼形容它，摸到象腿你說像柱子，摸到象耳你說像蒲扇，摸到尾巴你說像一條粗繩子，摸到身上像一堵牆，都不太對。要合在一起，把所有這些負擔納入全景圖去解決。
還有一個隱性打點的負擔，總理現在也說了，為官不為，他也著急，中央也專門下了文件，官場要有所作為。但是你現在如果沒有一個系統性的改造，沒有配套改革，就是給你拖著，原來可能是要打點解決問題，人家企業說我好歹知道怎麼打點，現在人家打點都摸不著門了，拖來拖去這個時間成本的負擔更要命，市場的機會也就喪失了。這是一個整頓澄清吏治、以合理激勵改變“為官不為”才能解決的問題。
還有支出結構的優化，這裡面有一系列的擴大內需方面應該有所作為更積極的舉措，財政這方面應該以增加有效供給來引領需求潛力的釋放。比如說“有效投資”：促進投資中國可做的太多了。重點建設支出，還有PPP這方面把公共工程、基礎設施、產業新城建設運營、產業園區的開發等等支持起來。教育改革、科技創新也事關發揮科技“第一生產力”的重大作用，它對於中長期的影響十分重要的，這是財政更積極這方面可以也應當努力做到的。
但不能光講教育投入，咱們實話實說，中國的教育現在看起來硬件一般都非常好，我去了很多地方，包括邊遠地方，當然特殊的山區仍然有困難的地方，一般硬件都很不錯了，但是軟件真的是不敢恭維，錢學森之問怎麼破解？不能光說學校有像樣的大樓，有一些新的設備，你還必須要有先進的教育理念，必須要有教育改革，財政還得花錢買機制。
科技創新剛才燕青也專門說了，科研系統現在這樣按官本位、行政化的一套加強管理，實際上完全違背了科研規律，對於中國真正創新一線人才（包括和企業、政產學研結合的課題組），他們的感受是非常非常刻薄之待遇。如果講對於這種知識分子、領頭的創新團隊經濟上的待遇來說，我說中國曆朝歷代沒有這麼刻薄的。過去封建王朝有它政治色彩很濃的文字獄，但只要不碰它的政治，至少還有尊老、推崇讀書人的這樣一些表態。我們現在沒有人講知識分子政策，管理環節沒有人講科研規律。這是中國現實的問題，財政支持教育支持科技，還得爭取把機制調好。
我們的社保體系還要進一步讓老百姓有信心，減少這方面的“預防性”儲蓄，大家開始更多注重擴大消費的內需了，那我們基本公共服務這塊一定要做好涉及到的戶籍改革、新農村建設、精準扶貧、社會扶貧，以及更好的政策託底、託得更精準，更能夠把錢花到該花的地方。
行政改革要攻艱克難，這就是更有難度的事情了。
企業改革、金融改革還要破解約束，一方面大家都說不能搞那麼多剛性兌付，但是碰到事情了不剛性行嗎？這樣一個在中國來說多少年的糾結，你要在央財互懟這個層面上去討論它，是無法解決的，央財這兩個綜合管理的調控部門，一定要意識到要一起來推進配套改革，去改造軟預算約束——涉及到市場主體、銀行和金融機構，還有很多地方基層政府，他們軟預算約束的頑症。克服這個弊病才可能有新的局面，使金融像金融，財政像財政，市場像市場。
我大概說的就是這些內容，還剩一些時間，請燕青主持討論。
賈康介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邀請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領銜出版《中國住房制度與房地產稅改革》、《新供給：創新發展，攻堅突破》、《構建現代治理基礎：中國財稅體制改革40年》等。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數據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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