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賈康先生2018年02月10日下午在金融科技與共享金融100人論壇高端圓桌討論暨王永利博士所著《穿越危機世界劇變的中國選擇》迎春讀書會上的發言）
謝謝邀請我參加今天的閉門討論會。前面嘉賓的發言聽後很受啟發。我也是感覺在當下氛圍裡討論王永利行長這本新書，很有意義，在裡面討論的穿越危機命題，正符合當下大家所感覺的：是不是又有點危機迎頭的壓力了？
前幾天我在開會的路上接到《新京報》記者電話，一個勁追問，說今天股市崩盤的形勢和原因應怎麼樣來評價？當時我完全不知道有“股市崩盤”形勢。我反問：你們聽到有什麼背景嗎，記者說似乎就是美聯儲換了掌門人，新掌門人的取向是不是更帶點激進色彩，不是鴿派，而是鷹派，大家擔心美聯儲升息的力度超出預料。我說只是這麼一個事情，不足以解釋現在所說崩盤的壓力啊。現在又已經演變了好幾天，網上看到說什麼的都有，有的引用已經去世的講康氏長週期的周金濤預測，說2018年是一個坎兒，雖然說的話也不是很清晰，但是強調2018年的特殊性——一般人認為，這又讓他預測準了；還有說就是前幾天血月亮預兆著出大事……什麼說法都有。我是真沒有想透，如果從美國整個經濟基本面來說，正處於復甦後的升息通道，雖然特朗普帶來政治方面的變化等等因素不很清楚、不太確定，但是經濟運行方面，我覺得他主打的減稅和基礎設施建設升級，是很靠譜的，已經引導市場預期在最近的兩三個季度表現出很有支撐力的增長。怎麼突然一下，來了大家恐慌心態合成的巨大利空和這樣一個股市上的大震盪？在全球化背景下，美國牽一髮而動全身，中國股市一直在晃晃悠悠過程中，有點牛的氣象都是很短的，熊一來就很長。這次又是，跟著美國的股市，中國的股民非常悲慘了——這幾天又是網上各種各樣的話都出來了。我自己真的還解釋不清楚，為什麼一下到來這樣一個情況。要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央前面一段時間特別強調防範風險，似乎又特別有所指了。但是我並不認為中央當時已有如此具體的預測，或者說，越強調防範危機衝擊，這麼一個衝擊就真的到來了？所以還是要觀察。憑著過去觀察的經驗，我總覺得如果處理得好，美國的基本面還是能夠支撐住的，這次震盪當然是衝擊，但不至於重演2007年次貸危機引起全球金融危機。這是否只是我自己的良好願望？大家還都在觀察，現在還無力再做展開的細緻分析。
藉此機會，我們作為研究者，希望在混沌的局面裡，總結一下應該總結和加深認識的框架和線索。我認為王永利行長的書，以及在網上已可搜到的經濟觀察報上他關於記賬清算與貨幣金融裂變的文章，都有理論密切聯繫實際方面特別的研究成果份量。金融問題，的確需要從貨幣開始，延伸到金融、風險與危機（包括金融的與經濟的危機）的分析，一步一步推到生活圖景中，力求形成全面、深刻的認知。
我當年在恢復高考後得到機會上大學，曾細讀資本論，研討政治經濟學，其中講作為一般等價物的貨幣，有五大功能，到現在來看這個認識框架還是有用的，但是解釋上就不可能一模一樣，應與時俱進了。“價值尺度”，是觀念的就可以了，並不一定是真的把貨幣擺在旁邊跟著比。到“流通手段”，就必須是實實在在的貨幣購買能力才能夠做媒介，才能形成商品流通。到了“支付手段”，又更多展開了它的作用空間，支付很顯然是要完成交易，而現實生活中過去早已說到的“商業信用”賒銷賒付，就有了跨空性質，有時間差了。再說到“貯藏手段”，過去曾認為只有貴金屬才有貯藏手段功能，現在看來不對了，各個國家都有外匯儲備，不就是以所選擇的儲備貨幣充當貯藏手段嗎。所謂“世界貨幣”，在全球化時代來說，即是世界公認的財富代表，一般人認為，世界上財富代表的頭號選擇還是美元。從這個角度來說，永利行長的思維線索我覺得非常值得我們肯定，是從基礎理論層面的貨幣開始，一個一個環節往深化認識上面推，追問經濟的貨幣化為什麼引發危機。
從貨幣史上鎖定“貨幣天然是金銀”說起，一開始貴金屬均質化，計量便利，好攜帶，有在交易中易受信任的特點，這個信任到位以後，主權國家鑄幣的時候可以基於信任，往後降低其成色，實際上就是含金量“摻水”，趁機收取“鑄幣稅”。聽任“劣幣驅逐良幣”，然而功能仍然可以發揮，說明大眾仍然接受“劣幣”。到了與貴金屬脫鉤後，紙幣，電子貨幣，發行的主體同樣會有這塊稱為“鑄幣稅”的利益。如果說美元是世界上最具代表性的硬通貨，它的地位演變過程中，最關鍵的轉變，就是在二戰之後，美國在真正確立世界頭號強國地位的節點上，以佈雷頓森林體系，把美元當做貴金屬黃金的標準替代物按35美元1盎斯固定價格可隨時兌換。但是後來到了七十年代初，石油危機發生後，撐不住了，居然讓美國當局硬生生耍了一個大賴皮，就放棄了美元與黃金的掛鉤，宣告了金本位制演變為準金本位制之後的完全謝幕，竟然全世界又不得不接受它。這是很有意思的人類歷史發展上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其後再沒有跟黃金直接掛鉤的硬通貨了，但是美元還是現在全球最主要的硬通貨。以全球各主權國家貨幣在國際經濟活動中使用的佔比概念來衡量，美元佔的份額接近80%，歐元只佔百分之十幾，日元只有幾個百分點，人民幣零點幾。這些有關於貨幣理論和實踐的認識，非常值得我們與時俱進，來進一步分析解釋它。
我注意到網上有一個說法：貨幣的本質是信任。我覺得有一定道理。如果按照現在區塊鏈的說法，以後這個信任不一定與主權國家的政治權利對接了，也不一定要求與作為貨幣調控當局的央行對接了，如果以後區塊鏈真的能達到社會信任，是去中心化而毫無異議的、非常確切的信任，自然而然跟著的就是改變金融生態和錢物流通系統。當然現在說這個境界，還為時早了一點，但是至少現在已經看出這個挑戰了。
在我們已經延伸出的“主權貨幣”的線索上來看，美元的全球霸權之所以現在仍然不可動搖，我覺得說到底就是，一旦全球風雨飄搖，從經濟角度來看的大危機，再推展到極端的情況假設出現大規模戰爭，包括像核戰威脅這樣的局面，人們選擇避險資產，首先是依照哪個本位？其實這就是信任度的衡量。美國人自己的金融深化曾走過了頭，造成次貸危機和世界金融危機，但是危機發生後，為什麼大家還是首選美元資產作為避險資產呢？就是衡量來衡量去，別的幣種資產的信任度和安全性都不如美元，美元后面，當然是以美國的綜合國力和軍事實力為後盾。
這個認識框架，對應著我們實際生活中的信用。經濟社會中使用貨幣尺度來交易，有賒帳賒銷，有了王行長說的由現金清算變成記賬清算，這就產生一個跨空的時差，在跨空的視野下，跟著又有銀行發揮其獨特的作用去處理時間差和信任感的問題，來形成信用鏈條，經過多年發展下來，常規的種種金融工具，已相對成熟，在間接金融旁邊，又發展出現在至少在發達經濟體相對成熟的直接金融市場。再往下的發展，這種信任的建立與新科技創新大潮而展開的可能性，當然又是我們需要密切關注的。
於是風險和危機因素孕育其中：在現實生活中的這種“信任”，受到什麼樣的威脅以後，可能一下子信任感陡降，那就是風險因素的顯性化，一些風險點的矛盾暴露，如果形成普遍的情況，是否就是形成了系統性風險？如果某種情況下，原信用維持的資金鍊已不能靠相關的手段維持，（王忠民理事長專門說到對信用風險認知太一維化的問題，因為已經有那麼多手段對沖風險，淡化風險，緩釋風險，形成了這樣多維的機制），如果在這個運行中間出現明顯的一起失靈的情況，是不是就是系統性風險呢？不能一起以信任感維持基本的資金鍊，而出現社會主資金鍊的顯性風險，是不是就是系統性的金融危機？對這些，我感覺到非常值得研討。
如果從原理層面開始，再到技術層面，把亞洲金融危機和世界金融危機，以及眼下的困惑連在一起，做深入探討，理論服務於現實的意義我覺得馬上就凸顯出來了。現在不可能一下子解釋所有的關於風險這方面的疑問，但是至少我們的認識已有深化，在這個深化基礎上，又可以使我們更好地聯繫實際，聯繫中國現代化過程中的推進金融創新，同時在金融創新中發揮金融功能和競爭力作用的同時，儘量有效地控制我們的金融風險和經濟風險。追溯認識源頭，我想試總結一下：貨幣的本質應認為是市場交易活動中的“信任”與“便捷”，當今世界，貨幣已完全跨越了其“天然是金銀”的發展階段，電子無形貨幣、移動金融的時代已經到來，風控的挑戰、危機的考驗，也如影隨形。
我想起上大學的時候，我們班裡有一位同學拿來一份當時薛暮橋老前輩手寫的關於貨幣認識的文本，主線是說馬克思討論的貨幣五大功能怎麼認識和解釋。薛老覺得需要在發展中探討和解釋，但似乎在他有生之年，這個探討文本並沒有公開發表出來。我們現在於生活中，顯然還要延續這個視角上進一步的深化認識。堅持馬克思主義，還必須發展馬克思主義，而且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與其他的經濟學研究成果是完全可以打通的，我們現在已有了這麼豐富的關於貨幣金融學、關於對金融風險防範的積累起來的知識，完全可以作打通的深化探討。
主持人（俞勇）：謝謝。賈康老師從歷史角度研究金融風險問題。如果長期來看，包括甚至可以拉長一點，我曾經做過一個研究，就是股票它和長期的宏觀層面是沒關係的，它是代際關係。如果看一個點，是得不到一個可靠的結果。第二個，我同意現在的基本面確實不錯，但是最近的股市，就是美國股市會出現這種情況，一個對加息預期過度反應了，美聯儲這個。第二個，基本面比較好。第三個，可能前期美股估價過高。同樣反到我們這兒來看有同樣的問題。
我想問一下賈老師，穿越危急，中國的選擇，很重要的是根據中國十九大，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這些精神，一個是防範風險，一個是防範地方政府債務風險，賈老師長期在財政口深耕這麼多年，能不能這個跟我們分享一下。
賈康：這是大家現在關心的問題，我自己關於這方面的一些基本認識，大家感興趣可以搜一下公眾號“賈康學術平臺”，就可以搜到我認定的發言整理稿。另外我的微博上前兩天也已掛上了。主要的思路，我感覺先要判斷當下大家這麼看重地方債，到底是擔心地方債的哪一部分。我不認為是擔心官方公佈的2017年底16.47萬億元那一塊。那一塊是比較陽光化的，在整個年度GDP裡，也就是相當於20%，或者20%出頭。加上有統計依據的中央層級的國債，整個中國公共部門的負債率顯然是在安全區內的。那麼為什麼現在這麼緊張？我感覺可能最主要的，是大家擔心這幾年大力發展的PPP，是不是造成了所謂新的鉅額地方政府隱性負債。但是這方面我專門做了一些分析，PPP這方面擔心所的明股實債，兜底條款帶來政府無限責任，還有管理部門認為應該排除掉的拉長版BP，以及地方財政承受能力是不是要突破天花板，一一分析下來，我認為沒有那麼嚴重的問題，不要弄成風聲鶴唳。當然這方面需要防範風險，但現在有一種傾向，當前大家關注地方債有無問題，有整個管理部門體系裡的特定氛圍，爭相表明自己堅定貫徹中央控風險、去槓桿的精神，而一定要在自己工作崗位上表明是怎麼回應中央精神的。一起講防範風險，而不注重再進一步區分什麼叫系統性風險，什麼叫風險點。其實金融的風險無處不在。PPP投融資裡，我也不認為地方政府可以完全撇清相關負債風險的關係，因為是一起來做投融資，合作伙伴間怎麼可能把所有的負債都推到企業那邊去，而政府撇清干係呢？應該更好地在這方面把風險認知水平提高，並加入國際合作，在PPP機制的資產負債表規則上，劃清資產、負債的主體界限，這應該是風險中的陽光化和疏堵結合，疏更重於堵。我不太明白為什麼當下社會氛圍是對地方債認為再不防就大禍臨頭，似乎還不到這個狀態，是不是有矯枉過正的可能性。一旦到了中央特別強調防範風險的時候，管理部門都是層層往上看領導眼色，領導給一個意向，大家一起講怎麼貫徹，一起以防風險為最關鍵的要領。實際到了地方的工作層面上，就是使地方同志感覺為似乎PPP要叫停。我反覆說不可能叫停。點剎車是可以的，也正好穩一穩，總結總結經驗，做好防範風險的事。但是總體上還是應把握住繼續創新發展是必然的選擇。實話實說，現在實際工作場景中沒人敢提創新了。因為PPP是感覺動輒得咎，不敢動了，但是希望不要在這方面走過頭了，特別是應當防止造成一大堆半拉子工程。
賈 康 介 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邀請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領銜出版《中國住房制度與房地產稅改革》、《新供給：創新發展，攻堅突破》、《構建現代治理基礎：中國財稅體制改革40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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