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來源：《南風窗》2018年總第24期，記者：曹檸）
2008年以來，中國經濟內部的結構性問題日益凸顯，隨著後發優勢的減弱，中國經濟增速由峰值水平轉折性地回落，進入“新常態”。同時，全球金融危機之後，歐美各國以量化寬鬆為核心的宏觀調控效果並不明朗，中國以歐美日的需求帶動出口的增長模式將不可持續，西方主流經濟學派近幾十年從需求側入手調控經濟的思路遭遇瓶頸期。
2011年初，賈康與其他六位學者發起成立了“新供給經濟學研究小組”。2013年9月，賈康等12位學者發起成立了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通過中國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整合經濟學家、實業家、金融界、媒體界精英。2015年11月召開的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11次會議上首次提出“加強供給側結構性改革”。至此，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已經家喻戶曉，被外界普遍認為是中國經濟轉型升級的重量級戰略部署。
三年過去了，怎樣理解供給側改革和當前宏觀經濟的關係？中國經濟未來的增長空間在何處？國有企業、民營企業路在何方？如何看待當前改革過程中的挑戰和困頓？帶著這些問題，《南風窗》專訪了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原所長、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賈康。
改革始於制度供給
《南風窗》：改革開放四十年了，這時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和改革開放初期鄧小平所說的改革的關注點有哪些不同？兩者是什麼關係？您曾將新供給經濟學的基本主張總結為“八雙、五並重”，到了現階段，哪些是接下來要推進的重點難點？
賈康：其實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鄧小平當年所說的改革開放大政方針”的承前啟後和繼往開來，但是到了改革的深水區，中央現在的決策意圖上，很明顯的取向是科學決策和政策優化必須得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學理的支撐。以這樣的意圖，現在這個表述是在“改革”前面又另外加了兩個前置詞：鄧小平改革說是生產關係的自我革命，這個自我革命它發生在制度供給這個供給側，必須解決制度供給的有效性問題，所以，直接強調出來了。另外，制度供給首先涉及的就是制度結構、利益格局，在這個利益格局裡怎麼樣實現習近平總書記說了多次的“衝破利益固化的藩籬”這種攻堅克難、把硬骨頭啃下來的問題，於是突出地表述了“結構性”。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在十九大的報告裡，明確地說它是作為我們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的主線。在這個主線上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首先是制度創新要能夠把“硬骨頭”啃下來，攻堅克難，使創新發展中制度創新打開技術創新、管理創新的空間，找到新的動力源對沖我們原來動力體系裡那些下行因素，合在一起引領新常態，由新到常，打造質量升級版上的中高速增長平臺。
這樣的追求，我認為就是要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軌道上繼續超常規發展，而這個超常規的發展必然要追求“守正出奇”。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其實就是在這方面有思維創新特點之後，要進一步地把有效市場的作用充分發揮起來，又能更好發揮政府的作用。十八屆三中全會已說明資源配置中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但只說市場的作用還不夠。我們已經在市場作用方面實現了從鄧小平南巡以後認識的進一步的提升：當年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目標模式時，由於種種主客觀條件的限制，還只能說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現在已經認識到它是決定性作用。認識到這個有效市場作用要充分發揮後面，並不意味著把其他市場經濟的經驗和我們以前發展市場經濟探索中間的經驗往下繼續運用，就能一路現代化了，可沒有這麼簡單的事情。守正之後還必須出奇，要承擔風險，關鍵是出奇中間要能夠經受考驗而“出奇制勝”——有效市場後面要緊跟著解決好政府怎麼更好發揮作用的問題，解決好有效市場還要結合上有限、有為的政府。政府的有為容易理解，政府的有限，需要供給側這個所謂供給管理的理性程度的切實提高。這樣的挑戰性任務要怎麼處理好？我們在新時代就是要處理好新供給的問題，確實要經歷一系列理論密切聯繫實際的創新探索。
民企加入混改的新考量
《南風窗》：國企改革事關公平市場環境到確立，進而影響到全社會資源市場化配置到實現。雖然相比二十年前國企效率和經營思路已經有了巨大進步，但傳統的監管和經營模式已經越來越無法適應中國經濟的發展速度。您怎樣看待國企改革的方向？
賈康：國有企業改革的大方向需要抓住混改，混合所有制是基本經濟制度的重要實現形式，怎麼理解這個思路？現實生活中間是有很多的爭議的，在十八屆三中全會以後，經過很長時間的努力，國有企業改革的文件當時說“1加N”：1個總體的加上各行業。我印象裡邊總體的後來有了，但是各個行業中還沒有按原有改革意圖清晰地落到實處。
國有企業有中央的也有地方的，有不同行業的，按照國際經驗，它的分類還要進一步合理化，採取不同的標準，定製化方案是非常重要的。有少數的國有企業可能就是得國有獨資，更多的國有企業要走混合所有制之路，這是主流，按這個邏輯，國有企業和非國有企業的界限其實就是在股份制框架之下更強調融合，而不是井水不犯河水的界限。
國企混改的形式有控股也有參股，控股裡還有絕對控股和相對控股。現實中，採取什麼形式最不容易取得共識的。目前更多的情況是控股可接受，參股的情況好像比較複雜和麻煩。民營企業加入混合所有制的很多，他們越來越不想只是國有企業在這方面的配角。他們也希望在某些舞臺上能夠是主角。
《南風窗》：接下來，國企改革怎麼推進？
賈康：在我看來，爭論國進民退還是國退民進沒多大意義，誰也說服不了誰，更重要的靠實際現實中間的一些創新的機制，例如現在已經耳熟能詳的PPP模式——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這個PPP是要把政府發揮的作用和市場的作用達到一個新式的結合。在原來已經認識到的政府和市場劃清邊界、各行其道、既不越位又不缺位的這個認識基礎上，還要螺旋式上升到在這些重要的園區建設、投融資領域裡，政府可以與市場主體一起又成為夥伴關係，實現合作，一起做事情。很多爭論不休的事情到了PPP模式，尤其是SPV（特殊項目公司）裡，天然就是一個混合所有制，就是很清晰的股權混合的微觀市場主體的產權結構，而且政府根本就不想一股獨大，無然就不會出現民營企業特別顧慮的進去以後只是簡單做配角的問題。
PPP的流程在不同的環節上，政府的裁判員或者運動員的身份仍然是可以清晰地區分出來的，前面的國土規劃、公共政策都要交代清楚，這個時候政府有裁判員的身份和作用。一旦把這些走完程序，到了具體的地方政府和企業自願簽字來做PPP建設項目之後，這個政府就是運動員，它跟那個企業是一樣平等民事主體的身份，自願簽字之後在法治的約束之下來共同推進這個建設。這時候裁判員到哪兒去了呢？顯然到我們法治化國家的法那裡去了，是由我們一系列的法規約束著簽約各方，一起要履約守約。政府你如果毀約、違約，和企業一樣，要受到法律的約束和問責。這些實際上可做的事情，會教育社會，讓大家認識到我們真正的出路是共贏，是混改。
從不究原罪到保護產權
《南風窗》：近來中央為了提振民營企業信心採取了一系列政策手段，但許多民企依然面臨多方困難，政策性歧視、國有企業擠佔生存空間等飽受詬病的現象依然沒能很好的解決。在您看來，中國民營企業真正的危機感來自何處？“定心丸”怎麼才能發揮藥效？
賈康：民營企業投資的下降在2016年就非常明顯了，2016年7、8月間，民營企業投資在同比指標上落到了只增長2.1%，改革開放以來從未見過如此低迷的狀態。同時民營企業在海外的投資“不惜工本”在做海外的佈局，帶有慌不擇路的特徵。這說明什麼？我不認為只作一些技術性分析有多大的意義，要看到這和方向感、安全感、希望感有關。後來中央一系列的解決問題的方略，正是抓住怎麼在大方向上、在基本產權保護的安全感上，在我們走向現代化的希望感引領方面，解決實際問題。最近總書記已經高調錶態繼續堅定不移地支持民營企業發展，之前中辦、國辦就聯合發文，對於民營企業一開始強調的不要再去動不動追究人家的所謂原罪，到後來所強調的民營企業對於整個經濟發展的重要貢獻，民營企業家在實際生活中的企業家精神，要得到弘揚，要堅定不移地保護私有產權，在加快編纂民法典方面提出明確的要求，已經落實到長遠發展基本的法律制度建設上，還有所指地、針對性地、要解決糾正侵犯企業產權的錯案冤案。十九大前後這個事情中央是直接部署的，十九大之後我們終於看到張文東案翻過來了，坐了十年大牢，現在宣判無罪，後面還有一系列我們還必須拭目以待的引起社會關注的典型案件。可以說，一個錯案冤案的糾正，勝過一沓文件。中國現實情況下有很多阻力和複雜的問題，但中央這方面有指引，有關部門要落實中央的指示精神，這個大方向是非常明確的。
在民營企業發展碰到現實中間一系列挑戰性的場景中，最近還有值得特別關注的，就是“民企退場”的問題。十九大之後，一方面，中央繼續強調“兩個沒有變”，我們仍然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經濟體，基本路線是黨和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等等，另一方面十九大的精神在貫徹落實中卻出現了另外的聲音，有的論調談什麼民營經濟退場、消滅私有制，引起人心惶惶不安的衝擊。
學生跟我說，看到這樣的社會氛圍很絕望。我勸他，你們不要絕望，中國現在確實錯綜複雜，但是在不確定性中要看到我們的確定性，一些荒誕的東西就在我們身邊，要見微知著，防止經濟問題和其他社會問題混合在一起，衝擊我們的現代化進程。中國社會已經多元化，但社會應該形成的和改革開放大政方針內在邏輯契合的主心骨式的導向是應該由方方面面努力一起來讓它發揮最大的正面效應。我們的輿論管理在這種情況下，能不能不要簡單地一味地刪帖，而是要組織大家能夠更好地按照憲法，按照國家相關的規則，做有意義的討論。實際生活中，公民意識的提升是非常明顯的，它毋庸諱言，也伴隨有民粹主義情緒的泛濫，在推進現代化實現新時代飛躍發展的過程中，伴隨的一定有怎樣使公眾利益最大化，怎麼使公民權利得到更好的保護這個機制，和實際生活中我們已經看到的一系列的糾結、一系列可能產生的扭曲這樣複雜問題的處理。
為什麼要加快編纂民法典
《南風窗》：拯救民企信心，除了打氣，從優化制度環境視角還需要什麼？
賈康：從優化制度環境視角我有四條提倡。第一，推進“加快編纂民法典”的法制建設工作，為“全面依法治國”夯實微觀產權保護的法律基礎：這一工作的歷史、現實意義十分重大，至少堪與從馬克思到社會科學界一致推崇的歷史上夯實市場經濟和商業文明發展微觀產權基礎的“拿破崙法典”相提並論。
第二，克服困難與阻礙因素，落實“糾正侵犯創業產權的錯案冤案”的中央要求。一個錯案的糾正，其正面效應可能勝過一打“紅頭文件”。十九大後終於看到一個好開端，應繼續推進，回應社會關切，給民營企業更好地吃下定心丸。
第三，加強部門協調，加快推出“PPP”（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條例，在法制化軌道上鼓勵和規範PPP的大發展。特別是在國際形勢發生重要變化，美中貿易摩擦升級帶來一系列不確定性因素和可能的外部衝擊的新局面下，更需要以PPP機制創新，適應“擴大內需”的緊迫需求，更充分地打開我國可用、可觀、可貴的“有效投資”空間，更好地發揮政府、企業、專業機構“1+1+1>3”的擴大投資而同時顯著提升投資績效水平的積極作用。
第四，按“負面清單”原則，各地具體地落實企業“法無禁止即可為，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的創業創新環境。從上海自貿區的幾輪“複製”繼續下去，地方應以地方的法規與紅頭文件，把這一制度因素在轄區真正落實。
減稅無法單兵突進
《南風窗》：社會普遍期待減稅能釋放出更多增長空間，中央減稅減負的政策也推了很長時間，但減稅政策層層傳導後，企業感受卻不明顯，而且行政性收費還是根深蒂固，減稅為什麼這麼難？
賈康：我們必須在看清楚全景圖以後，抓住與減稅減負最關鍵的配套改革來形成全面認識。首先，減輕企業和社會成員負擔，正稅的減降還有多大空間。我國現在有正稅18種，哪些稅種還能降低？先說最主要的增值稅，可以再往下降低它的標準稅率或者總體稅負水平，但是空間確實有限。在政府職能履行過程中，有一個“財政三元悖論”，也就是說受到減稅、政府赤字與控制政府舉債、政府增加公共服務這三者權衡的客觀制約。這三個目標老百姓都非常贊成，但三個目標放在一起，不可能同時實現，充其量只能同時實現其中的兩項。在這個制約之下，正稅的減降，必須考慮整個政府職能如何履行和整個稅制怎麼優化。再看所得稅，實際上稅負再下調的空間也是有限的：小微企業提高簡易徵收辦法的起徵點，不是不行，但對每一家企業真正的幫助是微乎其微的。
其次，需討論“五險一金”社保繳費。社會保障40%多的繳費率，其中最大的繳費是基本養老，怎麼往下降？現在這麼高的繳費率，為什麼遼寧這些地方社保仍然日子不好過？原因就在於社會保障還沒有實現全國全社會統籌。所以，一定要結合全面深化改革，攻堅克難，把全國因行政區劃而隔離的眾多的“蓄水池”變成全國全社會統籌的一個蓄水池，使它的互濟共濟功能真正發揮出來，40%多的繳費率才有可能往下調。從理論分析看，全社會一個蓄水池是最合理的。市場經濟，勞動力應該自由流動，無壁壘流動，原來說跨統籌區域的社保待遇問題一直是棘手的難題，如實現全社會統籌，自然這個問題便迎刃而解了。這是一個靠改革才能解決的事情。社會保障制度實現全社會統籌，是早在“十二五”時期就明確樹立的改革目標，但沒實現，“十三五”又提出來了，如果不深化機構改革，如果不衝破利益固化的藩籬，這個目標仍然會成為一句空話。好在新的機構改革方案，已讓人看到了希望。
再次，減少行政性收費。這話說起來帶一點荒唐意味：全國經過這麼多年努力，中央政府層面設立的涉企收費項目已削減60%以上，但有企業家還反映說，還有五百多項，發改委、財政部門把能歸併的歸併，剩下的也還有三百多項，那也是長長一個清單，也稱得上多如牛毛。哪個像樣的現代化經濟體能夠出現這麼幾百種行政收費的局面呢？這是中國很特殊的一個地方。我們認為，其中合理的項目要保留，但是可減降的空間也是很大的。但是要進一步縮減行政性收費，必須在體制上啃硬骨頭，那就是機構改革要“拆香火”。好在這次黨和國家機構改革開始比較大的動作了，這種“大部制”改革還應該配合著扁平化，雖然離比較理想的狀態還有一定的距離，然而畢竟能看到有進步了。
罰款方面也是老大難的問題，這哪裡是減稅能解決的問題？公路超載罰款已形成惡性循環：載重汽車不超載它就賺不到錢，但是超載又成了某些部門設卡罰款的理由。這是必須把整個吏治真正全盤改造以後，才能解決的一個惡性循環的問題。還有金融成本居高不下的問題，只有把普惠金融、小微金融等，以及其他金融多樣化的機制在深化改革中發展好，才能把實際的融資成本降下來。李克強總理說，要大幅降低企業非稅負擔，進一步清理規範行政事業性收費，不合理的堅決取消，過高的堅決降下來，調低部分政府性基金徵收標準。降低電網環節收費和輸配電價格，一般工商業電價平均降低10%。加大中介服務收費清理整頓力度。總之，中國的事情要做好，變壓力為動力，就應把減稅減負與深化機構改革、部門行業改革、幹部作風建設等聯繫起來，攻堅克難，經受歷史性考驗。
避免低級錯誤，釋放改革紅利
《南風窗》：供給側在制度與管理領域的改革更為艱難曲折，甚至出現一些目標成為手段、結果與初衷背道而馳的現象，導致“制度紅利”釋放不出來，反而挫傷了公眾對改革信心，改革既不能保守又不能激進，我們要避免哪些低級錯誤？
賈康：在實際生活中，經濟的問題往往涉及利益調節，涉及到結構化，怎麼保護相關的有效投資和有效消費，其實有很多值得我們研究的案例。如北京消除火災隱患，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但是怎麼會引出後來大家議論紛紛的不良的執行情況？“環保風暴”這個概念有點運動式的意味，但它方向是正確的，抓住環保是攻堅戰，但怎麼會把北京周邊郊區和河北凡是燒煤的爐子都拆掉後卻發現要供應給居民的燃氣卻完全跟不上，這不是當代生活中不可思議的事情嗎？居然就這樣發生了。軍隊不得經商，原則非常正確，但是早已經有經驗，軍隊所在單位沿街鋪面，完全可以把運營場合委託給地方，但是我們所在的阜成路，還北京翠微路、玉泉路等地，大片軍隊單位外牆已經形成的商店、商業場所，包括銀行等，包括很多便民的場所，被統統拆掉，打擊了多少GDP和稅收不說，打擊了多少老百姓的生計？相關有效投資、有效消費怎麼撐起來？所以，必須充分注重居安思危，防患未然，在進一步應對複雜局面中，貫徹黨的基本路線的導向之下，防止出現不應有的低級錯誤。
《南風窗》：供給側結構改革已經成了共識，大部署都有了，關鍵在於落實，頂層設計與基層試驗的互動極為重要，怎麼給地方、基層、企業釋放更多的試錯空間？
賈康：法治建設得跟上，我們都期望依法治國，白紙黑字的法律條款大家依法照辦就可以，但實際上很多的事情，一開始形成不了很清晰的法，那需要試錯，有一個彈性試錯空間。這種領域裡的法律建設，是要首先給出一個發展中再求規範的基本前提，允許它試錯，然後總結中間的風險防控經驗，使能夠確立的規則儘快總結出來，因此就要動態地逐漸認識和總結基本規律，形成一個良法的框架，並逐漸細化。
有法可依，而且希望是有良法可依，不能官員自己覺得自己聰明，就定一套法來嚴格依法執行。法是不是良法，這是關鍵，必須在實踐中去做動態的考察和認證，先有法可依，並追求有良法可依，後面才是執法必嚴，違法必究。要把發展中創新、發展中規範放在前面，後面才能八九不離十地看清風險以後強調規範中發展，不能讓風險任其瀰漫，形成系統性風險。這樣的權衡關係，我們現在還在探索，不敢說掌握得很好，但一定要把它掌握好，這也勢在必行。
《南風窗》：美國前財長鮑爾森在前不久的演講中提到，對華關係轉向的趨勢很可能會在美國政策制定界長期持續下去，並將矛頭直指中國對外開放的緩慢，包括合資和股權比例的限制、外商投資領域的技術標準、政府補貼、辦理許可證和管制等非關稅壁壘依然存在。為何表面上看，我們在擴大開放，在一些領域卻變得更加保守？您怎麼看待外資撤離的風險？
賈康：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下可兌換、自拆防火牆的改革勢在必行。中美貿易摩擦升級以後，官方不得不加強管理，人們所說的外匯管制，這一時期實際上是在加強的。對於人民幣，資本項目下不可兌換，這抵禦的是外面的遊資、熱錢，不能夠隨意通過資本項目的兌換進入中國來興風作浪，實際上也能限制我們本土的人對外投資。用外匯出去旅遊、購物可以，但不能到國外去買房。這是迫不得已，但這絕對不是中國走向現代化國家要維持的常態。在具備條件的情況下，要自拆防火牆。我們要逐步創造條件，經受住考驗，在未來幾十年的現代化進程中，這一關是早晚要過的。
《南風窗》：多項改革同時推進，舊的增長點受到抑制，新的增長點還未壯大，改革效果期限錯配的問題明顯，同時外部環境的變化加劇了內部的困難，使得系統性風險進一步上升，改革可能“內外交困”，這種情況下應該堅持哪些原則？
賈康：非常嚴峻的考驗已經越來越多地感受到了。應該講十八屆三中全會的60條一推出好評如潮，但這樣一個重要指導文件的落實現在在很多方面是遠遠不如預期的。怎麼在動真格？我覺得還是要結合著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做一些深刻的總結反思。
我反覆強調，一定要堅定不移地抓住改革是中國現代化的關鍵一招，是最大紅利的這個認識，要攻堅克難。我認為在現在大家對於改革看到了很多步履維艱這方面的困惑、阻力，但也要肯定有一些還是確實在實質性推進。比如在今年兩會上，確定大部制改革邁出了多少年沒敢動而終於動了的步伐。在個人所得稅改革以後，養老金的全社會統籌應該乘勢實現，這個養老金全社會統籌的蓄水池一旦形成，“五險一金”從基礎養老那個繳費標準開始，就可以往下降，正好適應社會需要。這是改革將會帶來的紅利。
賈 康 介 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領銜出版《中國住房制度與房地產稅改革》、《新供給：創新發展，攻堅突破》、《構建現代治理基礎：中國財稅體制改革40年》等。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數據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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