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賈康先生在新華瞭望智庫主辦的第三屆中國新金融高峰論壇上的發言）
尊敬的到會各位嘉賓，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就這個單元的主題，圍繞著金融怎麼發揮它應有的功能，也就是金融責任，談一下自己的一個基本認識框架。我認為在金融功能發揮過程中，在中國實際情況下的主題詞，是要解決通過深化金融供給側的改革，來把握好金融創新勢在必行之中我們要做的實事。
金融怎麼更好地發揮功能，已經談論了多年。如果按照十九大的精神，我們在新的時代化解社會矛盾，把現代化經濟體系建設起來，要把握好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個主線的話，那麼還需要與中央金融工作會議的基本精神來做一個結合的勾畫。關於金融工作會的基本指導精神，要強調三個方面重要的指導意見。一個是強調金融為實體經濟服務，這正是從金融應該發揮的功能和責任出發。第二是以多方協調配合的措施防範系統性的風險，這是從問題導向出發。第三就是要深化金融改革，完善市場約束機制，擴大開放，提高效率。這是講我們要達到金融功能的發揮，要掌握好防範風險問題，改革是必由之路。這三個基本的指導精神，我覺得可以結合下面三個以“大”字開頭的概念，一個是要有大局觀，中央顯然在強調正本清源，糾正那種金融脫實向虛的自我循環的偏向，這是大局觀。第二要有一個新的大監管框架，原來的“一行三會”變成了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協調之下現在的“一行兩會”。還有一個大框架的概念，我認為就是在商業性金融發展的旁邊，我們要正面討論必須和它協調發展的政策性融資這個體系的制度建設配套運行問題。人們越來越看重的普惠金融、綠色金融、開發性金融、小微金融，乃至金融精準扶貧等等，無不帶有非常濃烈的不可迴避的政策色彩。怎麼樣讓它們結合好，這是在一個大框架下才能解決的問題。
如果按照這樣的理解，我想下面稍微展開說一下我所認識的使金融盡責發揮功能的七個方面的勢在必行
第一，以金融創新來支持實體經濟的升級換代勢在必行。這是金融的出發點和歸宿。金融確實非常重要，鄧小平稱它為“現代經濟的核心”，但是這個核心卻有變成空心的前面的教訓：世界範圍內的金融危機，是這個重要的帶核心作用特徵的體系出了問題，而使整個人類社會受到打擊。我們一些個別的可以稱為教訓的案例上，也可以看看溫州的“跑路事件”，使溫州這個增長極區域痛失好局。暴露的問題，是前面雖然常規金融指標評價下來，溫州曾經連續七年在全國評為金融生態指標的第一名，但是它卻沒能避免這種資金鍊的斷裂，實際上是那種常規金融在現實經濟運行中已經被邊緣化，大量的中高利貸，甚至就是高利貸，在維持著它的最主要經濟運行。在世界金融危機衝擊下，這種供給機制的脆弱性帶來了“跑路”事件，而“跑路”事件暴露的是金融本來應該支持的民營經濟、實體經濟的升級換代的發展沒有如願實現。它的產業空心化暴露以後，溫州必須經過陣痛才能調整好結構，注入新的活力，而重拾升勢。放到我們全局的通盤眼界來看，中國如果處理不好金融這個“核心”防止變成“空心”而且有效地支持實體經濟升級換代的問題，我們是有可能落入所謂“中等收入陷阱”的——這個概念是比喻的，但是它在統計現象上是值得我們深思的。實話實說作為研究者，我們在看到溫州的情況以後，特別注意珠三角會怎麼樣，值得欣慰的是東莞經過陣痛之後，現在似乎它總體來說已經穩住陣腳，而發展中間在結構優化的匹配之下，經濟已經達到了8%以上的GDP增長，希望我們在這個方面進一步總結經驗和教訓，堅定不移地把金融創新支持實體經濟升級換代這個事情把握好。
如果按照這樣一個金融的職責功能來考慮發揮其作用，那麼跟著的第二條，是我們必須在金融多樣化改革這方面取得實效，形成無縫對接的金融和資本市場，這個勢在必行，實際上就是要消除金融領域裡的過渡壟斷因素。金融必是帶有一定的壟斷特徵的，因為金融活動的主體——銀行、金融機構，是必須取得牌照的，和別的行業的准入規則是有明顯不同的，但是我們實際的問題，是這個壟斷因素過分了。從面上來看，可以把中國和成熟市場經濟的美國做個對比，從上市公司淨利潤額的規模來看，美國居第一位的不是銀行和金融機構，是新經濟信息革命的代表性企業蘋果公司。第二位才是屬銀行界的摩根大通。中國有意思，在美國前十位裡只有三家銀行的情況下，中國的前面十位，是清一色的銀行。另外，另有一張表是展示行業之間對比的水平——由利潤表現出來的規模和水平。從美國看各行業是相對平滑的一種演變過程：第一位的是軟件與服務，不是銀行，第二位是銀行，各個行業由高到低是相對平滑地演變下來的。在中國，是銀行業作為第一位鶴立雞群，一枝獨秀，到第二位就迅速地降下來了。這說明什麼呢？要素流動在中國極不充分，金融界銀行在實際生活中就是前些年民生銀行洪崎董事長所說的，賺錢太容易了，賺錢賺得都有點不好意思了，當然這是一個特定角度的評價。也有一些金融界的朋友不服氣，說我們天天在那兒競爭，全中國那時候已經有一千多家銀行金融機構在競爭，怎麼還說我們壟斷？競爭確實是在進行中，現在已經有幾千家銀行金融機構了，但是同時我們還必須認定過度壟斷的因素在產生著弊端，要素流動不足——就說城鎮區域很多老百姓應該接受的金融窗口服務，這麼多年來一直是短缺，不是值得我們深思嗎？財科所樓下北京銀行的那個營業廳裡，十多年裡進去排隊，一般都是30號、甚至40號，如果拿到20號這麼一個排隊數字的時候，你還會覺得今天隊比較短。我們要問的，是為什麼這麼多年它這個隊就不能短下來？要素流動不足，反過來說就是存在過度壟斷，如不消除過度壟斷，有效供給就跟不上需求，不能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產業實體發展中的融資需要。
再往下就要強調：金融的多樣化應該包括機構的多樣化和品種的多樣化，應該形成一個使各種融資需要，都有所能對應的金融產品的供給體系。如果從這個角度來說，就引申出這第三個勢在必行——政策性金融在戰略層面的創新發展實在必行。我國政策金融在曲折發展中，十八大以後的中央精神非常明確的告訴我們，要把政策性金融、開放性金融這些概念再一次作正確確定，而考慮它的可持續健康發展。我們實際生活中諸如小微、三農、創新、綠色的發展，這些機制和商業性金融所要求的融資的“錦上添花”是有明顯區別的“雪中送炭”，你要想金融機構有內在的動機和可持續地去支持這些小微、三農、創新、綠色等等經濟活力，它必須有一種有別於商業性金融的“雪中送炭”而且可持續的機制建設，我們認為這種機制建設從整個戰略全局來說，必須匹配上財政的後盾。財政支持之下的“政策性資金、市場化運作、專業化管理、槓桿式放大”，是要結合著政策性金融機構，再匹配上商業金融整個體系，來和我們市場上大量的不同市場主體的融資需要相對應，提供出前面所說的無縫對接的所有金融產品“金譜系”的供給。這裡面有很多值得總結之處：政策性金融和商業性金融的雙軌運行，必然帶來處理不好就是拉關係、處關係（所謂設租尋租）烏煙瘴氣的情況，於是就不可持續——但是中國的現代化戰略，卻必然要求我們能夠最大限度地興利除弊，防止陷入那種紊亂局面。國際經驗要借鑑的，就是風險共擔，支持對象的規範化遴選，以及持續不斷的多重審計監督。政策性金融裡面的考核，不能簡單地照搬商業性金融的考核，我們必須在這方面逐漸總結經驗，既總結國際經驗，又總結我們自己的經驗，走出一條可持續的金融於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之內雙軌並行而健康發展之路。
第四個是要強調，我們的金融創新對接互聯網為代表的第三次產業革命是勢在必行的。我不願意狹義地講互聯網金融，比如P2P，它只是其中的一種形式，更多的必須要強調廣義的金融發展和互聯網滲透融合，這方面有華為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區開發出跨越門店銀行的手機銀行系統等更好的案例。
第五是要講到金融與PPP機制創新的結合、呼應實在不行。現在對於一些重大的公共工程、基礎設施、產業新城建設運營等等舉足輕重的投資事項，這是很好的一個績效提升機制，不僅僅是解決融資機制的創新，而且是帶來管理模式創新、治理模式創新，是擴大內需、應對貿易摩擦升級等等我們必選的經濟創新，而且今後可以預見的很長一段時期，它會不斷髮生一系列的正面效應。
第六就是在宏觀層面考慮怎麼樣創造條件，最後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下可兌換這種“自拆防火牆”的改革勢在必行。這樣人民幣的國際化，才能真正按我們的意願來支撐中國的現代化。
第七，掌握好發展中規範和規範中發展這兩個重要概念勢在必行。它們的順序不能擺錯。在並不瞭解創新裡的風險何在的時候，首先得給出彈性和試錯的空間，防範系統性風險不能由此強調到把所有的風險點死死按住不許動，那就違背了中央實際的精神。在認清楚創新中間的風險點出現以後，八九不離十地看出來以後，當然緊跟著應強調規範中發展，這種經驗我們還要進一步的總結。
結束之前我想我有感而發，再談一下從金融改革說到全面改革，我昨天在網上看到有以財經評論員之名發表的文章標題是說，改革開放是工具，不是旗幟，看了他文內的實際內容以後，知他的底牌是說改革開放僅是中國“擇機使用”的工具，而決非可以高舉的旗幟，更不是偉大的旗幟。這種對於改革開放的貶低使我很吃驚！到了今天我看到這個帖仍然在那裡，還有一些人盲目的點贊叫好。我覺得我們討論金融改革與整體配套改革，不得不對此做一個回應。發出這個論調的人，我認為不是缺少基本的邏輯思維能力，就是別有用心要把水攪渾。工具和旗幟不是反義詞、或者某種有從屬關係的兩方概念。工具和目的才是一對概念：“工具”概念所強調的是操作上具有功利意義的屬性，而“目的”概念所強調的是以操作引致的具有價值取向、歸宿意義的屬性。這對概念裡，當然工具之運用是服務於目的之實現的。應當說，在人本主義立場上，人們所做的、所主張的一切，都是工具，只有人民美好生活訴求、公眾利益可持續的實現，才是目的。比如新技術革命，它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工具，但這絕不否定新技術革命作為旗幟的意義，因為它成為當今時代追求人類福祉不可迴避的關鍵詞和代表性、標誌性的概念。同樣的道理，中國改革開放的工具意義，絕對不否定它是中國實現現代化造福全中國人民和為全人類做貢獻的“關鍵一招”，是可以解放生產力、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最大紅利”，是我們貫徹黨的基本路線必須堅定不移高舉的旗幟，是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化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與不平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社會主要矛盾”的主線。堅持改革開放，就是堅持黨和國家的生命線、人民的幸福線，只有實質性地實行市場化、國際化的改革開放，才可能如願實現中國的工業化，健康發展中國的城鎮化，以及推進無可迴避的法治化、民主化，最終以現代化“中國夢”的實現，來體現人民幸福目的之實現和共產黨作為執政黨對其歷史使命的擔當。
當年鄧小平的認識是：不改革開放死路一條，這是歷史告訴我們的基本事實：就是有了改革開放，才使中國人總體而言有了溫飽、小康和正在趨近的全面小康，並且有望繼續推進現代化的宏偉事業。到了改革的深水區，關鍵的問題原來是防止矛盾凸顯中“利益固化的藩籬”阻礙改革而使改革停滯不前、不進則退，以及以改革為名的假改革，甚至是名為改革實開倒車的舊體制復歸。現在於紀念改革開放40週年之際，沒想到又出現這樣一種明目張膽否定改革方向性、旗幟性意義的謬論，值得我們全社會警惕！
賈 康 介 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多次受朱鎔基、溫家寶、胡錦濤和李克強等中央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領銜出版《中國住房制度與房地產稅改革》、《新供給：創新發展，攻堅突破》、《構建現代治理基礎：中國財稅體制改革40年》等。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數據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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