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發表於《中國保險資產管理》2018年第5期）
摘要：中國推進現代化過程中作為“第一動力”的創新發展，需要服務於經濟社會全局的金融業創新發展，以及掌握好金融業創新發展中金融監管的相關學理，以優化其基本思路與工作要領。本文對此作框架式認識的探討。
一、怎樣看待金融的創新發展
大家都看重創新發展，中央指出這是“第一動力”，而對於金融，決策層早就表述“為現代經濟的核心”，它在創新發展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關於金融的創新發展，我認為可以至少總結如下六個維度。
第一，金融創新發展的出發點和歸宿要落在更有效地為實體經濟的發展提供融資支持。所謂經濟的核心，可以比喻為一個國民經濟運行的心血管系統，這個心血管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再怎麼重要，也是要服務於整個生命機體的健康可持續發展的。所以，金融的出發點和歸宿是落在經濟中間實體經濟的部分。一般人把金融看作主要是虛擬經濟的屬性，即是要服務於非金融的實體經濟發展，而中國的實體經濟現在面臨的就是一個衝關期：到了“世界工廠”之後還要升級發展、“騰籠換鳥”式發展、高質量發展。在這個背景之下，中央精神非常強調的是問題導向之下要糾正脫實向虛的偏差。中央金融工作會議和十九大以後“攻堅戰”的要求，就是在這個主軸上要求金融更好發揮應有作用。如果金融越來越自我循環式的虛化，那麼就偏離了在原理上和實際生活需要上的所謂的“主軸”。
第二，金融的創新發展，一定要推進勢在必行的“多樣化”改革。金融機構還需要進一步多樣化，金融產品更必須充分地多樣化，形成一個對於現實生活需要無縫連接的金融供給體系。前些年有些討論任務，金融領域存在壟斷這個命題是不存在的，放眼看去有上千家金融機構進行競爭，如何稱作壟斷？但我的看法未變。可以反證：金融供需之間長期存在著賣方市場，長期存在著短缺，不光是對於三農、小微創新活動，就是對於一般城市居民、中心區居民的窗口式的金融服務，都是可以多年處於短缺狀態，這反證出一定是多樣性不足。多樣性不足的經濟學解釋，就是存在著過度壟斷因素。中國金融的過度壟斷，也可以從一般金融指標的中外對比來看出。我們注意到，以美國為代表的金融比較成熟的經濟體，其前十位盈利水平最高的上市公司，位居第一的不是金融企業，而是高科技公司，第二位是銀行，在前十位裡，只有三家銀行。另外，美國排列前二十的行業中，利潤率在各個行業的分佈是一條比較圓滑的下降曲線，金融業也排在高科技後面，位居第二位。而中國該曲線出來後，金融業是一枝獨秀。這說明要素流動不足，多樣化不足，所以才形成了過度壟斷性造成的高收益“一枝獨秀”局面。所以，我強調金融創新發展要克服上述情況，一定需要多樣化改革。金融產品的多樣化，不能夠脫開金融機構，還要進一步多樣化，最後落在無縫連接的金融產品供給體系，使各種類型的融資需求都能找到對應的金融供給產品，這種狀態就會使金融業健康化程度大大提高。
第三，金融創新發展應包括構建健康、可持續的政策性融資體系。現在大家都接受了要發展普惠金融、小微金融、綠色金融的理念，以及戰略性新興產業必須得到強有力的投融資支持等。所有這些概念都有非常明顯的政策因素，都必須討論政策傾斜，只講商業性融資體系是遠遠不夠的。當然，這就帶來一個挑戰性的問題：政策性金融體系有國際經驗，也有中國過去的探索，但一直沒有形成一個相對穩定的可持續運行的健康狀態，在很長的一段時間裡可能還要在這方面進行討論、探索。我特別推崇的一個認識是“守正出奇”：政策性金融體系首先得對接市場，必須充分尊重、適應市場的規律和力量，這是“守正”；我們還必須在中國特定情況下，在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後，處理好怎麼使政府更好發揮作用的所謂“出奇”，而且“出奇”要“制勝”的問題，一系列機制有待深入探討。
第四，金融創新發展一定要適應新技術革命的大潮。互聯網+、科技金融帶來突破性變革的同時，也帶來了風險和困惑。一度熱度很高的P2P，現在幾乎成了過街老鼠，但從長遠來看，能把這個概念拋掉嗎？在防範風險的同時，不能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金融以科技金融和區塊鏈等為核心概念的創新，現在剛剛展開，未來還將一浪高於一浪，我們決不可錯失戰略機遇期。
第五，投融資的創新發展，一定要對應PPP的創新發展。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機制，已經超越了過去對於政府和市場主體關係“井水不犯河水”的認識階段，螺旋式上升到在公共工程、基礎設施、產業園區建設和運營、連片開發等重大的投融資領域裡，政府和企業一起以合作的夥伴關係，而且是一種必須明確為平等的民事主體自願簽約的夥伴關係，才可能在法治化的保障之下有可持續性。這種機制，顯然在中國還是方興未艾的探索。
第六，中國在“強起來”的時代要真正實現現代化，人民幣國際化勢在必行，這對我們來說這是個長期考驗。人民幣國際化配套改革什麼時候能推進到有能力“自拆防火牆”的資本項目下可兌換，使人民幣先具備一個真正貨真價實硬通貨的架構，然後接受全球要素流動的考驗，是中國真正成長為一個現代化強國的必要條件。
二、怎樣認識和防範金融風險
需要把討論金融監管的認識框架和我們現在提出的新供給經濟學認識框架結合在一起。原來主流經濟學裡用起來駕輕就熟的“完全競爭”假設很簡潔，對於我們認識經濟的規律很有幫助，但已不夠用，必須有升級版。這個升級版的認識就是經濟生活中的真實圖景，是非完全競爭，必然會有一些必要的、但也可能走偏的政府幹預和介入，即政府作為主體的管制因素。
這些必然發生的非競爭因素，對於金融來說又有特殊而濃厚的色彩。全球金融業務都要求高度專業化，因為其社會影響是“傳染性極高”，金融鏈條一旦出問題，很快可能擴散為全局性的經濟和社會生活混合在一起的危機局面。所以，在實際生活裡，對金融主體的資質要求比一般的市場主體資質要求要高很多。當前金融監管的思路很多時候就是要發放牌照，必須認定資質以後才能允許開展業務。金融進一步的多樣化，必須放在壟斷競爭框架之下來討論的——它決定著金融風險的防範，還有金融監管的特殊性，它比別的行業要更多地講求資質，講求監管的有效性，講求對於風險因素比較早的識別和遏制。
在廣義上講，金融對應的投資融資活動可以說風險點是無處不在的，這種經濟活動中間投融資的高度專業化性質，又帶來風險識別上的難點。對於幾乎無處不在的投融資風險點，到底如何防範它的不良影響？有必要強調一句：我理解對中央特別強調的防範金融風險這個命題下的“真問題”，是有效防範所謂“系統性風險”。在容忍風險點存在的同時，不要讓它們一下形成合力，導致危害經濟生活的危機局面。但現實生活中確實又有複雜性和微妙之處。風險在“風起於青萍之末”的階段，就要開始有所識別，就要預估如何防範。對風險的判斷和防範在某種程度上變成一種藝術，難以量化。複雜性不言而喻。這在學理上的要求，就是理論要密切聯繫實際，在發展過程中提高實際認識水平和掌控防範風險的能力。
三、怎樣掌握金融監管的基本思路
在此提出幾點探討性的看法。核心認識思路是要把握好“發展中規範”與“規範中發展”的權衡關係和必須掌握的順序。
第一，回到本文開始的命題，創新發展是第一動力，那麼任何創新都必須給出試錯的空間，得有彈性，於發展中尋求規範，這是大前提。互聯網金融是典型的案例。很多應有的規則還無從討論怎麼確立，監管首先得給出一塊試錯空間，有彈性地去試錯、去創新，先進入發展，後面才講規範的初始階段。對金融創新怎麼創看不清，相關的風險狀態看不準的時候，不能先講規範。中央也好，地方層面也好，似乎這個道理是相通的。舉一個例子，微信支付寶等提供的掃碼支付、理財服務等，現在成為中國經濟生活中從草根層面給居民提供便捷金融服務的不可或缺的部分，沒有之前監管層的審慎包容，就不會有超常規發展。
第二，監管當局守土有責，需要在發展中嚴密追蹤金融運行的風險狀況，強調“規範中發展”，對應有一定把握、可識別的風險因素，要防範於未然。但需要減少繁文縟節，刪繁就簡，抓住最核心的監管要領，對能夠識別的風險取得了八九不離十的認識把握以後，比較果斷地出手。
第三，“發展中規範”和“規範中發展”，原理上這兩個層次不能顛倒，但實際工作中確實不可能截然分明的，所以必須動態權衡在某一個具體領域裡，大致到了臨界點時，原來強調的發展中規範必須轉到規範中發展。例如，地方政府政策性融資過去早就有財政貼息、政策性信用擔保，還有現在的產業基金和產業引導基金等，這實際上是要以地方財政政策與資金作為後盾，支持政策性金融，再對應可引致的商業性金融，在地方層面實現金融創新發展。其中什麼時候強調發展中規範，什麼時候強調規範中發展，確實往往沒有十分清晰的一定之規，需要我們進一步總結經驗去掌握好權衡點。
第四，金融監管部門發揮監管作用的同時，還要有一個意識，即在優化協調機制和應急機制的同時，在調動行業、企業、市場主體的自律和內部風控機制方面，形成相得益彰的互動。這也是上情下達、下情上達、國家推進現代治理特別要追求的一種機制連接境界。因為“治理”和“管理”實際上有重要的區別，“管理”是比較簡單的自上而下的掌控架構，而“治理”一定是管理和自管理、組織和自組織、調控和自調控融為一體，調動一切潛力和活力，又能控制風險，又能更生機勃勃地發展。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的現代化指的就是這個新境界，金融監管也要力爭達到這一境界。
第五，一定要“跳出監管看監管”，即監管部門和其他相關部門一起推動攻堅克難的配套改革。必須以系統化的配套改革對整個經濟體系進行治理創新，這個任務不抓住，再講多少金融監管，很多東西也只是治標，沒有涉及到治本。比如打破剛性兌付已成為共識，但壓力來了以後不得不剛性兌付，否則就會引起更大的風險，怎麼解這個死扣？這顯然是個系統性改造的問題，不是各層級金融監管機構自己想做好工作，在自己的業務範圍內就能解決好的問題。
配套改革到了深水區，如何攻堅克難是一篇大文章。但我們要把它放在心裡，合力促成配套改革的攻堅克難，這樣才能使整個經濟達到一個相對而言比較合乎意願的“金融像金融，財政像財政，市場像市場，銀行像銀行，企業像企業”的境界，這跟比較成熟完善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個意願中的目標，可能比較接近。
賈 康 介 紹
第十一屆、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研究員、博導，中國財政學會顧問，中國財政學會PPP專業委員會主任委員，國家發改委PPP專家庫專家委員會成員，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諮詢委員，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貼。1997年被評為國家百千萬人才工程高層次學術帶頭人。曾受多位中央領導同志之邀座談經濟工作（被媒體稱之為“中南海問策”）。擔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體學習“財稅體制改革”專題講解人之一。孫冶方經濟學獎、黃達—蒙代爾經濟學獎和中國軟科學大獎獲得者。國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規劃專家委員會委員。曾長期擔任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所長。1988年曾入選亨氏基金項目，到美國匹茲堡大學做訪問學者一年。2013年，主編《新供給：經濟學理論的中國創新》，發起成立“華夏新供給經濟學研究院”和“新供給經濟學50人論壇”（任首任院長、首任秘書長），2015年-2016年與蘇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給經濟學》專著、《供給側改革：新供給簡明讀本》、以及《中國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獲評中國圖書評論學會和央視的“2016年度中國好書”），2016年出版的《供給側改革十講》被中組部、新聞出版廣電總局和國家圖書館評為全國精品教材。2017年領銜出版《中國住房制度與房地產稅改革》、《新供給：創新發展，攻堅突破》、《構建現代治理基礎：中國財稅體制改革40年》等。根據《中國社會科學評估》公佈的2006～2015年我國哲學社會科學6268種學術期刊700餘萬篇文獻的大數據統計分析，賈康先生的發文量（398篇），總被引頻次（4231次）和總下載頻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綜合指數3429，遙居第一，是經濟學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學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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