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丹溪繼承劉完素、張從正、李東垣諸家之說，融理學於醫學中，結合臨床實踐，提出了“陽常有餘陰常不足”及“相火論”等學說，其治雜病以氣、血、痰、鬱論治。治療上力倡滋陰降火，使人體達到陰平陽秘的正常狀態。
朱丹溪認為“百病中多有兼痰者，世所不知也”，且“痰之為物，隨氣升降，無處不到”，或貯於肺，或停於胃，或凝滯於胸膈，或聚於腸胃，或客於經絡四肢等。其為病則為喘咳，為嘔吐，為洩利，為噯氣，為嘈雜，為眩暈，為驚悸怔忡，為寒熱痛腫，為痞滿，為壅塞，為帶下，為疝，為結核，為癥瘕積聚，為心腹塊痛等。其治痰之法亦頗為詳盡，除按溼、熱、食積、風痰辨證選方外，也隨證選用專藥，如滑痰用竹瀝，酒痰用青黛，溼痰用蒼朮、白朮，熱痰用青黛、黃芩、黃連，風痰用南星、白附子、豬牙皂角等，鬱痰用殭蠶、苦杏仁、瓜蔞等，食積痰用神曲、麥芽等，老痰用海浮石、半夏、瓜蔞等。朱丹溪亦強調“治痰當以順氣為先，氣順則一身津液自順”，其所制祛痰諸方中，多配理氣、行氣之品，如陳皮、香附、枳殼、木香、枳實等。除用藥伍用行氣之品外，亦重視調理人體氣機，行氣開鬱，以糾正七情之偏。
在腫瘤辨治上，朱丹溪提出“痰”與腫瘤的相關性，認為“凡人身上中下有塊者多痰也”，“凡人身上有結核不痛不仁，不作膿者，皆痰溼也”，並形成“痰夾瘀血，遂成囊窠”的觀點，雖然其所指並非全是腫瘤，但也將腫瘤包含在其中。而且丹溪認為“百病之中多有兼痰者”，指出“治痰法，實脾土，燥脾溼是其治本也”。並認為痰乃“虛火上炎，斂津為痰”，非內溼生痰，喜在滋陰降火的基礎上加以二陳湯。還提出了“風痰多見奇證”“膠固濁稠者，必用吐”“痰在膈上，必用吐法，瀉亦不能去”等新觀點。另外，丹溪也提出“氣血沖和，萬病不生。一有怫鬱，諸病生焉，故人身諸病，多生於鬱”，認為六鬱也是腫瘤的病因，並創“越鞠丸”治之。
我們將丹溪的“從痰辨治”理論廣泛用於腫瘤辨治中，如惡性淋巴瘤、肺癌、腦瘤等雖證型不一，均不離於痰，故治療隨證而配合其他治法，如益氣除痰、祛瘀化痰、溫陽化痰、行氣祛痰等，常取得較好療效。
如在對非小細胞肺癌的辨治中，運用益氣除痰法治療不僅可提高患者生存質量、延長患者生存期，還具有對化療增效減毒的作用。在對202例病例臨床觀察中發現，益氣化痰法可使Ⅲ、Ⅳ期NSCLC的中位生存期達到9個月，與化療配合應用可達到12個月，表明中醫藥對晚期肺癌有較好的臨床療效。不同證型肺癌患者的生存分析表明，脾虛痰溼型患者中位生存期達到13個月，優於其他證型，提示有可能進一步提高對脾虛痰溼型患者的療效。
朱丹溪同時也認為乳腺癌的成因是七情所傷，這種認識也是十分深刻的。
“女子不得於夫，不得於舅姑，憂怒鬱悶晰夕積累，脾氣消阻，肝氣橫逆，遂成隱核，大如棋子，不痛不癢，數十年後方為瘡陷，名為乳巖”，“以其瘡形嵌凹似巖穴也，不可治矣”。但是“若於始生之際……施以治法，亦有可安之理”，強調了乳腺癌要早發現、早期治療，並創制了“青皮甘草湯”以治之。另外，丹溪還以腫瘤的在上和在下的部位不同明確地將噎和膈區分開來，“在上近咽之下，水飲可行，食物難入，間或可食，入亦不多，名之曰噎。其槁在下，與胃為近，食雖可入，難進入胃，良久復出，名之曰膈，亦名翻胃”，並認為“名雖不同，病本一也”，故在治療上都主用“潤養津血，降火散結”加以活血化瘀為治療大法。現今臨床上治食管癌常用硇砂，肝癌常用鱉甲，宮頸癌常用三稜、莪術，皆有一定療效，這些中藥都是丹溪所主用之物，這都充分反映了丹溪對腫瘤治療的見解的正確性。
朱丹溪在治療腫塊過程中，除內服湯劑外，還善於配合運用其他治法以加強療效。
如三聖膏、琥珀膏外貼，韭餅熱熨，藥末蜜丸食化及蜜導大便等。
同時，也善用單味藥物，取量大力宏、單刀直入之效，如治癱病以桑椹子搗汁熬膏調服，或牡蠣為末、玄參搗膏為丸，服飲韭汁或牛乳；治腹部積聚取蜀葵根煎湯等，臨床均有較好的療效。
綜上，朱丹溪治療腫瘤提倡“從痰辨治”，隨證輔以滋陰降火、行氣開鬱等，併兼用吐、下諸法。其學術思想頗多創見，其遣方用藥靈活詳盡，對後世治療腫瘤提供重要參考，值得我們進一步研究探索。
閱讀更多 張機書友會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