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壁画 相对平静的河东、朔方地区
一直以为《荣枯鉴》或者是本伪书，或者是一本“菜根谭”、“呻吟语”之类的世情指南，看了一遍后，竟然想起了《约伯记》。其深度竟然如此之深，充满沉痛恢诡之感。冯道其人并非如后世轻描淡写的是那样一个乐于投机、圆滑无良的人。他的沉痛已经到了宗教深度，折射了五代社会生态的真相。
冯道之所以自抑如此，与中原彻底衰落有关
约伯记有一句：恶人为何存活，享大寿数，势力强盛呢？他们眼见儿孙和他们一同坚立。这句话与《荣枯鉴》里冯道的观察一模一样：君子非恶，患事无休；小人不贤，余庆弗绝。（《荣枯鉴·解恶卷三》。他并非不肯定君子，只是眼看君子的际遇远不如小人亨通。这背后折射了中原在唐末以来的衰落是非常彻底的，有道德的那个时代早已崩溃了。
五代武士陶俑 传神呈现一种绝望之情
唐末衰乱以来，河北三镇和中原军阀征战不休，中原华夏传统扫荡殆尽，各种强横势力交替崛起，社会生态之混乱，已到了动物世界，只有弱肉强食，毫无道德底线。与大多数人的认识相反，中原军阀是最可恶、最没底线的，无论是秦宗权还是朱温，都是乱世中的匪首。当时只有两种良性力量在维系着直线崩溃中的社会生态，一个是汉族文官，一个是河东武人集团（朔方）。历史也说明，这两种力量结合的稍好的时候，也是难得平静的时期，例如后唐庄宗、明宗时期：
五代河北的寺院领主庄园
《五代史阙文》：明宗出自边地，老于战陈，即位之岁，年已六旬，纯厚仁慈，本乎天性。每夕宫中焚香仰天祷祝云「某蕃人也，遇世乱为众推戴，事不获已，愿上天早生圣人，与百姓为主。」故天成、长兴间，比岁丰登，中原无事，言于五代，粗为小康。
但这种良性互动，需要汉族文官的高度自觉，因为中原残破之后，传统社会已经丧失自治能力，有远见卓识的文士只能指望河东军事集团，郭崇韬、冯道、桑维瀚皆是如此。文人必须非常谦卑，不能引起河东武人的任何猜忌，而且原则上不能参与军事机密。
石敬瑭问及军事行动时，冯道只说历来都不参与戎事，汉臣集团只是墨守历代成规而已，换句话说，就是：汉族士人只能做做秘书工作。跨界参与军事谋划的枢密使，有好下场的并不多。冯道的一生成功的呈现了一条结束乱世的道路：有德性的武人集团与有操守的文官集团的艰难磨合。他更像罗马被蛮族攻破后的教士神父，对所有人来说都是一种安定、秩序的象征。
五代武士浮雕
《旧五代史·冯道传》：晋祖曾以用兵事问道，道曰：陛下历试诸艰，创成大业，神武睿略，为天下所知，讨伐不庭，须从独断。臣本自书生，为陛下在中书，守历代成规，不敢有一毫之失也。臣在明宗朝，曾以戎事问臣，臣亦以斯言答之。」
旧五代史作者薛居正在五代资历甚深，所以对冯道评价很高，传记中屡次提到“救民”，甚至契丹发兵也是打着救民的名义。冯道回答契丹主：此时百姓唯有皇帝能救。他的心思与后唐明宗李嗣源如出一辙：
《旧五代史·冯道传》：契丹入汴，道自襄、邓召入，契丹主从容问曰：「天下百姓，如何可救？」道曰：「此时百姓，佛再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其后衣冠不至伤夷，皆道与赵延寿阴护之所至也。
契丹人
小人之道乃是致太平之道
据称，曾国藩评价《荣枯鉴》说到此书乃是二千年不二之异书，道尽了小人之秘技、人生之荣枯。通观全书，冯道只是道出了一个沉痛的现实：在某些时候。你只能先谋求生存。不用小人之道，在五代乱世如何生存？如果文官以强烈的道德感介入，势必破坏中原文人与河东武人的脆弱平衡，整个依附于河东武人集团的中原百姓将如何生存？势必再次沦入朱温、秦宗权这类猛兽口中。结束乱世的可能性将丧失殆尽。
五代割据形势
冯道列传中的《长乐老自叙》连篇累牍的说起他的家谱、身世，不厌其烦的说到自己的履历、妻子，其用意也再明显不过，无非是生存艰难而已。只要能好好的活下去，希望就会在前面，这个过程也许需要几代人，但终会看到曙光。遗憾的是，他也许太老于世故了，以至于不相信中原还能重建王权，他对契丹主说的“惟有皇帝能救”的皇帝出现在眼前时，他也不敢相信是真的。
《旧五代史·冯道传》：会河东刘崇入寇，（后周）世宗召大臣议欲亲征，道谏止之，世宗因言：「唐初，天下草寇蜂起，并是太宗亲平之。」道奏曰：「陛下得如太宗否？」世宗怒曰：「冯道何相少也！」乃罢。及世宗亲征，不及扈从，留道奉太祖山陵。时道已抱疾。及山陵礼毕，奉神主归旧宫，未及祔庙，一夕薨于其第，时显德元年四月十七日也，享年七十有三。世宗闻之，辍视朝三日，册赠尚书令，追封瀛王，谥曰文懿。
这不能怪冯道没有眼力，他的眼力已经得到无数次证明。是因为天命渺渺，历史转折很多时候就是靠偶然性。柴荣在冯道劝阻之后也坚持北伐，终于取得高平之战的转折性胜利。这次战役充满了偶然，因为契丹主力因为某种原因并未出战。这也许印证了勇敢者有好运这句话。
读史品咖，格调超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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