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旗渠，是舉世聞名的“人工天河”“中國水長城”，被國際友人譽為“世界第八大奇蹟”。紅旗渠是一代人的集體記憶，它是艱難歲月裡不屈不撓精神的重要體現，也是創新思維的偉大音符。2016年1月，紅旗渠風景區入選“全國研學旅遊示範基地”名錄。
彈指一揮
間，“引漳入林”工程的紅旗渠通水已經過去半個多世紀。筆者再度來到這裡，實地採訪了當年主持修渠決策的河南省林縣（今林州市，1994年撤縣設市）縣委原第一書記、後任國務院扶貧辦顧問的楊貴和特等勞動模範任羊成，探尋這條“太行天路”背後的光榮與夢想。
一
在歷次的紅旗渠相關展覽中，一個高懸於半空中，手持除險鉤排險的人的照片經常被放大作為主題宣傳畫，這位被譽為太行山上的“飛虎神鷹”的傳奇人物，就是紅旗渠工地除險隊隊長、紅旗渠建設特等模範任羊成。
多年後任羊成說起當年建設紅旗渠的事，仍然記憶猶新：“我開始是爆破隊隊長，後來由於紅旗渠工地需要組建除險隊，我就接下了這個任務，領導說：‘除險是很危險的，你不怕死啊？’我回答，‘怕死不當共產黨員！’我知道那是在拿著生命乾的事兒，可是我想總得有人幹吧，共產黨員就要在關鍵時刻站出來。”1966年4月20日，在慶祝紅旗渠三條幹渠通水典禮大會上，任羊成作為特等模範受到表彰。
楊貴比任羊成小一歲，1928年生於河南當地一個貧苦農民家庭，16歲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擔任村和區的抗日救國會主席。1947年7月，楊貴在戰鬥中負傷，未痊癒即赴淇縣前方指揮部工作。建國後，楊貴任河南省湯陰縣委宣傳部部長，後調任中共安陽地委辦公室副主任。
安陽市是中國七大古都之一。據記載，淇縣是《封神榜》中的“姜太公”姜子牙的故土；湯陰是民族英雄岳飛的家鄉；而安陽，用毛澤東的話說，是曹操起家的地方。中原大地匯聚著的民族英豪之氣，也浸潤著當時年僅20多歲的楊貴的心靈。
1954年，26歲的楊貴調任中共林縣縣委書記兼人民武裝部主任。從此，在林縣一干就是21年。1990年，楊貴回到闊別14年的林縣，看望了當年修渠戰友馬有金以及任羊成、王師存等紅旗渠勞動模範。2016年10月，年近90歲的楊貴再次回到林州，感受家鄉發展變化。至此，他已經回林州21次。
二
《中國有條紅旗渠》上有這樣一段話：“楊貴這種林縣人特徵的性格沒少讓他尷尬。在那個大放衛星的年代，他只能眼巴巴地看著別的縣委書記們在毛澤東的面前慷慨激昂。”這是一段內涵極其豐富的記敘。
在林州，我撥通了北京的長途電話，先請任羊成與老書記楊貴通話。隨後，我與楊貴通話：“我是上海的記者，在小學時代，就知道紅旗渠。多年來，在河南省老百姓中流傳兩句話：‘走遍河南山和水，至今懷念三書記。’這三位書記分別是：蘭考縣焦裕祿、林縣楊貴、輝縣鄭永和。這次再度親眼看到紅旗渠，心中非常感動。我的體會，紅旗渠精神主要有兩點：一是艱苦奮鬥，二是實事求是。我這樣理解紅旗渠精神，對嗎？”我特別提問：“在見到毛主席的時候，您究竟說了些什麼？”
楊貴略一沉吟，在電話中用很懇切的口吻說道：“你的這個觀點非常對。光靠不怕犧牲，不怕死，豁出命去，並不一定能建成紅旗渠。修建紅旗渠，是在1959年底做出的決定，1959年、1960年和1961年屬‘困難時期’。1958年‘大躍進’，各地的浮誇風非常厲害。那年，林縣小麥豐收，畝產114斤。我到地區彙報工作，是第一個發言的。個別領導聽到我的數字，很不屑地說，你們林縣就是躺著不幹，麥子產量也不應該這麼低。他還問，你是按幹小麥計算的，還是按照溼小麥計算的？你得加上‘水分’。我說，溼小麥比干小麥有分量，但我真不知道該怎麼來計算這個‘水分’。一邊有人講，就算10%的‘水分’吧。我說，加11斤‘水分’，林縣小麥單產還就是125斤。
“在我後面發言的，就說自己縣裡邊的小麥畝產400斤、500斤的。也有謊稱畝產1000斤的。可是，後面事情就來了，上級收‘徵購糧’，那個縣畝產1000斤，就上交500斤，留500斤也夠吃了。那個縣畝產根本沒有達到500斤，但要交足500斤，還要擔上‘自留了500斤口糧的虛名’。
“在1958年很風光的那些‘地方’，在後來的困難時期基本都垮了。”
“大鍊鋼鐵”時，林縣與附近兩個縣成立指揮部，楊貴任指揮長。地區要求要上15萬人，他最終只上5萬人。
1957年，楊貴作為全國10名縣委書記之一，參加了國務院召開的全國山區建設座談會。1958年11月1日，毛澤東離京赴鄭州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即第一次鄭州會議），在新鄉火車站接見豫北地區的縣委書記。安陽、新鄉兩地委合併後，已任中共新鄉地委委員兼林縣縣委第一書記的楊貴名列其中。
毛澤東握著年僅30歲的楊貴的手說：“林縣楊貴，我知道你，你們治水還有一套。”看到楊貴激動得額頭沁出了汗珠，毛澤東風趣地說道：“不要這麼嚴肅嘛，你們把衣釦解開、解開。”座談時毛澤東說：“水利是農業的命脈，要把農業搞上去，必須大辦水利。”
毛澤東問楊貴，你這裡大鍊鋼鐵，去了多少人？當時，在座的有時任中共河南省委副書記史向生，還有地委領導。楊貴想，跟毛主席座談，不能講假話的。楊貴說：“我們‘上去’了5萬人。”毛澤東問：“這麼多人都住在什麼地方？”楊貴回答：“少部分人住在老鄉家裡，大部分住在野外。”毛澤東再問：“住在野外，那生病的人多不多？”楊貴如實說：“現在剛剛‘上去’，生病的人不多，可是時間長了，會有問題的。”毛澤東繼續問道：“你們一天能夠生產多少？”楊貴回答：“我們彙報有一天煉出200噸、300噸的，但是實際上，因為辦食堂，老百姓的鍋不用了，把砸鍋的鐵算上，也就10多噸‘土鐵’。”毛澤東打量著周圍的人，問道：“楊貴說的情況有沒有代表性？”史向生回答：“客觀地講，有代表性。”楊貴又說：“今年是豐收年，可現在地裡的麥子都收不回來，因為人都鍊鐵去了。”毛澤東說：“千萬別再上人了，把大部分人撤下來，收糧食，搞水利；留少部分人煉小高爐，就可以了。”
當林縣水利建設取得重大勝利時，1959年又遇到前所未有的大旱，淇、淅、洹、露四條河流都乾涸了，已建成的水渠無水可引，很多村莊群眾又翻山越嶺遠道取水吃。事實證明，現有水利工程還不能從根本上改變林縣乾旱缺水的面貌，群眾說：“挖山泉，打水井，地下不給水；挖旱池，打旱井，天上不給水；修水渠，修水庫，依然蓄不住水。活人總不能讓尿憋死呀!”林縣縣委通過多年來領導水利建設的實踐，認為單靠在縣境內解決水源問題已不可能，便組織3個調查組分頭到縣外考察。縣長李貴等到山西陵川縣，縣委書記處書記李運保等赴山西壺關縣，楊貴率一個組去山西平順、潞城縣。調查結果，從淇河、淅河上游的陵川、壺關引水希望不大，水源充足的還是濁漳河，常年有20多立方米/秒的流量，最枯水季節也有10多立方米/秒流量。這次考察摸清了水的流量，楊貴等人親眼看到一些泉水滾滾的源頭，看到了希望，高興極了。
三
1959年10月10日夜，由楊貴主持，林縣縣委對興建引漳入林灌溉工程進行專門研究。會後，縣委派出35名水利技術人員沿漳河測量，提出三個引水點：一是平順縣石城侯壁斷下，就是後來的引水地點；二是耽車村；三是辛安附近，比現在引水的地方高得多，如果從那裡引水，渠道可以從南谷洞水庫大壩上過來，穿過馬鞍墒山的黃露郊，從姚村、水河村鑿洞過來，還能建一個高水頭大流量的發電站，並把南谷洞、弓上、要子街三大水庫連貫起來，引水搞調蓄。測量隊彙報後，大家都傾向於後兩個引水點。楊貴擔心測量不準，又讓複測4次。10月29日，縣委又認真討論關於引漳入林工程的有利條件和不利因素，決定深入基層，發動群眾，做好充分準備，待請示上級批准後，立即上馬。11月28日，縣委聽取第三次測量彙報，對耽車和辛安兩處引水地點作了比較，大家都同意從辛安引水，決定按此方案設計。12月5日，楊貴同新鄉地委第一書記張健民研究了引漳入林問題，得到支持。12月27日，縣水利局副局長段毓波到新鄉專署參加水利會議，楊貴讓他們向專署彙報要求引漳入林問題。引漳入林的準備工作已進入緊鑼密鼓階段，林縣領導班子兵分幾路行動，一方面向專署和省委寫請示報告，一方面派人到山西進行協商，同時在家裡做好群眾思想發動和物質準備。
1960年1月24日，楊貴給史向生寫信，請河南省委給山西省委去函，協商從山西省平順縣境內興建“引漳入林”工程。河南省委除發公函外，史向生又以個人名義向時任中共山西省委第一書記陶魯笳、書記處書記王謙寫了親筆信，派人持信件到太原找領導辦理此事。這時，已是農曆臘月二十九，就要過春節了，楊貴要求赴山西人員別考慮同家人團圓過春節，就在太原過節，時間住得長點兒也可以，以事情辦妥為目的。
1月31日，楊貴和縣委幾位領導同志帶領縣直有關單位負責同志、各公社領導幹部和弓上、南谷洞水庫部分優秀的工隊長100多人，到天橋斷上牛嶺山，面對漳河察看“引漳入林”渠線經過的地方，動員大家做好上工前的一切準備，決心把漳河水引入林縣。
山西省委、省人委領導同志對“引漳入林”非常重視，春節剛過即於2月3日（農曆正月初七）開會研究，並寫信給河南省委予以答覆，因耽車村以下有赤壁斷、侯壁斷等幾個大的跌水，要建水力發電站，最終同意林縣從侯壁斷下引水。
2月6日，楊貴在鄭州市參加省四級幹部會議，當山西省領導王謙、劉開基給河南省委的覆信轉來時，他高興萬分，當即給在縣裡主持工作的李運保打電話，讓他們立即進行籌備，做好領導、任務、施工地段、民工、後勤工作的落實，並安排縣委辦公室和《林縣報》編輯部擬寫《引漳入林工程動員令》，作為告全縣人民書，用紅字印在《林縣報》上，然後立即召開動員會，抓緊時間上人。
3月6日至7日，林縣引漳入林會議在盤陽村舉行。楊貴作了報告，並提議將“引漳入林”工程命名為“紅旗渠”。10日，總指揮部在盤陽村召開“引漳入林”工程全線民工代表會議，貫徹集中力量，打殲滅戰，分段突擊施工辦法。代表們一致同意楊貴的提議，將“引漳入林”工程命名為“紅旗渠”。
四
在《紅旗渠建設的回顧》中，楊貴這樣說：“修建紅旗渠，首先遇到的是經濟問題。當時縣財政的收入十分薄弱，等到形勢好轉後再修建，會出現什麼情況，很難預料。山西同意引水這個機會不可失，錯過機遇，林縣人民可能永遠吃缺水之苦。那麼，依靠自力更生，林縣經濟實力這張‘荷葉’，能不能包住修建紅旗渠這個特大的‘粽子’？”
確實，當時省裡及相鄰縣的幹部們，心頭有個大疑惑—修紅旗渠，林縣究竟有多少家底？這是林縣的“超級機密”。當年，除了楊貴和縣委幾個主要負責人以外，省裡和地委誰也不知曉。幾年後，“超級機密”露餡了。原來，楊貴和縣委一班人趁著1958年豐收，也沒有因虛報產量而多交徵購糧，悄悄攢下4000多萬斤儲備糧，“私設”了一個200萬元的“小金庫”（儘管這些資金和糧食，遠遠不夠後來修建紅旗渠的需求）。“上面”派來調查組，縣人民銀行行長受到黨內警告處分。
調查報告送往北京。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閱後說：這不是什麼大問題，不要把它看得過重了，動用這個錢合情合理，只不過有點兒不合乎當時的規定。
在林州時，任羊成跟筆者說了一個“林縣組織部部長被撤職又被複職”的故事。回到上海，筆者再次給楊貴打電話，詢問此事。他首先在電話裡說了一句：我非常敬佩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譚震林。
那時國家處在困難時期，有的老百姓還在捱餓。紅旗渠建設經受了嚴峻的考驗，資金、物資供應都非常緊張，一部分幹部、群眾對於修建紅旗渠的認識也不一致。
1961年7月初，國務院副總理譚震林在新鄉縣七里營公社蹲點，他參加了新鄉地委在豫北賓館召開的會議，糾正當時農村裡“左”的錯誤。有人趁機向領導同志反映說：“林縣群眾沒有飯吃，把樹皮都剝光了。縣委為高舉紅旗不顧群眾死活，還在大搞紅旗渠建設。”領導同志聽後，誤認為林縣情況嚴重，批評林縣縣委“左”的陰魂不散，死抱著紅旗不放，生活這樣困難，還在繼續修建紅旗渠，縣委書記楊貴是個死官僚，要撤銷他的職務。小組討論時，參加會議的林縣縣委組織部部長路加林說：“領導同志批評林縣，所談的情況不符合實際。”領導同志聽了此話，認為這個組織部部長不認識錯誤，不讓人說話，是違犯“三不主義”（即不戴帽子、不揪辮子、不打棍子），決定撤銷路加林的職務，調離林縣工作。當即，會議宣佈了對路加林的撤職處分，並通知召開各縣縣委書記、地委委員擴大會議。
楊貴來到安陽開會，感到氣氛十分緊張，有些同志不敢跟他講話、握手。相熟的一位同志，趁著中午來到楊貴的房間，悄悄說：“要注意啊，中央領導點你的名了。”就說了這樣一句話，趕緊走人。第二天開會，有30多人參加，參加會議的還有中南局、河南省委和國家農委的同志。史向生比較瞭解楊貴，從臺上傳了張條子給他，上面寫著：儘快發言，認真檢討。楊貴懂他的好意，快做檢討早過關，但卻沒有按照那個意思講話。楊貴在發言中有氣，做好了被撤職的思想準備，他說：“農村現在出現的問題，應該實事求是分析一下原因，只責備下邊，我不贊成，這也糾正不了錯誤。事實上，這些問題和責任也不是隻在下邊。修建紅旗渠是林縣人民的迫切要求，如果說修建紅旗渠有錯誤，撤我的職可以；撤組織部部長路加林的職務，我不同意。”接著，楊貴談了林縣當年乾旱缺水，16萬人翻山越嶺取水吃，以及大部分建渠民工已經下山，只留少部分人在鑿青年洞；林縣縣、社、隊三級還有一定數量的儲備糧，絕不是有些人所說的情況；儘快建渠引水也是為乾渴的林縣群眾著想等。楊貴提出三條意見：“第一，組織部部長路加林的意見是對的，如果把實事求是講真話說成是違犯‘三不主義’而撤銷職務，這才真是違犯‘三不主義’；第二，不同意撤銷路加林的職務，如果修建紅旗渠是錯誤的，責任在我，由我承擔；第三，請地委將我的意見報告省委和黨中央。”楊貴這樣講話，是有點兒“說完了就隨便怎麼處理”的意思，但是坐在臺上的譚震林沒有發火，也沒有批評。
地委書記耿其昌宣佈休息，有10多位縣委書記上來跟楊貴說話，說你今天可講出我們不敢講的話了。會後，譚震林立即組織調查組來到林縣，認為縣委反映的情況是屬實的，不久便恢復了路加林的組織部部長職務。
1961年9月21日，楊貴到省裡開會，向中共河南省委第一書記劉建勳、省長吳芝圃彙報工作，坦率地談了豫北賓館會議以來，有些人對林縣縣委說長道短，縣委的壓力很大。劉建勳說：“楊貴同志，你的情況我清楚，豫北賓館會議那種做法，我不贊成。你的工作做得是紮實的，經得起考驗的。我在北京開會時，周恩來總理還專門問到你們的情況，他對林縣工作很關心。”接著對吳芝圃說：“芝圃同志，紅旗渠那樣大的工程不支持一點兒錢，說不過去。陶鑄同志也說過要支持紅旗渠，我看要從今年省裡的行政經費節約下來的錢中，給楊貴他們解決一二百萬元，他們的自力更生精神太好了。”吳芝圃說：“可以，我們應該積極支持一二百萬元。”在當時，一二百萬元是楊貴連想都不敢想的數字。當然，他高興的不僅僅是錢，更重要的是紅旗渠工程引起了各級領導的重視。
至1969年7月，林縣人民苦戰10個春秋，80餘人獻出寶貴生命，共削平1250個山頭，架設152座渡槽，鑿通211個隧洞，挖砌土石達1515萬立方米，終於在太行山的懸崖峭壁上建成了全長1500公里的大型引水灌溉工程—紅旗渠。
總乾渠牆高4.3米，寬8米，支、乾渠總長1525.6公里，設計加大流量23立方米/秒。沿渠建設一、二類水庫48座，小型水力發電站45座，庫容6000餘立方米。
20世紀70年代初，總長度“可以把廣州和哈爾濱連起來”的紅旗渠與南京長江大橋一道，被周恩來總理自豪地向國際友人介紹：“新中國有兩大奇蹟，一個是南京長江大橋，一個是林縣紅旗渠。”所不同的是，南京長江大橋是集全國之力修建，而紅旗渠幾乎是憑林縣一己之力。
五
文革開始後的1966年9月21日，有數百人到林縣要揪鬥“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楊貴，遭到林縣上萬群眾的包圍。中央知道了河南及林縣的情況，周恩來要譚震林通知河南省委，邀請楊貴“參加國慶觀禮”。然而，因為造反派的“阻攔”，楊貴未能成行。
1973年8月24日至2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北京召開，楊貴被選為中央候補委員。11月，周恩來總理提議，調楊貴任公安部黨的核心小組成員、副部長，兼任河南省委常委、安陽地委書記、林縣縣委第一書記。
斗轉星移，歲月滄桑。據曾任林州市風景名勝區管理委員會副主任的李蕾（現林州市副市長）介紹，截至這條“人工天河”通水40年時統計表明，紅旗渠總引水量達85億立方米，灌溉面積達8000萬畝次，共增產糧食15.9億公斤，發電4.7億千瓦時……其創造的財富已經等於總投資的23倍。
在林州，筆者聽到一個花絮—1995年離休後居住在北京的楊貴，在院子裡修了個全北京獨一無二的“水窯”。筆者在電話裡問他是否有此事，楊貴回答：“就是修個蓄水池，想起紅旗渠，想到林縣老百姓曾經那樣子的缺水，我實在是捨不得浪費一滴水，天上的雨水掉下來，我就存起來，可以澆花。”
新華社社長穆青曾多次來到紅旗渠，每次來必探望任羊成。穆青曾要求：“羊成，讓我看看你的腰。”穆青摸著任羊成腰上被粗繩子勒出的厚厚的老繭，忍不住淌下了淚水。紅旗渠建成，穆青再次來到紅旗渠看望任羊成，對他說：“羊成，你要看好渠，用好水。”
1974年2月25日，李先念陪同外賓來到青年洞。贊比亞總統卡翁達登上青年洞，有兩個老外咕咕嘰嘰，翻譯傳過來的話是：這麼高的山崖，鷹也難飛上去，人怎麼上去除險？李先念把任羊成叫過去：“表演一下，你看怎樣？”任羊成說：“沒問題。”說完叫來兩個人，抬出一盤大繩、三根鋼釺，脫了鞋就往上爬。老外大吃一驚，急忙找翻譯，連連說：“我們承認中國人民有志氣，請別表演。”晚上，陪外賓吃飯，任羊成與李先念坐一桌，李先念問：“你知道我是誰嗎？”任羊成回答：“只知道你是首長，不知道是省裡的還是北京的。” 李先念又笑了，小聲說：“我叫李先念。”
在巖壁上，有一個並不大的洞口，任羊成和民工在這個洞裡過了兩個冬天。現在，在洞的右側前方，刻有時任國家主席李先念在1991年的題字：山碑。
習近平總書記曾經指出：“紅旗渠精神是我們黨的性質和宗旨的集中體現，歷久彌新，永遠不會過時。”一個人如果沒有精神家園，就不會幸福；一個民族，如果沒有一種努力向上的精神追求，就不會進步。50多年過去了，修建紅旗渠時鐵錘鋼釺的交響和隆隆的開山炮聲，早已湮沒在歷史深處，但先輩們當年高亢的吶喊，仍在太行山和紅旗渠兒女心中迴響。
紅旗渠精神永放光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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