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FIC導讀：
2018年8月20日，由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主辦的博智宏觀論壇第三十一次月度例會召開。會議主題為“新時期如何擴大內需”。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理事長劉世錦主持會議並發表評論。
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資料圖）
由於經濟形勢“穩中有變”，對下一步經濟走勢預期又不大穩定。對中國經濟走勢的研判，要看的遠一些，放到增長階段轉換的大背景下觀察分析。經過多年回落後，中國經濟在2016年下半年初步觸底，進入中速增長平臺。但觸底不可能一蹴而就，會經歷多次反覆。根據我們的研究，隨著基建、房地產投資減速，尋找新的均衡點，即使沒有中美貿易摩擦的影響，下半年增長速度也會有一定幅度減緩，中速增長平臺的重心會有所下移。這種變化是正常的，合乎規律的。過去三十多年是高速增長，進入增長階段轉換期是中高速增長，將來能夠穩定下來的新平臺就是中速增長。到2020年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兩個翻番目標，增長6.3%就夠了，此後，中速增長平臺將會穩定在5-6%之間，也可能是5%左右。
因此，需要適當調低增長速度預期。首先要打破長期以來存在的速度高、形勢好，速度調低、形勢不好的思維定勢。過去長時期內，GDP增速處於優先位置，所謂GDP掛帥，就是先定GDP增速，再定別的指標。儘管這套辦法也有問題，但在具備高速增長潛力時還過得去。進入增長階段轉換期後，這套辦法帶來的問題越來越突出。用增債務、加槓桿的辦法維持增速，是不可持續的。提出穩槓桿、降槓桿，防控財政金融風險，也就意味著要相應調整增長預期。十九大提出，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就是要適應增長階段、發展環境變化相應調整增長觀、發展觀，由增長速度優先轉到發展質量優先。
在宏觀層面看，發展質量優先並不是一個抽象概念，可以由若干具體指標體現。這個問題還需要探討，我以為現階段應主要關注五個指標：就業、槓桿率、企業盈利水平、資源環境可持續性和居民收入增長。這五個指標好了，增長狀態基本上是好的、可持續的，不會有大的擔憂，與之相對應的增長速度就是合適的增長速度。講發展質量優先，並不是不要增長速度，但方法上要調整，先定質量指標，再定速度指標，速度服從質量。事實上，這樣決定的速度才能是符合實際的、可持續的，從長期看，也是真正儘可能高的增長速度。
高質量導向的增長速度有利於穩定預期、穩定市場。近年的市場表現表明，脫離增長潛力、過高的速度指標，並不能提振信心，反而往往被看成是利空因素。降低風險、提升效率，提高增長的穩定性、可持續性，股市、匯市均可能給出積極反應。中國經濟進入中速增長平臺後，如果堅定不移地堅持高質量發展導向，市場和社會預期將會趨於穩定。從可借鑑的國際經驗看，中速增長平臺有可能延續十年或更長時間，從而為實現已定的發展目標打下堅實基礎。中國經濟的增量空間和效率提升空間依然是全球最大的，同時還有其他國家難以具備的大國內部對沖優勢，沒有理由不看好中國經濟發展前景。
在新形勢下如何穩增長也有不同選項。從政府角度說，以往穩增長的得力抓手是基建投資，近期又有“大基建”的說法。如果經濟短期內快速下滑，以基建投資作為對沖手段可以是一種選項。但在正常情況下，進入中速增長平臺後，基建投資這種老抓手、老辦法，空間和效能都不大了。加上隱形債務，地方政府的槓桿率已經相當高，而加大基建投資必然要加槓桿，穩槓桿、去槓桿這件事情能不能堅持下去，就會成為問題。從我國工業化、城市化的進程看，基建投資已經度過了歷史需求峰值。我們近期開展的一項以購買力平價比較不同國家終端需求結構的研究顯示，現階段中國的基建和房地產投資比重明顯高於國際標準結構，其中基建投資比重高於國際標準結構一倍以上。由於基建投資基數已經很大，即便零增長，實際投資規模也相當可觀。到各地看一看，確實還有不少應該做的基建項目，但這些項目並不一定短期內都要上馬，可以比較均衡地分佈到以後較長一個時期，這樣短期內槓桿率不會過高，把一些增長後勁留到以後，避免經濟在某個時候出現大幅下滑。
除了基建房地產投資這些老抓手之外，中國經濟還有沒有新的增長動能，起到穩增長的作用，應該說不僅有，而且很大。但如果不打破相關的體制政策屏障，這些動能難以浮出水面。所以，我們比以往更加需要通過實質性地深化改革開放，為穩增長、促發展提供動能。以下三個方面的改革應該擺到優先位置。
一是加快開放城鄉之間土地、資金、人員等要素市場，允許相互流動，優化資源配置。重點是按照十八屆三中全會的要求，加快農村土地制度改革。現實情況是，一方面農民要進城，另一方面，城裡人也想下鄉，各自都有對美好生活的需求，但諸多不合時宜的制度和政策規定把他們擋住了。這方面，要打破一些長期流行，但背離市場經濟規律、背離現階段城鄉發展實際的思維定勢和說法，在一些關鍵領域和環節，如農村集體建設用地與國有土地同價同權、同等入市，宅基地進入流轉，較為敏感但無法迴避的小產權房找到出路，城裡人員和資金可以下鄉置業創業等方面，能有大的突破。這方面的改革突破，有利於降低城市房價，降低城市營商成本、保護提升實體經濟競爭力；有利於增加農民收入，特別是財產性收入，加快小城鎮發展和鄉村振興；也有利於拓展基建、房地產的合理增長空間，對當下困擾人們的諸多難題，找到一把化解矛盾的鑰匙，很可能激發出超過人們預想的增長潛能。
二是打破行政性壟斷，在基礎產業領域放寬准入，鼓勵競爭，降低能源、物流、通信、資金、土地五大基礎性成本。 前幾年，有的民營企業到美國辦廠，算了一筆賬，這五大基礎性成本，中國比美國要高出一倍以上。於是，問題就提出來了：按現價美元計算，美國人均收入超過5萬美元，中國人均收入不到9000美元，為什麼中國的這些基礎性成本要高出美國一倍以上？當然，其中有資源稟賦的問題，美國土地資源豐富，地價比中國低，但主要問題還是我們的相關領域不同程度地存在著行政性壟斷，簡單地說，只讓幾家企業幹，別人不允許，競爭不夠充分、有效，成本自然就降不下來。五大基礎性成本看起來是實體經濟投入品的成本，實際上是典型的制度性成本。如何降低，應該說思路和方法是明確的，關鍵是把十八屆三中、五中全會和十九大有關精神落實到位。在電信領域，近期的一個重要變化，是聯通試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後，推出低價產品，很快帶動了幾大電信公司較大幅度降低資費水平，出現了未曾有過的競爭局面。這說明通過改革降成本是行得通的，甚至能夠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這方面的改革，不僅有利於降低實體經濟成本，提高產業競爭力，同時也能夠增加基礎產業有助於提升效率的有效投資。
三是加快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對內對外開放，大幅度拓展服務業發展的數量和質量空間。 下一步經濟發展，空間最大的是服務業，其中差距最大的是知識密集型服務業，包括研發、金融、諮詢、信息服務等生產性服務業，醫療、教育、文化、娛樂、體育等社會服務業。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技術大都是軟技術，知識是不可編碼的知識、體驗性知識。吸收這類技術、知識，與過去工業領域引進技術有很大不同，必須推動更具深度、更有特點的對外開放與合作。重點是高水平教育和研發領域。從長期看，這是我國發展最大的短板所在。以往開放的重點是吸引物質資本、成熟技術和管理方法等，下一步開放重點則應轉向聚集提升人力資本，提升在全球科學前沿和技術前沿的創新能力。比如在創新活躍地區，設立若干個高水平教育研發特區，在招生、人員聘用、項目管理、資金籌措、知識產權、國籍身份等方面實行特殊體制和政策，給出比較大的自主選擇、自由探索空間，形成匯聚全球頂尖人才，最大限度調動人們科學發現和技術創新前沿創造力的環境。另一方面，對內開放要先於對外開放，允許外國人做的，應先讓中國人自己做，放寬高水平教育研發和其它知識密集型服務業的准入，把優質人力資本更多地吸引到這些領域，促進知識密集型服務業成為經濟轉型升級的重要動能。（完）
作者：劉世錦（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
劉世錦：中國土地財政模式已經走到了盡頭
“今後三年增長6.3%即可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此後增長目標可能調整到5-6%之間。基建房地產投資已過歷史需求峰值，適當調低增長預期，轉向高質量發展，應側重於關注就業、風險防控槓桿率、企業盈利、資源環境可持續性、居民收入增長，消費結構升級這五個方面指標。”
8月26日，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學術顧問、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世錦在2018崇禮（夏季）中國城市發展論壇上說。
談到房地產稅，劉世錦認為，房地產稅還是要徵的，政府收入轉入規範、法制軌道。但需要創造制度條件：開放土地要素市場；糾正土地價格扭曲；去除土地超額收益；避免重複徵稅。
新形勢下如何擴大內需，擴展增長新動能？劉世錦認為，第一，加快開放城鄉之間土地、資金、人員等要素市場，允許相互流動，優化資源配置。重點是土地制度改革，比如城裡人能否到農村買房、小產權房能否合法化、農村集體土地和宅基地能否平等入市等等。
第二，農村人口加快進城，提供均等公共服務，促進這個群體的住房消費，進而帶動其他消費。脫貧攻堅戰有利於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收入和消費能力。
第三，積極財政政策要把支出重點轉向醫療、養老、教育、社保、基礎研究等短板領域，基建也要圍繞這些領域優先展開。有些基建項目可以後延，防止以後增長大幅下滑。繼續推動國有資本用於充實社保基金。
第四，加快推動行政性壟斷行業改革，重點是石油、天然氣、電力、通信、鐵路、金融等領域放寬准入，降低實體經濟成本，同時帶動這些領域有效投資增長。
最後，應對中美貿易戰的關鍵，是實質性深化改革開放，建設高質量的市場經濟，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全面增強國家綜合實力。加快服務業對外開放，首先是要對內開放，推進旅遊、養老、文化、娛樂、體育等消費性服務業發展。
以下為劉世錦演講實錄，來源財經網。
貿易戰對目前的經濟有多大影響呢？其實影響並不大，或者說基本上沒有影響。但是現在經濟確實出現了相當大的變化，我們預測今年下半年經濟有下行趨勢，但這種下行基本跟貿易戰無關。現在有點擔心，有些問題一定要和貿易戰扯在一起，把一些重要的問題可能給忽略了。所以我想今天從這樣的角度，談一些想法。
目前中國經濟可能有一定下行的壓力，穩增長再次提出。我們第一個需要適當調低經濟增長預期。這裡稍微說一個理念的問題，中央已經提出要由高速增長轉向高質量發展。質量和速度到底誰服從於誰？過去速度優先，先定一個指標，其他指標順著往下排，速度是第一位的。現在看來走不下去了，所以中央提出了質量優先。質量優先也是有指標的，我們追求高質量發展，側重於關注五個方面的指標。第一是就業，就業是宏觀經濟最重要的事情，就業好了也就說明整個社會的資源利用是比較充分的。接下來是風險防控，要控制槓桿率；企業要盈利，企業要是不盈利的話，經濟狀況就是比較差的；資源環境要可持續，最後是收入增長相對穩定。我想這五條是高質量發展的基本指標，當然還可能有更多。那麼它對應的速度是多少就是多少，從一個比較長的時間來講就是少折騰。
中國經濟現在面臨的問題還是高增長和高質量發展的關係，速度如果定的過高，質量指標就會縮水。這幾年就業總體狀況還是可以的，儘管速度下降，有些地方遇到了招工難問題；財政金融風險是在加大的，槓桿率是在提升的；企業盈利不穩定，產能嚴重過剩，包括PPI價格過低；資源環境問題突出；居民收入也不穩定，特別是民生的支出是不足的。所以增長速度過高了以後，它是不可持續的，關鍵是這些質量指標都要出問題，所以我們並不是不要GDP，而是不要一個低效率、低質量，不可持續的GDP。
對經濟增長的預測，要適當調低對經濟增長的預期，其實今後三年每年增長6.3%，就可以完成2020年翻番的目標。2020年以後速度是多少呢？根據我們的研究，過去幾年的時間由高速增長向中速增長轉變過程中可以講中高速，以後就是中速增長。這個中速增長的速度是多少呢？大概5%到6%之間，或者5%左右。其實速度的高和低一定要和增長階段、增長背景和潛在增長率掛鉤。高速增長期潛在增長率是10%，增長速度7%是低速度，進入中速增長以後可能就是5%左右，甚至4%到5%之間。當時日本進入中速的時候就是4%，增長5%到6%也是高速。而且中速增長平臺形成以後，特別我們重視質量的時候，這個平臺可以持續多長時間？根據國際經驗應該可以持續十年左右的時間，所以中國長遠的發展目標應該說有了比較好的可以實現的基礎。
怎麼穩增長？現在面臨一個選擇，繼續搞基建房地產還是真正市場化？現在基建和房地產，基建的增長速度雖然已經出現了負增長，房地產的速度還算比較穩定，總的來講它的高峰期已經過去了。穩增長繼續依靠這兩個老抓手可能靠不住，問題也會比較突出。首先是槓桿率問題，要繼續依靠這兩個抓手還得加槓桿，基建是加政府的槓桿，房地產是加居民的槓桿。這背後我們要搞清楚整個經濟發展到這個階段之後，基建和房地產處在什麼樣的位置。
這裡給各位介紹一下我們研究成果，這張圖是房地產投資的增量，有增量房地產投資才有一個正的增長速度。這個增量是指什麼？實際上是房地產投資中間賣地、買地這些收入，把它剔除掉，是固定資本形成的部分。大家會看到它已經在2012年以後出現了峰值。中國房地產投資，我用了一個詞叫“歷史需求峰值”，需求量最大或者增長速度最高那個點大概1300到1400萬套住房，在2013、2014年左右已經出現了。2016年的時候又出現了一個高點，一線城市房價帶動了房地產投資的回升。當時對房地產投資的走勢有爭議，但是我們感覺到它就是一個短期的現象，還得往下走。看2017年下半年以後，實際上我們現在統計的房地產投資的增量已經出現了負增長。2018年，我們靠右邊白色這一塊是預測的，大體上是低速增長，或者在0左右進行徘徊。
基建投資，大家看靠右邊那個最高點，它的歷史需求峰值其實也已經出現，現在我們需要觀察的是這個量逐步往下走，白色這一塊。下一個點是在什麼點？尋找下一個均衡點。另外有一項研究，給大家介紹一下，我們做了一個研究，就是用購買力平價計算了OECD國家和中國在同樣發展水平的時候，終端需求結構之間的比較。
可比性比較強的是中國在2016年人均GDP14000美元時的GFP結構（紅）與OECD在人均GDP為14000美元(黃)、25000美元（藍）、35000美元（綠）的標準結構對比，數據顯示，房地產數據高了大概有二分之一，從國際比較意義上來講，在這樣一個發展階段，中國的基建和房地產比重偏高，這和整個體制和發展階段有很大關係。
另外，以土地謀發展的城市融資戰略模式，逐步走到了盡頭，很難再持續了。過去土地政府所有，單邊壟斷供給，而且住宅用地比重過低，中國一線城市住宅用地過去是低於25%，而發達國家一般在40%以上，像首爾在60%。住宅用地、工業用地定價嚴重差異化，工業用地的價格相當低，有的時候零地價，相應把住宅用地價格抬的很高，最後把價格抬的最高的方式拍賣，最後政府得到了一個很高的收入，這個收入嚴格來講和把土地作為一種生產要素的價格獲取的收入，已經是大大的高於那樣的數值了，實際上獲得一種超額收益。政府拿這個錢作為賣地收入，實際上成為財政收入很重要的一部分，相當多的城市這塊收入佔到財政收入的40%，有些地方差不多一半了。另外，抵押進行融資，政府利用權力從土地上獲得一種大大的高於土地本來具有的，作為一種生產要素獲取收入。我們現在討論房地產稅的問題，房地產稅是利用政府權力獲取超額收入，實際上房地產稅已經徵過了，當然也有它的好處，這也是中國這麼多年發展過程當中走到這一點的，也不是提前設計的。好處籌措城市發展基金，支持基建設施建設，所以搞基建的錢是賣地收入拿來的，營造發展條件。但是也有弊端，階段性，不穩定，不規範，腐敗等等一些問題。
這張圖是M2和房價的相互關係，中國這幾年貨幣有時候投放量比較大，從這個圖可以看到相當一部分進入了房地產。但是這種模式現在看來越來越不可持續了。有以下四個條件，任何一個條件出現之後這種模式都會受到很大的約束，第一房地產歷史峰值出現；第二實體經濟難以承受高房價導致的高成本而出現衰退，我想香港是一個非常典型的例子，現在我們一線城市其實也已經出現了這個問題；第三擴張性貨幣政策的終結；最後房地產泡沫破裂。這四個條件出現任何一條，“以土地謀發展”的城市融資發展模式都很難持續，所以支撐了中國發展很多年的以土地謀發展的模式，現在確實到了轉型的階段。
回過頭講房地產稅，我以為還要徵的，對這個問題有很大爭議。因為房地產稅是現代國家治理的一項基本制度，世界各國都是這樣。大家應該明白一個道理，其實中國的房地產稅要做一個轉型，就是把它轉為規範可持續的，法治的。你要做這個轉型是需要創造一些制度條件的，包括開放土地要素市場，糾正土地價值收益，去除土地超額收益，也包括避免重複徵稅。我以為房地產稅徵收不是簡單推出一項稅，實際上是一個很大的制度轉型的問題。
擴大內需除了基建、房地產之外，中國還有沒有別的內需？有沒有新的增長動能？因為我們的思維方式，包括髮展的思路，改革的視野需要做一個很大的調整。首先，加快開放城市之間土地資金、人員等要素市場，允許相互流動，優化資源配置，重點是土地制度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已經講的很清楚，農村集體建設用地和城市土地要同價、同權、同等入市，宅基地也要進行流轉。
另外現在很重要的發展趨勢，一方面農民要進城，另一方面城裡人要下鄉。我們講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的需求，小產權房這麼多年了，農村集體土地和宅基地能否平等入市？這是中國最急切的改革，能改了以後對我們的增長大為有利。第一，降低城市房價。我們現在一線城市房價很高，如果把小產權房放開農村宅基地入市，保證並且提升產業競爭力，這是當務之急。城鄉之間把要素打通，特別是土地制度改革是釋放中國經濟增長動能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
第二，農村人加快進城，提供均等的公共服務。中國擴大消費，住房解決後一串消費都上來了，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點。最近中央提出三年脫貧這樣一個攻堅戰，這個對提高低收入階層的消費能力也是有利的。
第三，現在講積極的財政政策要積極，是不是還像過去那樣，一定要搞基建？重點得轉向醫療、養老、教育、社保、基礎研究等短板領域。基建應該圍繞這些領域展開，社保、教育，這個領域中間，中國的比重和OECD國家用PPP的方法計算的話，中國的方法是低的，特別是政府的支出過低，老百姓的支出是偏高的，政府的財政收入應該朝這個方向重點傾斜。同時，繼續推動國有資本用於充實社保基金。
第四，加快推動行政性壟斷行業改革，重點是石油天然氣、電力、通信、鐵路、金融等領域放寬准入，降低實體經濟成本，同時帶動這些領域有效投資增長。
最後，應對中美貿易戰的關鍵是實質性的深化改革開放。國內要建立高質量的市場經濟，對外實行高水平的對外開放。這樣才能全面的持續的增強中國科技、經濟的競爭力和國家的總體勢力，這是應對中美貿易戰最重要的治本之策，加快服務業的對外開放。對外開放以前首先是對內開放，推動旅遊養老、文化、娛樂消費性服務的發展。最近對消費提的比較多，最近談消費降級，這個因素可能有。對商品的消費到一定程度以後比重可能會下來，服務性的消費這是下一步消費升級的重點。所以是要推動服務性的消費發展，促進品牌和品質的消費，擴大中等收入群體的消費規模和消費水平。
本文來源：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財經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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