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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些年來我常講“文化自覺”問題，具體的採用這個名詞是在1997年北京大學舉辦的第二層社會學人類學高級研討班上。我提出這四個字“文化自覺”來標明這個研討班的目的，我想總結一下，問一問，我們在這個研討會上大家在做什麼？這四個字正表達了當前思想界對經濟全球化的反應，是世界各地多種文化接觸中引起人類心態的迫切要求。人類發展到現在已開始要知道我們各民族的文化是哪裡來的？怎樣形成的？它的實質是什麼？它將把人類帶到哪裡去？
這個名詞確實是我在這個班上作閉幕發言中冒出來的，但是思想的來源，可以追溯的歷史相當長了，我想大家都瞭解自20世紀前半葉中國思想的主流一直是圍繞著民族認同和文化認同而發展的，以各種方式出現的有關中西文化的長期爭論，歸根結底只是這樣一個問題，就是在西方文化的強烈衝擊下，現代中國人究竟能不能繼續保持原有的文化認同？還是必須向西方文化認同？上兩代中國的知識分子一生都被困在有關中西文化的爭論之中，我們所熟悉的梁漱溟、陳寅恪、錢穆先生都在其中。
我清楚地記得，當我在燕京大學上本科時，曾選修歷史系一位外籍教授開的“中國文藝復興”的這一課程。他的教法是把清朝末年、1860年、英法聯軍闖入圓明園以後到辛亥革命期間，他把他看到的外國作者對中國人的事情和說法的英文材料讓我們閱讀，以瞭解這段歷史的變化。對這門課我是很用功的，他指定的書和文章我都讀了，而且記錄下來。所讀的材料，歷時約50年間，經過4個皇帝，進犯的國家從老牌的英、法、俄開始，逐漸增加到12國，簽訂的不平等條約就有十幾個之多。這段時間裡還有太平天國起義、戊戌變法、黃花崗起義等一系列重大事件。其中有一件事對我印象很深，至今仍然記得。那就是在太平天國宣佈起義並定都南京後，有一位曾國藩手下的大將，名叫胡林翼，當時駐守在今天安徽的馬鞍山，他在閱兵時，有一隻外國軍艦，衝著他沿江而上，這位大將竟當場昏厥了過去。以後別人問他為什麼，它的回答是對付太平天國我們還有把握，但對付這些外國軍艦就沒有辦法了。此事生動地反映了當時清政府上層的態度。他們看到了中國的物質技術遠遠落後於西方，因而懼怕和退縮了，從而引起了以後喪權辱國的災難性後果。
這說明在中西文化碰頭時，他們認輸了。這是一個大轉折。過去清政府以“天朝上國”自居，視外國使節為“外夷入覲”，乾隆皇帝認為自己國家物產豐盈，並不需要“外夷”的貨物，和他們貿易只是一種恩賜。英國使團提出覲見時，曾要求英使節行三跪九叩首的大禮，這個皇帝這時還沒有認輸。
中西文化碰了頭，中西方文化的比較，就一直是知識分子關注的問題，圍繞著中華民族的命運和中國的社會變遷，爭論不休，可以說至今還在繼續中。在“五四”運動以前，大致上是從19世紀中葉開始，已有了“西學”的觀念，要在技術上學習西方人的長處，以求有所改進，可用“舊學為體、新學為用”即“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看法來概括。人們對中國原有一套政治倫理秩序並沒有發生大的動搖。到了“五四”運動，碰到的問題已不是借用一些“西學”可以解決的了，基本上是要以西方現代化來代替中國的舊文化了。所以“五四”運動又叫新文化運動。不少人用西方啟蒙運動以來的一些觀念作為推翻和取代傳統制度的目標，其中最重要的是民主與科學，在“五四”之後發生過“科學和玄學”及“民主與獨裁”的兩次重要爭辯。隨後中國共產黨在1921年成立，馬克思主義得到不少青年的信仰。中國向何處去是知識界不能迴避的問題了。抗戰開始，國難當頭，民族危機使爭論暫時停頓下來，但戰後應該建立怎樣一種社會文化秩序，仍然是知識界關心的主題。徹底打破現狀，重建一個全新的理想社會，無疑對於知識分子具有極大的吸引力。那時主導的思潮是否定傳統的，當時即使有人提醒人們應正視革新和傳統的關係，也並不能引人注意。抗戰結束後中國知識界的思想情況也隨著國內政治局勢的變化而迅速發生了變化。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大陸發生了翻天覆地的鉅變，知識界在馬克思主義的指導下走上建設社會主義道路。歸結起來看，無論是“戊戌”的維新變法，“五四”的新文化運動和解放後的歷次政治運動，都是在“破舊立新”的口號下，把“傳統”和“現代化”對立了起來，把中國的文化傳統當作了“現代化”的敵人。“文化大革命”達到了頂點，要把傳統的東西統統掃清，使人們認為中國文化這套舊東西都沒有了。
總之，中國文化從傳統走向現代的進程中，步履維艱。怎樣才能使中國文化的發展擺脫困境，適應於時代潮流，中國知識分子上下求索，提出了各種各樣的主張，以探求中國文化的道路。由此湧現出各種流派，有如新儒家就是重要的一家，它主要在哲學一門之內，也涉及到史學，看法未必一致。這方面我不太熟悉，最近看到余英時先生的文章講到：以“新儒家”的名是指20世紀的思想流派，其事起於海外，特別指1958年元旦張君勵、唐君毅、牟宗三、徐復觀四位先生在香港《民主評論》上所發表的一篇宣言——《中國文化與世界——我們對中國學術研究及中國文化與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認識》。這些情況以及其後之發展在我當時的處境自然不會了解，同時也不會是大陸知識分子關注的中心問題。現在應該回過頭來看一看，作一番研究是有必要的。這種情況直到改革開放後開始有所反思，我們要搞清中國文化的特點是不可能割斷歷史的，港臺的知識界60年代也對此提出了問題，不少人感興趣的是怎樣在“傳統”和“現代化”之間找到接榫之處。說明文化不僅僅是“除舊開新”而且也是“推陳出新”或“溫故知新”。“現代化”一方面突破了“傳統”，另一方面也同時繼續並更新了“傳統”。
就我個人來說，我受到的教育是從清末民初所謂新學開始的，這個新的學校制度是針對舊的科舉制度下的私塾制度而興起的。我的父親是最後一科的秀才，科舉制度在他那一代取消了。改革之後，他被選送到日本去留學，學教育。回來後就搞新學，辦了一箇中學。我母親創辦了縣裡第一個蒙養院，我從小就是在這個蒙養院裡邊長大的，所以我沒有進過私塾，沒有受過四書五經的教育。連《三字經》、《百家姓》也沒有念過。我念的是“人、手、足、刀、尺”，是商務印書館的小學課本，是新學的東西。不用面壁背書、坐冷板凳，還可以唱歌做遊戲。初小後進入私人辦的私學，也是由留學生辦的新學。接著上了教會辦的大學，從東吳轉到燕京，又進了清華研究院，再去英國留學，一生受的教育都是西方文化影響下的“新學”教育。父母主張新學，不要舊的一套，在兒女身上不進行舊式的教育。所以我缺少了從小接受國學教育這一段，國學的根子在我身上並不深。中西方文化接觸過程中，在我本人並沒有感到嚴重的矛盾。這一點和我的上一代是不同的，他們是受中國文化培養成長的，有著深厚的中國傳統文化的根底。由於他們基本上是在中國文化傳統的薰陶下成長起來的，因而對中國文化的長處有親切的體驗，甚至有歸屬感。所以他們的基本立場是“要吸收西方新的文化而不失故我的認同”。如陳寅恪先生講“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錢穆先生說“餘之所論每若守舊，而餘持論之出發點，則實求維新”。像他們這樣的學者是無法接受“進步”和“落後”的簡單二分法的他們求新而不肯棄舊，這在當時的潮流中不免陷入嚴重的矛盾之中。
我在70歲時重新開始了社會學人類學的研究，進入了第二次學術生命，當時預計還有10年的工作時間，希望自己在有生之年，還能為中國的人文社會科學發展多做些工作。我學習社會學、人類學的基本態度就是“從實求知”，首先對於自己的鄉土文化要有所認識，認識不是為了保守它，重要的是為了改造它，正所謂“推陳出新”。我在提出“文化自覺”時，並非從東西文化的比較中看到了中國文化有什麼危機，而是對少數民族的實地研究中首先接觸到了這個問題。80年代末我去內蒙古鄂倫春族聚居地區考察，這個民族是個長期在森林中生存的民族，世世代代傳下了一套適合於林區環境的文化，以從事狩獵和飼養鹿為生。近百年來由於森林的日益砍伐，威脅到了這個現在只有幾千人的小民族的生存。90 年代末我在黑龍江又考察了另一個只有幾千人、以漁獵為生的赫哲族，存在的問題是同樣的。中國10萬人口以下的“人口較少民族”就有22個，在社會的大變動中他們如何長期生存下去？特別是跨入信息社會後，文化變得那麼快，他們就發生了自身文化如何保存下去的問題。我認為他們只有從文化轉型上求生路，要善於發揮原有文化的特長，求得民族的生存與發展。可以說文化轉型是當前人類共同的問題。所以我說“文化自覺”這個概念可以從小見大，從人口較少的民族看到中華民族以至全人類的共同問題。其意義在於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的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發展的趨向，自知之明是為了加強對文化轉型的自主能力，取得決定適應新環境、新時代文化選擇的自主地位。
實際上在經濟全球一體化後，“中華文化該怎麼辦”是社會發展提出的現實問題，也是談論文化自覺首先要面臨的問題。我回想起在上世紀末與臺灣人類學家李亦園教授關於“中國文化與新世紀的社會學人類學”的對話。我提出了一些自己在思考的問題，並且認為研究文化的人應該注意和答覆這些問題，譬如我們常常講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那是指馬克思主義與中國實踐相結合的結果，所以在馬克思主義進入中國後變成了毛澤東思想，後來又發展成了鄧小平理論，這背後一定有中國文化的特點在起作用，可是這些文化特點是什麼？怎麼在起作用？我們都說不清楚。
我們交談時涉及到了幾個實例：一是談到重視家庭的思想，注重家庭的重要作用。在改革開放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後，農村的生產力一下子解放出來了。以後在農村工業化中，又看到了真正有活力的是家庭工業，同時讓我進一步想到中國社會的生長能力在什麼地方，中國文化的特點之一我想是在世代之間聯繫的認識上。一個人不覺得自己多麼重要，要緊的是光宗耀祖，是傳宗接代，養育出色的孩子。二是“一國兩制”的實踐不光具有政治上的意義，而在不同的東西能不能相容共處的問題，所以它還有文化的意義。這就是說中國文化骨子裡還有這個東西可以把不同的東西凝合在一起，可以出現對立面的統一。三是“多元一體”的思想也是中國式文化的表現，包含了“各美其美”和“美人之美”，要能夠從別人和自己不同的東西中發現出美的地方，才能真正的“美人之美”，形成一個發自內心的，感情深處的認知和欣賞，而不是為了一個短期的目的或一個什麼利益。只有這樣才能相互容納，產生凝聚力，做到民族間和國家間的“和而不同”的和平共處、共存共榮的結合。四是要能夠想到人家，不光想到自己，這是中國人際關係中一條很重要的東西，“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設身處地，推己及人，我說的差序格局就出來了。這不是虛擬的東西，是切切實實發生在中國老百姓日常生活裡的真情實事，是從中國悠久的文化裡邊培養出來的精髓，文化大革命對這一套破壞得太厲害，把這些東西都否定了，我看這是不能否定的，實際上也否定不了。
我們現在對中國文化的本質還不能說已經從理論上認識得很清楚，但是大體上說它確實是從中國人歷來講究的“正心、誠意、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儒家所指出的方向發展出來的。這裡邊一層一層都是幾千年積聚下來經驗性的東西，如果能用到現實的事情當中去，看來還是會發生積極作用的。我們中國文化裡邊有許多我們特有的東西，可以解決很多現實問題，疑難問題。現在的問題是我們怎樣把這些特點用現代語言更明確地表達出來，讓大家懂得，變成一個普遍的信息和共識。
長期以來，在西方文化浪潮的衝擊下，特別在“文革”時期，“傳統”被沖刷得太歷害了，由此所造成的危害及其嚴重性還沒有被人們所真正認識，同時能夠把有深厚中國文化根底的老一代學者的學術遺產繼承下來的隊伍還沒有形成，因此我深深感到知識界的責任重大。我前面談到由於自知國學根底不深，需要補課，近年來讀了陳寅恪、梁漱溟、錢穆等先生的著作，很有收穫。啟發我們對中國文化精神更深入的理解，對中西文化比較進行更深刻的研究。
同時自己感覺到對世界大潮流有些“隔膜”，雖然改革開放後我們已經重新“放眼看世界”，我也多次出國進行學術交流，但開始看到的主要是西方在新技術方面的迅速發展，有如我在《訪美掠影》一書中描述的計算機信息技術等。但是到20世紀90年代蘇聯解體，冷戰結束，世界格局發生了重大變化，西方輿論“自鳴得意”，我對亨廷頓的“文明衝突論”雖有批判，但對於中西文化中深層次的問題並不敏感。正如我前面所講自己力爭緊跟國內社會經濟發展，“行行重行行”，提出“文化自覺”看法，也是從少數民族地區的發展問題中看到的。
去年美國的“9. 11事件”對我有很大的震動。在我看來這是對西方文化的又一個嚴重警告，而且事件後事態的發展令我很失望，這種“恐怖對恐怖”的做法，讓我看到西方文化的價值觀裡太輕視了文化精神的領域，不以科學的態度和實事求是的精神去處理文化關係，這是很值得深刻反思的。因此也促使我想從理論上進一步搞清一些問題，如個人與文化的關係，文化的社會性和歷史性問題等，以利推動中西文化比較研究的深入。
今年5月我在南京大學建立一百週年的紀念會上，發表了“文化論中人與自然關係的再認識”的講話，進行了這方面的探討。我們這些人，從生物基礎上看是和其它動物一樣的，它的生命實際上同樣有一定的限期，即所謂有生必有死，生和死兩端之間是他的生命期。但由於人們聚群而居，在群體中又憑其共同認識相互模仿別人的生活手段以維持他的生命，這時他才從“生物人”變成了“社會人”。每個生物人都在幼年逐步變成社會人而繼續生活下去的。只有作為一個社會人，生物人生命得以綿延直至死亡。我們一般說人的生命是指“生物人”而言的，一般所說人的生活是指“社會人”的一生而言的。生活維持生命的繼續，從生到死是一個生物必經的過程。但是生活卻是從生物機體遺傳下來的機能通過有向別人學習的能力而得到的生活方式。一個人從哺乳到死亡的一切思想和行動，都是從同一群體的別人那裡學習得來的。所學會的那一套生活方式和所利用的器具都是在他學習之前就已經固定和存在的。這一切是由同群人所提供的。這一切統統包括在我所說的人文世界之內。它們是具體的文化內容。當一個生物人離開母體後，就開始在社會中依靠著前人創造的人文世界獲得生活。現存的人文世界是人從生物人變成社會的人場合。這個人文世界應當說和人之初並存的，而且是歷代社會人共同的集體創作，社會人一點一滴地在生活中積累經驗，而從互相學習中成為群體公有的生活依靠、公共的資產。孔子說：“學而時習之”，就是指模仿別人而不斷實踐。這是人從作為生物個體變成社會成員的過程。
人文世界拆開來看，每一個成分都是社會中的個人憑其天生的資質中創造出來的，日積月累，一代代人在與自然打交道中形成的。這些創新一旦為群體所接受，就進入人文世界的內涵，不再屬於任何的個體了。這就是我們應當深入理的文化社會性。
文化是人為的，但這裡只指文化原件的初創階段，它是依靠被吸收在群體中的人們所共同接受才能在群體中維持下去。一群社會人相互學習利用那些人文世界的設施包括物質的和精神的，或說包括它的硬件和軟件，進行生活。因而群體中個別生物人的死亡並不一定跟著已有文化零部件的存亡，生物人逃不掉生死大關，但屬於社會人的生活用具和行為方式即文化的零部件卻可以不跟著個別生物人的生死而存亡。文化的社會性利用社會繼替的差序格局，即生物人生命的參差不齊，使它可以超脫生物體生死的定律，而有其自己存亡興廢的歷史規律。這是人文世界即文化的歷史性。
強調重新更深入地認識文化的社會性和歷史性，可以幫助我們加深對文化的認識。我已注意到文化價值觀方面存在著東西文化的差別，中華文化的傳統在出發點上和西方文化就有分歧。前一輩的學者，所謂新儒家，已經碰到了這個問題，他們用歷史學的方法，做了具體而細緻的研究工作，鑽研得很深，提出了他們自己獨到的見解。我們真要懂得中國文化的特點，並能與西方文化作比較，必須回到歷史研究裡邊去，下大功夫，把上一代學者已有的成就繼承下來。切實做到把中國文化裡邊好的東西提煉出來，應用到現實中去。在和西方世界保持接觸，進行交流的過程中，把我們文化中好的東西講清楚使其變成世界性的東西。首先是本土化，然後是全球化。這個任務是十分艱鉅的，現在能夠做這件事的學者隊伍還需要培養，從現在起在幾十年裡邊培養這樣一批人是一件當前很重要的事情。當務之急是要在我們的知識界造成一種良好的風氣。補上“放眼世界”者一課，關注世界大潮流的發展變化，我自己年紀大了，實際上不能進一步去觀察，也沒有條件深入研究了。但我認為經濟全球化後文化接觸中的大波動必然會到來，遲早要發生的，我們要有準備地迎接這場世界性文化大論爭。因此我們一方面要承認我們中國文化裡邊有好東西，進一步用現代科學的方法研究我們的歷史，以完成我們“文化自覺”的使命，努力創造現代的中華文化。另一方面瞭解和認識這世界上其他人的文化，學會解決處理文化接觸的問題，為全人類的明天做出貢獻。
以上這些初步的不成熟的見解，作為自己在這次會議上提出來的自白，以供同人們批評指正。
本文原刊《學術研究》2003年第7期。本次推送轉自公號“人類學之滇”，原標題為“關於‘文化自覺’的一些自白”。圖片來源於網絡，歡迎個人分享，媒體轉載請聯繫版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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