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讀了《菊與刀》這本書，一部關於研究日本文化雙重性的經典作品。
在讀書的過程中我還在想，日本人在看到美國人得出這樣的結論時是否會認同。但從本書在日本的銷量來看，日譯銷量已經突破230萬冊。
書中的內容也被日本教科書引用，所以可以推測這本書是得到了日本民眾的廣泛認可，儘管仍有日本學者對本書的片面性提出了質疑。
本書的作者同時對我們國家的民族文化與日本作出了對比，並對中日文化存在的差異做了簡單論證。
其實我一直好奇，明治維新以前，日本不過是我們瞧不上眼的土匪而已，緣何一百多年的發展就將我們甩開？
“鬼子”來了留學生超市
作為一個東北人，從小對日本“鬼子”就沒有好感，所有兇殘的詞彙都可以用在他們身上。
直到我在留學生超市工作過三年時間，接觸了幾個日本的留學生，感覺對日本人的形象認知與我在抗日劇中所接受的並不一樣。
看過姜文導演的《鬼子來了》，我方才發現電影中所呈現的與我過去的認知存在差異。
用姜文導演的話說：“我覺得通過拍一部電影過嘴癮是容易的，而且往往能很急功近利地討點好，但是事情過去之後既不起作用又不能使觀眾真正進行思考。”
第一次看這部電影的時候，讓我覺得顛覆，進而反思過去那段歷史。
如果我也活在那個時代，是否也如電影所呈現的那樣麻木無力？還是我能如神劇中男主一樣練就一身手撕鬼子的本領？
現在想想我們的某些抗戰神劇，放在國內播放無異於耍嘴炮式的大快人心。積極的作用是提示我們勿忘國恥，但消極作用更加明顯。
一方面，違背常識的虛假宣傳會讓人有牴觸情緒；另一方面，這種片子在日本以段子的形式傳播開來，進而引發了日本民眾對我們大規模的嘲諷挖苦。
我們希望通過戰爭片呼籲日本認清歷史，反思罪行，結果通過這樣的方式被對方當成了笑柄。
我們對歷史的思考顯得過於單薄、片面，也沒有準確掌握對手的文化思潮。
關於底線的道德差異
日本文化的多元性導致了其民族性格中的固執與善變。日本雜糅了儒家文化、佛教文化與西方的自由民主意識，在日本傳統基礎上進行了改良和加工形成了現有的日本文化。
基於儒家文化中的忠孝，於中日而言是有相似性的。但有一個很大的差別，也是導致兩國文化差異的根源。
我們的忠孝是有底線的，而日本沒有底線。我們的忠孝的底線是“仁”，這是我們文化中的一個最重要的根基。
日本的無底線忠孝，比如效忠天皇、參拜靖國神社、男女地位不平等都與這種無底線息息相關。
在日本，效忠天皇、為國捐軀的戰士是光榮的、值得尊敬的，即使是雙手沾滿了無辜百姓鮮血的殺人魔王。
又如書中闡述：“婚姻的真實目的是生兒育女，傳宗接代，任何其他目的都歪曲了婚姻的真正意義。”
日語中的“愛人”意思就是“相愛的人”，注意不包括妻子，“愛人”和“婚姻”是割裂的。之前看過渡邊純一的幾部小說，基本都是男主與他的“愛人”的故事。
日本人堅信，“只要是本性使然，就都是合理的。”從這個角度出發，“本性”驅使下的變態綜藝節目與情色影視行業高度發達就可以說得通。
這與我們傳統文化中的“存天理、滅人慾”又是一個反方向。
總之，關於“仁”、“愛”的內涵，中日差距是顛覆性的。
等級意識的淵源
“弱肉強食”是日本人所普遍接受的等級意識。
等級意識可以涵蓋到日本的家庭、學校、職場、社會，甚至是國際關係。戰爭中他們對我們同胞的歧視，以及戰敗後甘願屈服於美國，都是等級意識所驅動。
就目前來說，雖然日本天皇的等級權威是象徵性的，但這種權威可以凝聚各個等級，集合成整體力量。
在我們國家也是存在這樣的等級觀念，只是我們缺少了整合集體力量的信仰。主要原因在於我們的等級意識從最初的“禮”演變成後期的“辱”。
宋朝以前，跪禮還是一種禮儀。從元朝開始，等級觀念開始根深蒂固，到達清朝時期達到頂峰。
行跪拜禮經歷了由再拜到三拜再到五拜三叩、三跪九叩的演變。從行禮的複雜程度就反應了這種禮儀所帶來的時代氣質。
一句“男兒膝下有黃金”早就表達出了這種下跪的屈辱。
日本的跪拜一直以來都是作為一種禮儀沿用至今，當然這與日本一直單一民族發展有關。
對於我們而言，告別了跪拜才能真正站起來。
發展背景的歷史性
書中認為，“明治維新的革新之處在於明治政治家們根本沒把自己的人物當作是意識形態的革命，而是當作一項事業，心中的目標是使日本成為一個不容小覷的強國。”
日本明治維新的成功經驗中，有很多值得我們參考的地方。
當時的日本政治家極其重視工業發展， 而且要舉國之力將工業進行到底，在工業發展成熟之後再交給市場或者企業。日本的成就便在於以最小的挫折和浪費建立了它認為必須的工業。
從這一點出發，像極了我們的國有企業成長曆程，可是我們的國有企業似乎總是依賴國家的柺棍，始終不能獨立行走。
明治維新在最開始推行改革的時候，各個階級都不滿意，理由也很是粗暴，大家寧願安於現狀。
二戰後，美國和西方的學者對日本的情況進行了研究，並給出了處理方案。
“除了對日本民族斬草除根外，沒有其他辦法。”或者是“日本只有自由主義者當權且推翻現有政府，才能拯救自己。”然而日本選擇效忠天皇，進而幾乎以創造奇蹟的方式引領了經濟的高速發展。
日本的自救方法就是發揮全體國民的力量，激發國民本該具備的戰鬥力。
一份來自1944年7月的報紙記錄瞭如下內容：“我覺得振奮民心的方法有很多，但最重要的一條是言論自由。最近幾年沒，日本國民沒法坦率的說出心底的真實想法。他們擔心一旦觸及某些話題就會遭受責怪，他們顧慮很多，只顧做表面文章，長此以往變的懦弱膽小。這樣的話，我們永遠不可能發揮全體國民的力量。”
師夷長技以自強
今年918當天的釣魚島對峙，見證了我們目前的關係。無論一衣帶水還是軍國主義，我們與日本都不可能友好。
日本人謙虛的形象讓我印象深刻，事實上他越是這樣溫文爾雅，就越要引起我們的警惕。握刀的右翼分子不過是幾個小丑，賞菊的紳士才是我們真正的決戰對手。
我們銘記歷史的方式應該更加深刻，反省那些與喪心病狂的日本兵相對應的，是魯迅先生筆下麻木不仁的國民。
我們不需要一邊高喊愛國口號，一邊砸向日本轎車，或者為所有主張向日本學習的人，不加區分的貼上“精日”標籤。
我們應當認識到，如果對手的優點是我們所欠缺的，那麼這一點就是我們需要學習的。
“一個人需要像保養他的劍一樣保養他的品格。但無論如何，他那光明的、閃光的靈魂依然藏在鏽跡下面，他需要做的就是打磨拋光，使之再度生輝。”
日本人堅信一種理論：“世界上有兩種機遇，一種是我們趕上的，另一種是我們創造的。”
我們已經趕上了世界發展紅利的機遇，接下來就是要依靠我們自己創造的機遇來發展。我們也要堅信自己的理論，就是我們可以靠著自己的智慧走出未曾問津的新路子。
在堅定文化自信的時候，要警惕民族中心主義，一切還是要從客觀實際出發。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需要聯合我們每個人的戰鬥力，從而凝聚出中華民族的核心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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