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5日，《鳳凰週刊》刊發光谷系列報道封面故事，用26頁的系列報道解碼中國光谷30年生長基因。
今天，我們為您推出報道《光谷生長三十年 從“一束光”到“一座創新城”》。
本文共約1.3萬字，閱讀大約需要30分鐘。
這裡曾是一片荒野之地，現在它是一座全世界矚目的創新之城。
這裡每天申請近70項專利，每個工作日誕生70多家企業。
這裡是全球最大的光纖光纜生產基地、最大的光電器件研發生產基地、最大的激光產業基地、最大的地球空間信息產業基地，是中國最大的光電子產業基地，這裡就是武漢·中國光谷。
2017年，光谷5萬家企業總收入超過1.2萬億元。作為繼北京中關村後的第二個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光谷在科技成果的商品化、產業化、資本化的道路上一路探索，培育孵化了若干創新產業集群，營造了創新創業的生態體系，成為國家光電子產業基地、國家生物產業基地和國家存儲器產業基地，創造了我國戰略性新興產業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的知名品牌。
而這一切，都起源於“一束光”。1976年3月，青年趙梓森在武漢郵電科學院一個簡陋的清洗間裡，拉出中國第一根具有實用價值的光纖。
也許很多人不瞭解光纖是什麼，但現在每個人都離不開它。如果沒有光纖通信，就不會有今天的互聯網和通信網絡。按照《科學美國人》雜誌的說法，這是二戰以來最有意義的四大發明之一。
全世界第一次製造出對光纖通信有實用價值的光纖，是在1970年。當時，美國康寧公司花了3000萬美元，製造出3條30米長的光纖樣品。但由於信息不暢，直到1973年，趙梓森才偶然在圖書館的一本外文雜誌上看到這個消息。雖然當時身邊很多人根本不相信細細一根玻璃絲就能實現通信，趙梓森卻把這當成了自己的夢想。
“當時我只是希望中國能有自己的光纖通信，沒想到現在中國成了世界光纖強國。”86歲高齡的“中國光纖之父”、中國工程院院士趙梓森說起當時的情景，眼睛裡仍閃著光。他雙手一合一開，一邊模擬著當初拉光纖的動作，一邊對記者說，“如果每個人都有一個夢想，那麼我的夢想不僅實現了，而且還超額完成了。”
更令他想不到的是，武漢·中國光谷，這個曾經被戲稱為“武漢建成區地圖外兩釐米”的地方，這些年一路向東，如今已經成長為518平方公里的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現在，它又將開啟“世界光谷”的新徵程。
主動出擊赴中央“掛號”
時光，回溯到上世紀80年代。當時，一本《第三次浪潮》的書改變了世界，書中關於“信息化社會”“跨國企業”和“SOHO族”的描述，令彼時剛剛改革開放的中國浮想聯翩。而當時擔任武漢市市長的吳官正，還不知道自己日後的仕途將一路攀升，直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相比之下，武漢沒有明顯優勢。因為地處內陸，其在計劃經濟的體制下，省捆綁著市，市捆綁著企業，還是死水一潭。用吳官正的話說，“市長成了廠長，廠長成了市長”。市長壓產值，催進度，調度煤電、運力，廠長不僅要管生產，還要管學習、管社會、管服務。武漢如何跟上全國改革開放的步伐，找到改革開放的突破口？
改變歷史進程的拐點，有時往往是偶然事件。
1983年底，當時市政府辦公廳主持日常工作的副秘書長兼諮詢委員會秘書長顏慶夫，派市政府辦公廳處長兼諮詢委員會副秘書長金端峰帶隊到上海去取經。12月16日，金端峰向上海方面介紹武漢專家學者提出的4種發展戰略後，上海方面向金端峰透露了國務院召開小型新技術革命座談會的信息。
但這個座談會沒有通知武漢參加，他們對此一無所知。金端峰聽到這個消息，馬上覺得茲事體大。他找上海討了一套會議資料，在乘船返回武漢的途中搶著看完。回到武漢，他立即向顏慶夫作了彙報，顏慶夫也感到這是一件大事。於是，他們將從上海帶回的資料搶在春節前印出來，登門向市委、市政府和諮詢委員會主要領導彙報，並趕在臘月二十三春節茶話會時，將新技術革命的資料發給市直委、辦、局及區縣領導和全體諮詢委員人手一冊。
武漢市委、市政府對此很重視，並馬上付諸行動。武漢市諮詢委員會組織了一系列新技術革命對策研討會，決定主動到國務院去申請立項。
當時武漢有許多大專院校、科研單位和大型企業，聚集著大量的高科技人才。不過，這些高科技人才，分散在中央、省、市各級院校、單位中，條塊分割，互不往來，形不成整體力量。同時，科研部門和經濟部門嚴重脫節，一些新技術根本走不出實驗室，不能轉化成生產力。
武漢能在中央掛上號，很不容易。1984年3月去北京時，他們帶了很多關於新技術革命的材料，分送給在京工作的原湖北、武漢的老領導們，包括張平化、王任重、宋侃夫以及原江西省委書記楊尚奎等。張平化接見了他們，並建議直接送一份給國家主席李先念。
直接起作用的，還是送到國務院技術經濟研究中心的那一份，當時國家領導人主要依託這個機構推動第三次新技術革命。通過輾轉聯繫到的一位工程師引薦，他們在京西賓館見到了正在那裡開會的研究中心副總幹事張磐。他們向張磐簡略彙報了武漢東湖地區高新技術密集的狀況，並呈送了武漢對策討論會的建議和文集。張磐說，“過去我們不瞭解，為什麼武漢的情況反映不上來？一提新技術，就是京津滬沈渝穗。你們的材料寫得好，反映很及時。”
1984年6月，國務院辦公廳印發《新的技術革命與我國對策研究的彙報提綱》，要求全國13個城市試辦新興技術新興產業密集的小經濟區，其中就包括武漢。在國家《關於加速光導纖維通信技術的對策》中說，為了扭轉分散重複的局面，在“七五”期間不再建新點，集中力量建設京津、上海、武漢3箇中心。至此，武漢終於在中國應對世界新技術革命的對策中掛上了號。
2018年4月26日，習近平總書記在光谷的烽火科技集團有限公司考察時，強調核心技術、關鍵技術、國之重器必須立足於自身。
探索“項目起步”新模式
有了國家層面的支持，1984年，武漢市批准成立“東湖技術密集經濟小區規劃辦公室”，這正是“光谷”的前身。當時規劃辦公室負責人劉家棟，帶著七個人，擠在政府禮堂一間不足30平方米的辦公室內開展籌備工作。但究竟採取什麼模式，才能將科研和生產結合起來，開發出新興技術、新興產業呢？
最初，不少人打算採用沿海的“築巢引鳳”模式：在東湖周邊圈一塊地，先搞“三通一平”（通水通電通路，平整土地），再引資上項目。在計劃經濟時代，劃撥國有土地、徵用集體土地，都不用花錢，只需給一點青苗費，但“三通一平”要一大筆錢。初步匡算，一平方公里要一個億，但當時武漢市政府“能辦點事的錢”一年僅有3000萬元。
現實逼迫武漢只能依託原有基礎來組建科研生產聯合體，開發高新技術產業。最早提出“項目起步”的，是時任湖北省委副書記、武漢市委書記王群。1984年6月，他就曾在省市聯合調查組起草籌建方案的請示上批示：“同意先幹起來，成熟一項幹一項，把牌子掛起來，幹出了成果來，就會得到承認和支持。”
最先肯定這種方式的國家領導人，是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1984年12月4日，他路過武漢並作短暫停留。王群抓緊時間，在武漢機場把籌建東湖小區的情況向他作了專題彙報。胡耀邦肯定了他們的思路，作出“先搞項目，後搞特區，逐步開發”的指示。
2016年4月，中國（湖北）自由貿易試驗區武漢片區在東湖高新區掛牌，這標誌著光谷和武漢進入自貿區時代。
三天之後，王群專門邀約吳官正，決定起草一份《關於籌建東湖技術密集經濟小區的請示》，由省、市領導聯名報送給胡耀邦，還有當時的國務院。
1985年4月，全國人大會議一閉幕，國務院率國家科委等部門到武漢考察。在彙報武漢開發區情況時，吳官正表態說：“我們不要中央給錢，只要中央給政策。”
回北京後，國家科委副主任楊浚4月30日就草擬出《關於支持發展新興技術新興產業的請示》，上報國務院。其中提出，選定和試辦開發區要堅持五項原則，第五條原則是：“從項目搞起，逐步形成新產業開發區。對批准的項目可採取若干特殊優惠政策。”國家科委提出的方案，得到了國務院贊成。
中國第一個孵化器
當時協助吳官正分管東湖小區的副市長是姜兆基，第一批選出的高新技術項目有兩個，華中工學院的激光，還有武漢郵電科學院的光纖。他有心扶持這兩個項目上馬，但“心有餘，力不足”：相關優惠政策沒有頒佈，政府手裡又沒有錢。
一切全憑自己摸索。姜兆基多方奔走，又以政府名義擔保向銀行貸款100萬元作為啟動資金，到1984年12月28日，東湖小區成立了第一個高新技術企業——武漢楚天光電子公司。為了辦光纖光纜廠，武漢市把附近的單晶硅廠無償劃轉給武漢郵科院，還爭取到外匯12萬美元用於購買設備。第一批兩個項目就這樣被扶持起來。
1985年後，武漢市一批科技人員帶著技術辭職下海，匯聚到武漢市珞喻路街道口、廣埠屯沿線，創辦民營科技企業，“科技一條街”雛形形成。
1987年6月，“小區辦”又首吃螃蟹，創立了中國第一個高科技企業孵化器。這不但點燃了無數科技者“下海”的激情，還把國務委員兼國家科委主任宋健、副主任李緒鄂吸引來了，成為國家科委向全國推廣“火炬計劃”的一面旗幟。同時，聯合國科技發展基金會主席魯斯坦·拉卡卡也來了。隨後，又在武漢召開了為期三天的國際科技企業孵化器研討會。由此，瀰漫全國的孵化器熊熊大火，從這裡開始燃燒。
孵化器的早期參與者龔偉，後來一度成為武漢東湖新技術創業中心負責人。孵化基地是租用的空置部隊營房，位於武漢武昌丁字橋108號，底層一樓有6間房，共659平方米。
孵化器選址，離武漢大學很近。為了宣傳動員大學老師學生到這裡來創業，龔偉帶領全中心的人騎自行車到武漢大學貼小廣告，做宣講，終於有了效果，真有老師帶著學生到這裡來辦企業了。看到了效果，他們就把油印的小廣告擴大投放範圍，甚至直接投到教職員工宿舍的信箱裡。這下動靜大了，有一天，龔偉和同事被人抓了個“現行”，請進了校保衛處，說他們擾亂了正常教學秩序，並警告他們“下不為例”。
初期在這裡孵化的企業，一共有5家。“騎著自行車來，開著轎車離開”，從這裡相繼走出了武漢三特等知名上市公司。
建設武漢·中國光谷
到1988年12月5日，武漢東湖新技術開發區管理辦公室掛牌成立，有了自己的獨立辦公場所，在租借的卓刀泉672醫院“小紅樓”內正式掛牌。至此，東湖新技術開發區成立，又簡稱“東湖高新區”。
當時，武漢市科委副主任鄢祖林兼任開發區管理辦公室主任，成為開發區第一任主任。他的繼任者，是曾任武漢市科委主任的張碧暉。當時開發區確定的總有效面積，只有24平方公里，其中集中新建區面積為4平方公里，政策區面積20平方公里。
但以“光谷”之名自稱，還要等到十年之後。
上世紀90年代末，部分高新區出現了發展模式雷同、產業雷同的現象，武漢市一些政府領導、業界專家提出，東湖高新區一定要捏緊拳頭，集中有限資源，打造一個特色產業，爭取做到全國第一、世界知名。
1998年7月，華中理工大學（現華中科技大學）光電子工程系主任黃德修，前往當時光電子產業發達的臺灣訪問交流，在展示武漢光電子研發概況圖時，他無意中冒出一句，“這很類似美國當年的硅谷”。
無心之言，卻成為“光谷”之名誕生的緣起。因為黃德修的觀點，恰與時任華中理工大學校長賙濟的“光電子要大搞”言論不謀而合。於是，這誕生於華工的“光谷”一詞，開始走向決策層的視野。後又歷經3年之久，到2001年，經過26位院士專家的努力，“光谷”一名落錘。
2009年12月，國務院批覆東湖高新區建設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到2010年5月，高新區歷經6次“託管”，面積已達518平方公里，為未來的發展提供了空間準備。
以“託管”的方式突破行政區劃，創造性解決發展空間問題，是羅清泉提出和實施的。1999年至2003年，羅清泉擔任湖北省委副書記、武漢市委書記期間，對託管進行了頂層設計，並實施了第一次和第二次託管。後來他先後擔任湖北省長和省委書記，但都一如既往關心和支持光谷的發展，推動實施了後來的幾次託管。
最後一次託管是2010年，也是力度最大的一次，一次性託管了洪山區和江夏區的296.13平方公里，管轄區域擴展到518平方公里。至此，自洪山區珞喻路卓刀泉，高新區一路向東，直抵鄂州，成為全國面積最大的高新區之一，足足大半個新加坡大小。
根植服務理念
最初的日子是艱苦的。一位上世紀90年代初在《長江日報》跑科技線的記者曾寫道，跟管委會主任袁善臘見面那天，袁正打好中飯，端著碗回辦公室。“吃了飯沒有？”當然沒有。袁趕快吩咐他的同事去打一份飯來，那會兒的管委會似乎還沒有“接待”的經驗，沒有多餘的碗筷。主任吩咐打飯，管委會同事就趕忙找了個吃完飯的同事，把他的碗筷涮洗乾淨了去打飯。而這，是他第一次見到袁善臘。
袁善臘是1991年來高新區工作的。管委會班子組建是在1988年。當時政府給的編制是30個，要求全部面向社會招聘。招聘啟事在媒體刊發後，報名的有800多人，來自五湖四海各行各業。不過，第一批沒有招滿，只有23人。
“方方面面的人都有，企業的、學校的、科研院所的。但就思想而言，這些人是開明的，畢竟那時辭職應聘還不像現在這麼普遍”，曾參與最初籌建工作的李復鳴回憶，“但不管是誰，都要參加考試，包括我本人，雖然我之前就在那裡工作。”
考試的題目，也很有意思，並不是什麼高深的理論，而是諸如“作為一個公務人員如何接電話”之類。“看似很簡單的一個問題，其實是在倡導服務為先的理念”，李復鳴說，當時剛剛改革開放，大家的思想都還沒有轉變，包括政府，“看似很簡單的一個題目，很多人都沒有答對。”
對於這一點，時任市長吳官正有切身體會。有一次他在碼頭查訪，一個挑著擔子的人問他輪船的檢票口在哪兒，他就拿著票帶著那個人去找工作人員詢問。結果，幾個服務人員態度都很差，把他罵了一通，還拿著檢票的剪刀在他面前揮舞。
來自化工部第四設計院的喻春波通過了這個考試。他至今還記得當初的試題，“主要涉及到對科技管理人員的一些要求”，他說，包括對科技革命一些領域的基礎知識、公文寫作，以及一些具體工作能力的要求，“比如，如何與科技企業的人員溝通等。”
這種最初就根植於心的服務理念，在袁善臘擔任管委會主任的12年中得到堅持和發揚。“我對他最深的印象，就是他培育了一種為企業服務的文化”，李復鳴說。
當年高新區營造的“小氣候”：鼓勵冒險，寬容失敗，尊重納稅人，保護創業者，建設世界一流園區等，現在仍鑲嵌在光谷政務服務中心的大廳裡。這是一種文化，也是光谷精神的一種傳承。
園區有家生產光纖光纜的明星企業長飛公司，是武漢郵科院、武漢市政府與荷蘭飛利浦公司三家合資成立的公司。在市場走俏的時候，購買長飛的光纖需要郵電部部長的簽字。但到了2001年，全球光纜過剩，市場下滑，長飛公司遇到困難。
烽火科技技術人員正在做天線測試。
當時已任武漢市副市長的袁善臘，帶著長飛跑省裡、跑北京，反覆申述理由，說這個企業絕對不能被外國人打垮，中方股份不能賣。
在政府的強力支持下，最終爭取到了5580萬元國債貼息貸款。長飛不但沒有減產，反而逆勢加大投入，擴大生產，通過降低企業內部運營成本，最後走出困境。
目前，長飛光纖已是全球最大的光纖預製棒、光纖和光纜的供應商，光纖、光纜及光纖預製棒三大主營業務全面問鼎“全球第一”，是行業內少數擁有棒纖纜一體化生產製造能力的專業廠家。
長飛光纖的光纖產品。
創新“制度容器”
重慶市長唐良智，1987年以武漢郵科院的一名工程師身份入職東湖新技術開發區規劃辦，2003年上任東湖高新區管委會主任，至2007年離開，一干近20年，是高新區的一名“老隊員”。
2013年2月，已經升任武漢市長的他，曾專程回到管委會，在那裡與公開選拔和引進的31名青年代表進行了長達4個小時的座談。這些年輕幹部，均為來自清華、北大、人大、復旦、上海交大、武大、華中科大等高校的碩士和博士，其中不少人還有海外留學和工作經歷。
在對話中，他闡述了自己對高新區工作的理解。他強調，光谷是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更是一個社會，既要在科技體制、產業發展上創新，也要在社會管理體制機制上創新。“創新是高新區的靈魂。某種意義上，社會改革創新更為重要，甚至需要從制度上進行頂層設計。”
唐良智還創造性地提出了“制度容器”的概念。他認為，光谷要像“硅谷”那樣永遠充滿活力，就不能停止創新。“但我們的創新一定是自動創新，而不是人為捏造，要把支持自主創新的‘制度容器’做好。”
他在任期間的主要工作之一，即是打造“制度容器”：建立聯合辦公中心，推行“陽光下的新政”。2003年8月，東湖高新區聯合辦公中心正式投入運行，集中了湖北省、武漢市、東湖高新區的20個職能部門設立的92個服務窗口，實行開放式、一條龍、一站式、電子化服務。制定了標準化、規範化的審批事項辦理程序，並公佈於眾，接受社會監督。
現在，已經有越來越多地方政府開始做這方面工作，但在當時推行這種改革，唐良智遭遇很大阻力。4000多平方米的辦公室全部清空，做成政府的各種服務窗口，後面放上桌子，接上電腦。具體怎麼做，包括裝修什麼，都沒有參照標準。
更困難的是協調利益。“一站式服務”，說白了就是權力透明化，當時各個部門都不願意放權。唐良智組織開了好幾次協調會，但裝修好的“一站式服務”大廳，還是沒有人進來辦公。有一天，他把高新區局長們叫來，“我以後就在這裡辦公，你們局長也跟我一起辦公吧。”就這樣聯合辦公中心正式運行起來。
一直到現在，雖然管委會主任幾經更替，但這種打造“制度容器”的工作仍在繼續。繼固化30年改革創新政策措施、以法規形式保護改革者的《東湖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條例》頒佈實施後，管委會又出臺了旨在激勵創新者的“黃金十條”和“新黃金十條”等系列政策。
其中最具突破性的，是唐良智任武漢市長期間，武漢大膽探索，出臺了促進東湖國家自主創新示範區科技成果轉化體制機制創新的“黃金十條”意見，以及鼓勵大學生創新創業的“青桐計劃”等舉措，作了一系列突破性的制度安排。
按照“下放處置權，擴大收益權，探索所有權”的思路，“黃金十條”這項深化科技成果處置權和收益權改革，將收益比例提高到70%以上，有利於建立以市場為導向的成果轉化新機制，實現國家、高校和科研人員的“多贏”，為國家《促進科技成果轉化法》的修改提供了實踐探索。
不僅如此，管委會還探索建設產業技術研究院8家，促進科教優勢向經濟優勢轉化，企業主體、市場化運作模式，成為全國全面創新改革可複製可推廣的經驗。
產業迭代發展
如今，沿著高新大道一路向東，光電子信息產業、生命健康產業、高端裝備製造產業、新能源和節能環保產業、高技術服務業“五路縱隊”一字排開。如此壯觀景象的背後，是光谷從“光之谷”，生長成“天下谷”的科技新城。
從去年起，光谷五大產業格局悄然生變。承擔國家戰略的集成電路和半導體顯示產業，以及以“互聯網+”、雲計算、人工智能為代表的數字經濟，這兩大新興產業正在光谷快速崛起，光谷“5+2”產業新格局基本成型。
在很多人看來，這是武漢乃至湖北產業迭代發展的一個奇蹟。而這一切，還要從光谷的建設開始說起。
“光谷以發展光電子產業為主，因為從2000年高新區意識到，高新區要站得住，必須要有能代表國家水平的戰略性產業，要在國際上有影響力。”長期負責光谷科技創新和產業發展的東湖高新區管委會副主任夏亞民介紹，當時高新區有兩個代表產業，即光通信和激光產業，高新區是中國光通信產業的發源地，激光產業規模國內第一，但當時還遠夠不上有國際影響力。
管委會總工程師馮立也是光谷產業發展過程的親身參與者，她給記者講述了光谷產業迭代的路徑：先培育良好的產業生態，然後逐步豐富和發展相關產業，在此基礎上才形成現在的“5+2”產業集群。隨著產業的發展，園區整個經濟體量也迅猛增長。
“這是一個不斷深化、衍生、擴展、發散的動態過程，逐步演進。”馮立解釋，所謂產業生態，不僅要有企業還要有技術，也要有相關的服務機構，包括投融資機構、檢測檢驗服務機構、以及政策、制度、文化等支撐產業發展。她認為，有了良好的產業生態，才能推進產業從一個點、一條鏈到一個面、再到一個生態的演進，比如光電子信息產業。所以，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管委會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就是構建生態：產業發展的生態，創新創業的生態。
不斷完善創新創業基石，同時又在基石的基礎上，持續進行產業選擇，進而聚焦發展，這就是光谷產業迭代的過程。而產業迭代的方式，除了演進，還可以輻射。
比如，生命健康產業以及智能製造。光電子信息產業做到一定程度，園區發展就要尋求多點支撐。生物醫學工程，就是光電子信息衍生至生命健康產業的運用，這是跨學科的一種應用。智能製造，是從能量光電子衍生過來的，就是原來的激光製造、激光加工。“就像一棵大樹，我們先得紮好根，然後才能幹挺枝直、花繁葉茂。園區的產業生態，就相當於土壤。”馮立打了個比方。
這種迭代發展，使得光谷的產業既高度聚焦，又高度融合，為未來的爆發式增長提供了強有力支撐。沒有長生不老的產業，但只要有這種創新的發展思路，從現有支柱產業到戰略性新興產業，再到未來的指向產業，必將一代一代持續發展。
成果也令人振奮。10年前，高新大道旁的二妃山尚是一片不毛之地。如今，這裡已成為全球最好的生物產業園區之一，1800多家生物醫藥企業在這裡聚集。徜徉園區，不見車水馬龍，不聞機器轟鳴，每平方公里產出卻超過50億元。不僅打響了“光谷生物城”的國際品牌，更將這一經驗成功複製到省內8個市州，構建了獨特的“湖北模式”。
瞄準“卡脖子”核心技術
新興產業重塑了工業重鎮武漢的產業結構，成為湖北發展新動能。“光谷去年企業總收入1.2萬億元，過去5年保持年均兩位數以上增幅，成為中部地區科技創新活力最強、經濟增長最快的區域之一。”湖北省發展改革委主任程用文說。
在武漢未來科技城，芯片生產設備被陸續搬入國家存儲器基地的潔淨無塵廠房，穿著防護服的工人正緊張忙碌。今年以內，這裡將量產中國首批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32層三維NAND閃存芯片。“千人團隊，歷時十餘年自主研發，這是我國在製造工藝上最接近國際高端水平的主流芯片。”長江存儲一位負責人稱，“中國芯”在國際市場的地位將有力提振。
這個世界級的國家存儲器基地項目，於2016年3月落戶“光谷”，總投資240億美元。李克強總理在隨後的考察中，對項目建設提出明確要求。7月26日，長江存儲科技有限責任公司正式成立，成為國家存儲器基地的實施主體，選址武漢未來科技城。
到2020年，長江存儲將實現10萬片/月產能，2035年實現30萬片/月產能，預計可滿足國內閃存需求量的50%，成為全球三維閃存主要供應商之一，托起國家存儲芯片自主可控的未來。
“核心技術、關鍵技術、國之重器必須立足於自身；科技攻關要摒棄幻想、靠自己。”這是今年4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光谷調研時作出的指示。而光谷正著力建設的“芯-屏-端-網”萬億產業集群，就是瞄準信息技術核心，帶動產業鏈，全面提升產業自主能力，力爭徹底改寫“缺芯少屏”歷史，解決“卡脖子”問題。
“它將顛覆一個產業，現在流行的平板和筆記本電腦，未來或許將消失。”輕輕晃動手中玻璃瓶裡的白色粉末，尚賽光電“85後”創始人穆廣園說。這些白色粉末，是做柔性OLED面板必不可少的半導體發光材料。
孵化了尚賽光電的武漢光電工業技術研究院有限公司副總經理孫文娟說，“過去，這個屏幕的關鍵材料，國內廠家需找韓國進口，現在，光谷企業自主研發的產品，已經反過來銷往韓國企業了。”尚賽光電已和同在光谷的華星光電展開合作，成為其產業鏈上游的材料供應商。
4月19日，TCL集團工業研究院落戶光谷。董事長李東生稱，這將引導新型顯示總體戰略下的核心裝備製造研發項目落地武漢。
他的底氣在於，從LCD到OLED，從硬屏到柔性屏，光谷攜手武漢天馬、華星光電等龍頭企業，歷時10年投資近千億元，在新型顯示領域，已經佈局了5條顯示面板生產線，並建設下一代顯示技術研發中心。
如果核心材料和器件都依靠國外，產業其實就如同建立在沙灘上的樓閣。在光谷，從芯片到屏幕到器件的生產研發，正在全面發力向高端攀升，不僅從芯到屏實現自主，關鍵部位的核心材料和技術，在這裡也都能找到。
在光穀人看來，這不僅是產業使命，更是國家戰略使命，也是加快新舊動能轉換，把大國重器握在自己手裡的艱難但關鍵的一步。龍頭企業帶動，負重爬坡，創新型企業反覆衝擊“城牆口”，方能讓產業生態全面形成。
東湖高新區管委會主任劉子清表示，目前萬億級產業集群已初具雛形，正在向打造完整產業生態穩步邁進，代表中國參與全球信息技術領域的競爭，形成產業創新發展策源地。
圍繞國家存儲器基地，東湖高新區正在加快引進產業鏈頂級配套企業和國際化人才，努力打造世界級的集成電路產業創新中心。
在智能終端領域，華為、聯想MOTO、小米等一批品牌研發生產基地在此聚集，正在打造全球重要的智能終端產業高地。
電子信息產業厚植數字經濟“後勁”，也令“5+2”產業集群成為引領光谷發展的“強磁場”。成立不到四年的鬥魚，就從光谷軟件園的一棟樓裡“跑出”，目前正醞釀赴美上市。
短短3年，光谷培育了鬥魚直播、卷皮網、安翰光電等高成長性企業，聚集“互聯網+”企業達2000餘家，在國內最早提出了“第二總部”概念，引進科大訊飛、曠視科技等50家互聯網領軍企業“第二總部”，居中國中西部第一。
依託雄厚的光通信產業基礎優勢，高新區還大力佈局了5G通信、“互聯網+”、人工智能等前沿領域，著力推動網絡通信基礎設施設備的研發生產。
目前，光谷已建成全球最大光纖光纜研發生產基地，全國最大的光電器件和設備研發生產基地。長飛、烽火等行業領軍企業主導制定國際標準25項、國家標準300多項，為打造全國5G通信產業重要增長極奠定堅實基礎。
光谷廣場地處武漢市東大門，倚立武漢·中國光谷入口處。
在光谷企業參與建設的“信息高速公路”上，更多數字經濟產業前沿企業也在勃發，網絡安全產業全國領先，人工智能行業嶄露頭角，大數據和雲計算加速崛起，VR/AR行業邁入全國第一方陣。
下一步，高新區將圍繞網絡強國、數字中國、智慧社會建設，大力發展5G通信、數字經濟、人工智能等新興產業，力爭到2020年成為中國5G通信產業基地、互聯網“第四極”，成為網絡強國建設的中堅力量。
“92派”企業家扎堆
採訪光谷的企業家，聽到最多的一句話是“國家使命”。光谷戰略研究院院長趙榮凱認為，這可能和園區很多企業家都是知識分子出身有關。“光谷周邊都是大學，華中科技大學、武漢大學，還有很多國家級科研院所。1992年，大批在政府機構、科研院所的知識分子受鄧小平南方談話的影響，紛紛主動下海創業。外界對這批人有一個專屬稱謂，叫‘92派’企業家。”
就像斯坦福大學是硅谷的源頭一樣，在光谷的起源、發展和壯大過程中，以華中科技大學、武漢大學為代表的本地高校，一直是重要的動力和支撐。而“92派”企業家身上最顯著的特點，就是對國家和民族的一種使命感。華中數控董事長、總裁陳吉紅以及高德紅外董事長、總裁黃立，都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陳吉紅，30歲破格升為華中科技大學教授，31歲被點將下海，擔任華中數控公司總經理。那時，他接手的華中數控只是一個“小作坊”，十幾個員工，一年銷售額100多萬，前途未卜。
華中數控起源於華中科技大學一項科研成果，因技術領先及行業具有超越一般市場價值的戰略地位，起步之際就遭遇國外公司“圍剿”，並一直面臨被扼殺於搖籃的威脅。陳吉紅及其團隊埋頭苦幹，最終促成華中數控上市，併成為中國民族產業的代表。
“光谷的企業，從來不是簡單追求市場規模，或者把國外的東西改個牌子，而是聚焦於核心技術的開發，這個跟別的地方不太一樣。”陳吉紅說。他還同時擔任著國家數控系統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主任，這是數控領域國家級重點科研機構。科技部每4年組織評估一次，其中只有20%可以評為優秀。“2012年1月，數控工程中心第三次運行評估結果為優秀，至此數控工程中心已分別在2003、2007和2012年連續三次運行評估為優秀。科技部還特獎勵國家科技支撐計劃項目1項給我們。”
回想起當初那段歲月，他感慨地說，“都是幹出來的。”2000年，陳吉紅團隊冒著資金難以週轉的危險，將華中數控從華中科技大學校園搬到位於光谷的新生產基地，當時那裡還是一片農田。華中數控因此遭遇了嚴重的財務危機，2002年公司資金鍊差點斷裂，賬面上一度只剩下30萬元。為了渡過這次危機，公司領導層勒緊褲腰帶，陳吉紅帶頭不領工資，中層領導工資減半，就這樣挺了過來。
歷經幾代人數十年技術攻關，華中數控開發出了華中8型為代表的自主可控的數控系統，全面達到國際先進水平。構建了系統平臺化、網絡化，有創新的智能數控系統，為中國製造提供了智能平臺。通過承擔04專項，企業的整體研發能力和核心競爭力得到極大提升，成為中國數控系統行業技術實力最強的企業。
公司研製的華中8型數控系統打破國外技術封鎖，已經在瀋陽飛機工業集團、寶雞機床集團、東風汽車公司等航空航天、國防軍工、機床工具、汽車零部件製造等企業應用，是中國應用最廣泛的中、高檔數控系統。
高德紅外公司董事長黃立，在1999年丟掉了湖北電力試驗研究所的鐵飯碗，懷揣工作12年積攢的30萬元下海創業。“我離開研究所主要考慮的是，在我生命最重要或者是最有能力的階段，做一些更有價值的事。”黃立回憶，當時創業的氛圍還是蠻濃厚的，自己辭職下海並不特別，以中關村為代表的技術人員下海創業的很多。
“‘第二波企業’創辦人都有一個情懷，覺得自己不是單純地像早期下海的那一撥人一樣做常規的商業，更多的是帶著自己的技術、帶著自己的所學來創業。”而黃立的專長，是紅外和光電子。他決定，幹自己熟悉的老本行，以紅外技術為主，建廠研發銷售紅外設備。
2003年，一場突如其來的“非典”疫情，令高德紅外“一戰成名”，產品供不應求。但很快，他遇到了美國、法國等國家的技術封鎖。“要想不被‘卡脖子’，核心技術必須掌握在國人自己手中。”黃立意識到，只有掌握了紅外核心器件的研製技術，才能徹底打破西方封鎖。
核心器件就是“紅外探測器”。這是整個紅外產業的核心，廣泛應用於安防監控、危險氣體檢測、高鐵運行檢測、天文觀測及航空航天等民用領域，以及戰機、無人機、衛星、艦船、導彈武器系統等高端裝備。
2008年以前，“紅外探測器”全部依賴進口。美國不僅嚴格禁止對中國出口，還對除美國之外擁有紅外芯片核心技術產品的西方發達國家施加壓力，限制其對華出口。唯有法國每年向中國出口少量的工業級低端紅外芯片，且明確限制不允許用於軍事領域。當時國內配額最多的高德紅外，平均每年也只有千餘個左右。
後來，法國政府迫於美國壓力，對高德紅外實施了嚴厲的制裁和產品技術封鎖，直接導致高德紅外無芯可用。
2010年，高德紅外在深交所成功上市，募集到近20億元資金。黃立決定，將這20億全部用於研發。
探測器涉及幾十個專業，專業跨度很大。黃立開始引進高端人才、購買頂尖設備，到後來企業的全部利潤投進去了，資本市場募集的資金也投進去了，技術攻關背水一戰。
“找遍了能找的資料也沒找到氧化釩配比，只能一次次試驗、一次次製造，花了兩年的時間，做了1000多次試驗才終於找到。”黃立說，最近的中興事件給國內芯片業敲響了警鐘，他很慶幸自己當年的堅持。
再有“中字頭”央企落戶
2018年7月20日，中國信息通信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成立大會在武漢總部舉行，成為最年輕央企。同一天，與光谷同年成立的長飛光纖A股上市交易，成為中國光纖光纜行業首家、也是湖北省首家A+H上市企業。
中國信科，由武漢郵科院與電信科研院聯合組建而成。2004年走馬上任武漢郵科院院長兼黨委書記的童國華，此次擔任中國信科集團董事長。他見證了光谷30年的發展，也見證了昔日的單一科研院所成功轉型為“企業航母”的全過程。
今年5月，時隔五年之後，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再度來到其旗下烽火科技集團有限公司考察，並在這裡作出鑄就“國之重器”的重要指示。在一段從南部海域回收的海底光纜前，他久久駐足，詢問良久。
光谷步行街，一條1350米世界最長純步行商業街。
在烽火創新谷，說起中國通信的發展現狀及預期，他倍感壓力。童國華認定，當年若沒有趙梓森院士對光通信概念的探索與實踐，就不會有後來的烽火集團，更不會有今天的中國信科，不會有今天龐大的光通信產業，因而，對技術發展主要趨勢的判斷是事業成敗的關鍵。
他認為，雖然早已轉製為企業，但國家科研院所的背景，決定了公司必須承擔國家技術創新責任，而非一般性的企業。“以前李鴻忠書記說過，光谷在‘光’更在‘谷’，這實際上為東湖高新區的創新指明瞭新的方向，就是在光技術方面我們要走在世界的前列，在體制機制創新上，也要走在前列。”
現在的難題是，當時屬於顛覆性技術革命的光通信，已經逐漸演變成傳統產業。他們接下來要攻克的難題，是原來優勢並不突出的5G領域。
不過，對此童國華也有信心。“我們也不是完全沒有基礎”，他解釋，3G原來有兩個標準，後來中國自己提出來一個，中央要求“必須用”。大唐電信就把所有技術標準公開，一分錢專利費不要，強制使用中國標準，讓華為、中興也都在這個基礎上發展自己的產業。
到了4G時代，全球只剩下兩個標準，一個是中國的TD，一個是歐洲的FDD。而美國的cdma-2000因為競爭性不夠，慢慢退出了市場。這證明中國的技術是可行的，而且是能夠繼續推動，繼續走下去的。“如果沒有當年的堅持，現在發展5G根本無從談起。”童國華說。
按照國務院國資委要求，作為央企，中國信科還擔當著深化體制機制改革的重任。童國華認為，要真正成為國際一流企業，除了產品能夠經得起市場檢驗，還有一個重要問題是誠信、依法。而做到這些，要求我們國企的體制機制必須適應國際運行規則。
“做國際市場，不僅僅是做一個產品，不是說你把說明書翻譯成英文就可以了。”童國華說，這是一個系統工程。企業整個團隊能否適應國外的法律、社會環境，融入度如何，還有產品對於國外市場的適應度，等等這一切，都要綜合考慮，綜合分析。“做好這些，將會推動和帶動一批企業走向國際市場。光谷的企業走向世界了，光谷也就走向世界了。”
“光谷”的吸引力正與日俱增。今年1-8月，光谷新增人口17萬。前不久履新的湖北省委副書記、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到崗的第二天就到光谷，他說：“我首先來到東湖高新區，因為東湖高新區對於武漢實在是太重要了。”
請橫屏閱覽版面圖，
↓ ↓ ↓
熱文推薦
關注｜國家數字化設計與製造創新中心落戶光谷
關注｜《人民日報》點贊光谷：因光而興 聚光成谷 光谷是個創新谷
閱讀更多 湖北發佈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