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者｜安曉雙
來源｜中國縣域衛生
9月29日，全國人大代表、無錫市人民醫院副院長陳靜瑜向媒體透露：全國人大教科文衛委員會回覆了關於腦死亡立法的提案，同意腦死亡立法，同時明確可無需再單獨立法，而可以採取在現行法律中增加腦死亡和心死亡的“二元死亡”標準（即腦死亡和心臟死亡標準並存的法律認定方式），給死者家屬一定選擇權。
對此，陳靜瑜難掩內心的激動，他認為這可能是十一國慶最好的禮物。他曾連續三年在全國兩會上為腦死亡議案發聲，對推動腦死亡立法起到了重要作用。並曾多次公開談到立法目的：“腦死亡立法絕不單是為了器官移植，它有利於維護死者尊嚴，體現了人類在生命意義和自我價值等觀念上的進步，這是人類文明進步的表現，還能大幅減少醫療資源浪費、滿足司法實踐需要。”並不斷呼籲社會各界接受腦死亡，此次明確腦死亡立法，對陳靜瑜個人而言意義非比尋常。
群眾基礎已經建立
據陳靜瑜介紹，通過三年的呼籲，人們對腦死亡的接受程度在發生變化，現在已有六七成的家屬，願意在親人腦死亡後實現其捐獻器官的遺願。數據顯示，2010年，中國開始有公民的心腦死亡器官捐獻。2016年，全國完成捐獻4080例，捐獻器官11296，比2015年提高近50%，佔累計捐獻總量的41%。2017年，超過5000多個心腦死亡的病人做了器官捐贈，其中，至少三分之一的病人屬於腦死亡情況。“這幾年，人們開始關注腦死亡立法，病人和家屬也逐漸認可它，我們已經有了群眾基礎。”
腦死亡立法首先是尊重死者尊嚴，是社會認同科學觀念的標誌，更是人類在生命意義和自我價值等觀念上的進步。為讓國民更容易的接受，因此全國人大將心臟死亡和腦死亡兩種同時並存，患者家屬選擇死亡標準時可選擇其中之一或兩者，可能更有利於得到社會的認同和理解。
腦死亡立法不應造成對生命價值狹隘的理解
相關專家談到腦死亡立法時講到，人無法避免死亡，卻能有意識地掌握死亡標準。正因為如此，死亡標準必然具有主觀的價值傾向。從一定意義上說，人們討論和設定死亡標準，意味著在共同決定某個不“在場”的人是死了還是活著。要做出這樣的決定，不可能脫離倫理內涵來考慮純粹專業上的客觀標準。
談到腦死亡立法價值傾向，就是公眾問題了。比方說，把人僅僅看做“勞動力”，把醫院救死扶傷僅僅看做“修復勞動力”，這樣的價值觀至少是十分片面的。如果不把人的勞動與人的固有屬性尤其是人的社會存在聯繫起來，就會導致對人的“物化”。鑑於此，腦死亡的立法不應造成對人的生命價值偏頗、狹隘的理解。
實施腦死亡立法體現了人類在生命意義和自我價值等觀念上的進步，有利於倡導科學、移風易俗，是人類文明進步的表現，也是社會認同科學觀念的標誌。
不同國家和學者對腦死亡的定義不同看法。據瞭解，腦死亡概念產生於法國。1959年，法國學者在第23屆國際神經學會上首次提出“昏迷過度”概念，並開始使用腦死亡一詞。目前，“腦死亡”概念已經被世界醫學界廣泛接受，全球大概有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對腦死亡立法，承認被確診為腦死亡就是人的死亡，其社會功能終止。
而我國學者李德祥則提出腦死亡應是全腦死亡，從而克服了大腦死、腦幹死等腦的部分死亡等同於腦死亡的缺陷，這一觀點已獲中國學者共識，且世界多數國家推行的腦死亡標準是基於全腦死亡的基礎上制定的。
腦死亡立法對於臨床的意義
全國人大同意腦死亡立法，意味著中國的腦死亡法真正進入實質性立法的階段，我國沒有關於腦死亡的完善立法的尷尬歷史有望在不久的將來終結。
首先，利於維護死者尊嚴。腦死亡已屬死亡階段，腦死亡則已經被科學證實是不可逆轉的死亡，搶救腦死亡者毫無意義。在這種情況下，人的社會功能已不復存在，但應當尊重死者，讓死者享受死的尊嚴。
其次，利於倡導科學觀念。實施腦死亡標準體現了人類在生命意義和自我價值等觀念上的進步，有利於倡導科學、移風易俗，是人類文明進步的表現，也是社會認同科學觀念的標誌。
另外，利於有效利用醫療資源。目前中國沒有腦死亡立法，腦死亡概念得不到法律承認，因而醫生即便是依據醫學標準宣佈腦死亡者去世，如果家屬也不認為腦死亡者已故，也不能撤出治療措施。結果，腦死亡後毫無意義的“搶救”和給病人家庭帶來了沉重的財力負擔，也給國民經濟及衛生資源造成了巨大的浪費。
最後，利於滿足司法實踐需要。腦死亡若不在法律上得到界定，諸多法律問題難以解決。我國《刑法》許多條款都涉及死亡與重傷的問題，並明確規定了對故意及過失致人死亡或重傷的定罪和量刑。在法醫學鑑定中，對於認定腦死亡者為死亡抑或重傷，尚難決斷。死亡是公民民事法律關係產生、變更和終止的原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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