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才之难，所以自用者实难。”不是有才能难，而是把才能施展出来难。我常常怀疑，苏轼在创作《贾谊论》的时候，心里面想着的其实是他自己。
理想国与天下大同
苏轼惋惜像贾谊这样的王佐之才，却最终未能施展自己的才能。在苏轼看来，如果贾谊能一展抱负，就算是夏商周三代的成就也不能超过他。他希望君王如果遇到像贾谊这样的臣子，就应当知道他们有孤傲不群的性格。
如果苏轼果真遭遇明主，放手让他经世治国，大宋王朝会呈现怎样的不同面貌呢？又或者说，苏轼心中的那个理想国是什么样子呢？
幸好，历史不存在如果。我们倘若回头去复盘历史，便会发现不止是苏东坡，每个人都有他心中的理想国。
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有一个永恒的主题：正义与善。他把理想国分成三个阶层：受过严格哲学教育的统治阶层、武士阶层和平民阶层。在柏拉图看来，平民阶层是低下的，可以欺骗的。他赋予统治者无上的权力，认为统治者“为了国家利益可以用撒谎来对付敌人或者公民”。有趣的是，这个理想国的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因为柏拉图认为只有以哲学家为国王的国家才是最理想的国家，才是存在于天上的神圣国度。所以柏拉图的理想国，大概是他的另一场精神恋爱吧，是自己对自己的深度迷恋！
英国人托马斯·莫尔也有一个理想国。这个理想国的名字叫做乌托邦，翻译过来就是“空想的国家”。在乌托邦，财产是公有的，人民是平等的，实行着按需分配的原则。乌托邦不仅自由、民主、博爱，而且富有得让人眩目。这个国家到处装饰着黄金与白银，还出产一种闪闪发光的金属，产量每天按百万吨计。
苏轼的理想国不会源自西方。他思想的源点应该是中国的儒家治国思想，四个字，就是“天下大同”。
天下大同语出《礼记》，相传为孔子所创：“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孔子的意思是：大道施行的时候，为天下人共有。选择贤而有才能的人办事，人与人之间相互讲诚信，和睦相处。人们不只奉养自己的父母，抚育自己的子女，还要让天下的老年人能终养天年，中年人能有所作为，孩子能快乐成长，让鳏寡孤独废疾的人都能得到供养。如果天下没有人搞阴谋诡计，没有人盗窃和叛乱，大家出门都不用上锁，就是天下“大同”了。
这位伟大的老人家为我们描绘了一个无比美好的大同社会，影响了后代数千年仍绵绵不绝，所以他是名垂青史的伟大思想家。我每每读之，也总是深受感动，所以我也给自己定了一个小目标：一年赚一个亿，此后每天面朝大海，品茶读书，不时邀请三五好友前来谈空论玄。问题是我定好了目标，却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我只是一个空想家而已。
东晋隐士陶渊明也深受老人家的影响，他的理想国是一处与世隔绝的人间乐土，名叫桃花源。那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其中往来种作，男女衣著，悉如外人。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没有剥削、压迫和战争，人们过着无忧无虑的田园生活。陶渊明描绘的景色太过诱人，所以从此以后，“世外桃源”便几乎成了人间乐土的代名词。
苏轼应举和凌虚台记
至于苏轼的理想国，并没有成系统的文字。我们需要从他的诗词文章尤其是策论中去找，需要从黄州徐州杭州惠州儋州他经过的足迹中去找，或可发现一丝端倪。
苏轼在《答李之仪书》中说自己年轻时“读书作文，专为应举而已”。应举制策写的文字，虽非真性情之文，却必定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的治国理想。
关于苏轼应举，流传着很多趣事。
他二十一岁入京应试作了《刑赏忠厚之至论》，援引古仁者施行刑赏以忠厚为本的事例，阐发了儒家的仁政思想。刑赏忠厚这个问题其实并非一个简单的问题，关乎国家制度。《刑赏忠厚之至论》论述法的精神，把“法”的两面说得清清楚楚。宽容与界限，“仁可过，义不可过”，可视作苏轼理想国的一个精神原点。
据说，主考官欧阳修读了这篇文章后击节赞叹不已，谓有“孟轲之风”，读文“不觉汗出”，自觉该让一头地。但是这么好的文章却并没有斩获第一名，而只是屈居第二。这里有一个有趣的故事。据传因为试卷密封，不知作者，主考官欧阳修先生估计只有自己的学生曾巩才能写出这么好的文章，为避嫌，于是把这卷子录为第二。
这个故事非常非常有趣。
1037年，曾巩18岁时就拜识了欧阳修，到1058年与苏轼同科进士及第时，已执弟子之礼20余载。20余年书信往来，欧阳修若是还分辨不出曾巩的文章风格，除非一种可能：老先生阅卷子那一天，正在“环滁皆山”处喝成了“醉翁”。而且苏轼与曾巩之行文，一个飞扬跳脱，一个老成持稳，就算后进如我都能读出不一样的味道，更何况北宋“文坛领袖”欧阳修？所以，不是欧阳修在掩饰什么，就是苏东坡在吹嘘什么，再不就是这个故事的创作者在证明什么。
苏轼在这篇策论中写道：“当尧之时，皋陶为士。将杀人，皋陶曰：‘杀之’，三。尧曰：‘宥之’，三。”欧阳修曾就此典故出处询问苏轼，苏轼援引了一个关于孔融的典故回答说：“何须出处。”在欧阳修时代，“言必有出处”乃是风气。但是对于苏轼这种无须出处的作法，欧阳修却似乎丝毫不以为意，反而大赞苏轼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这事同样非常非常有趣。
欧阳老爷子心胸宽广，完全当得起“宰相肚里能撑船”的赞誉。不过大凡对于不知天高地厚的嚣张年青人，老前辈们都会大度的点个赞，不予计较吧？不论如何，欧阳修的这番大度，大概会让血气方刚恃才傲物的苏轼忘乎所以上一段时间了。
苏轼潇洒、放达而张扬，与前辈作起对来百无禁忌，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个性所致，所以他老爹苏洵才给他起名曰“轼”，希望他能低调一些再低调一些。但也有一部分原因和两位前辈的包容有关。这两个前辈，一个是欧阳修，一个是凤翔太守陈公弼。
苏轼任凤翔签判时与陈公弼同事，两个四川眉州老乡的个性极度不和。陈太守端方正直、不苟言笑，苏签判则洒脱随意、心高气傲，相处日久，自然渐生嫌隙。后陈公弼建凌虚台，让苏轼写赋为记。苏轼大笔一挥，写就《凌虚台记》。文中一会说“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一会说“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而或者欲以夸世而自足，则过矣。”语含讥诮，以泄心中恶气。陈公弼微微一笑，一字不改，原文刻录。从此以后，苏轼对陈公弼的态度完全改观，并与他的儿子成为生死之交。对了，陈公弼的儿子，就是那个“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的龙丘居士陈季常。
初入仕途，便遇到两个对他包容爱护的前辈，对苏轼而言未必就是福气。因为不是所有人都有如此雅量，对他宽容忍让。在此后的仕途中，他一如既往率性而为，先后与新、旧两党唱反调，讥讽程颐为“糟糠鄙俚叔孙通”，甚至以朝云生子之名讽天下官贵“惟愿我儿余且鲁，无灾无难到公卿。”由此触怒不少人而渐渐远离政治中心。他的理想国也未来得及实施就付诸东流了。回顾过往，如果欧阳修和陈公弼，哪怕有一人对苏轼的不敬略施告诫，结局也许会有所不同吧！可惜，历史不存在如果。
理想国与负重前行
苏轼在《晁错论》中如是说：“天下之患，最不可为者，名为治平无事，而其实有不测之忧。坐观其变，而不为之所，则恐至于不可救；起而强为之，则天下狃于治平之安而不吾信。”他认为天下祸患，最糟糕的莫过于表面安定没有祸乱，而实际却存在不可预测的危险因素。如果坐观祸变发生却不去应对，恐怕会发展到不可挽回的地步。如果打算制止它，却又担心天下人习惯了安定的表象，并不相信危险已经来临。他相信只有那些豪杰君子才能挺身而出，为国家安定而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他并不希望祸乱发生时，自己想着避开它，却让别人去承担责任。
是的，面对内忧外患，苏轼确实挺身而出了，可惜所取非法。他需要做的并不是发表言论，而是踏踏实实，忍辱吞声，为了心中的理想国负重前行。
因为有时候，说一万句话比干成一件事要困难无数倍。
所以，在这个苍茫世界，意见领袖总是太多，而实干者却总是太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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