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学奠基人贝尔纳 （J. D. Bernal）在其《科学的社会功能》 （1939） “中国的科学”中指出：“有史以来，在大部分期间，中国一直是世界三、四个伟大文明中心之一，而且在这一期间的大部分时间中，它还是一个政治和技术都最为发达的中心。研究一下为什么后来的现代科学和技术革命不发生在中国而发生在西方，是饶有趣味的。”
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里问：“创造了古代科学技术辉煌成就的中国，为什么近代科学技术落后了？或者说，近代科学技术为什么没有起源于中国，而是比中国长期落后的欧洲？”这个就是著名问题“李约瑟难题” 或“李约瑟之谜”。
第一：为何在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6世纪之间，古代中国人在科学和技术方面的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同时期的欧洲？中国的政教分离现象、文官选拔制度、私塾教育和诸子百家流派为何没有在同期的欧洲产生？
第二：为何近代科学没有产生在中国，而是在十七世纪的西方，特别是文艺复兴之后的欧洲？
李约瑟难题的实质在于中国古代的经验科学很发达，但为何中国没有产生近代实验科学，这是关于两种科学研究范式的起源问题。这些笼而言之要归咎于相对封闭的自然环境、自给自足的长江黄河流域农耕经济、导向单一的科举制度和仕途经济、没有专利权的品牌保护意识等等。任何一条目都足以写出厚厚的一叠论文。仅仅从专利法来看，英国是1626年立法，日本是1885年，而中国是1985年。得不到保障的创新和个人努力在集体主义的虚无下，即使有诞生也得不到相应的土壤生长环境。
从17世纪中叶之后，中国科学技术却如同江河日下。从公元6世纪到17世纪初，在世界重大科技成果中，中国所占比例一直在54%以上，而到了19世纪，骤降为只占0.4%。而在如今的中美毛衣战中，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一直都个热点话题。究其根源，结局可能在一开始就已经孕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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