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1月24日，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經濟學院、中國誠信信用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聯合主辦的“中國宏觀經濟論壇（2018-2019）”報告會在中國人民大學舉行。本次論壇的主題是“改革開放新徵程中的中國宏觀經濟”。
在這一報告中，有多處重要判斷和建議，例如，2019年市場信心將得到有效逆轉；在儲蓄率持續下滑的新時期，“穩消費”對於宏觀經濟的穩定和健康發展的重要性遠大於“穩投資”，2019年基建投資增速不宜超過6%。
對於消費和房地產市場，報告認為：消費的核心支撐力不是高收入階層，而是中等及中下收入階層。目前居民財富基本上被房地產掏空，廣大中產階級和中下收入階層被房地產套牢。
2019年市場信心將有效逆轉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經濟學院院長劉元春代表課題組發佈了論壇主報告《改革開放新徵程中的中國宏觀經濟》。
報告指出，2018年註定是中國宏觀經濟值得高度關注的一年。世界經濟結構的裂變、市場情緒的鉅變、微觀基礎的變異、經濟政策的疊加錯配以及結構性體制性問題進一步的集中暴露，改變了中國宏觀經濟2016年以來“穩中向好”的運行趨勢，宏觀經濟核心指標在“穩中有變”中呈現“持續回緩”的態勢，下行壓力持續加大。這說明中國宏觀經濟既沒有“觸底企穩”，也沒有步入穩定復甦的“新週期”，反而在內部“攻堅戰”與外部“貿易戰”的疊加中全面步入中國經濟新常態的新階段。2018年所面臨的經濟持續下滑的壓力難以利用短期穩增長政策得到有效緩解，需要利用新一輪全方位改革開放和新一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來進行化解和對沖。內外部壓力和問題的暴露決定了中國大改革的窗口期已經在2018年全面出現，2019年中國必定將踏上改革開放的新徵程。
2019年也必定成為中國擺脫新常態低迷期、走向高質量發展模式的關鍵年。世界經濟結構與秩序的裂變期、中國經濟結構轉換的關鍵期、深層次問題的累積釋放期以及中國新一輪大改革的推行期，決定了中國宏觀經濟的歷史方位與國際方位，這也決定了2019年經濟運行的模式可能發生變化：
1）2019年是中國經濟新常態新階段的關鍵一年。一是經濟增速換擋還沒有結束，中國經濟階段性底部還沒有呈現；二是結構調整遠沒有結束，結構性調整剛剛觸及到本質性問題；三是新舊動能轉化沒有結束，政府扶持型新動能向市場型新動能轉換剛剛開始；四是在各種內外壓力的擠壓下，關鍵性與基礎性改革的各種條件已經具備，新一輪改革開放以及第二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窗口期已經全面出現。
2）世界結構的裂變決定了即使中美貿易談判取得階段性和解，世界經濟週期整體性的回落、全球金融週期的持續錯位、中美衝突在其他領域的展開也都決定了2019年中國外部環境將面臨持續惡化的風險。2019年中國出口增速的回落、貿易順差的大幅度下降、人民幣匯率貶值承壓以及局部外向型產業和區域出現明顯回落將是大概率事件。
3）2019年面臨經濟下行週期與金融下行週期的重疊，外需回落與內需疲軟的重疊，大開放、大調整與大改革的重疊，盈利能力下降與抗風險能力下降的重疊。這決定了2019年下行壓力將持續強化。
4）問題倒逼改革！2019年將以中美衝突和解、改革開放40週年紀念大會為契機，在開放、深層次結構性問題以及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倒逼下，全面開啟新一輪全面改革開放浪潮和第二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將重構中國經濟市場主體的信心，逆轉當前預期悲觀的頹勢。
5）2018年各類市場情緒的劇烈波動提前釋放了各種悲觀情緒，自三季度以來“六穩政策”的出臺和落實將在短期有效對沖2019年經濟下行壓力，新階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及新一輪改革開放高潮的掀起，決定了2019年市場信心將得到有效逆轉，宏觀經濟下行的幅度可能比很多市場主體預期的要好。
根據上述定性判斷，設定系列參數，利用中國人民大學中國宏觀經濟分析與預測模型—CMAFM模型，預測如下：
1、2018年中國宏觀經濟在“穩中有變”中呈現“持續回緩”的態勢。預計全年實際GDP增速為6.6%，較2017年回落0.3個百分點，基本實現政府預定的經濟增長目標。同時，由於GDP平減指數降至3.1%，名義GDP增速為9.8%，較2017年大幅回落1.4個百分點，短期下行壓力較大。
2、2019年經濟下行壓力將持續強化，但是“六穩政策”的出臺和落實、新階段供給側結構性改革以及新一輪改革開放高潮的掀起，決定了2019年市場信心將得到有效逆轉。預計2019年實際GDP增速為6.3%，比2018年下滑0.3個百分點，由於GDP平減指數下降為2.8%，名義GDP增速為9.2%，較2018年下滑0.6個百分點。投資增速持續下滑的趨勢有所緩和，但疲軟的態勢難以根本扭轉，預計全年增速為5.9%。消費快速下滑的局面有望緩解，但深層次問題短期內難以根除，預計增速為9.0%。外部環境可能會繼續惡化，預計全年出口增速為6.1%，進口增速為16.1%，貿易順差為994億美元，實現基本平衡。隨著內外供需平衡的進一步調整，2019年價格水平總體保持較為溫和的狀態。預計全年CPI上漲2.4%，PPI上漲3.4%，GDP平減指數漲幅為2.8%。
2019年基建增速不宜超6%
在上述判斷和預測的基礎上，報告提出了系列政策建議：
一、必須清楚認識中國經濟的歷史方位和國際方位，防止出現戰略性的誤判以及隨之而來的工具選擇的錯誤。
二、全新思考世界結構裂變期中國的戰略選擇。一是要用深化改革和高水平開放來應對世界結構裂變帶來的短期挑戰，特別是在中美貿易衝突中要以自由主義對抗新保護主義、用多邊和雙邊主義對抗孤立主義、用新合作對抗新冷戰；二是在堅持以新開放應對挑戰的同時，必須認識到裂變期世界經濟的各種基本參數發生根本性變化決定了我們不可能重返過去的戰略路徑，必須重構新開放發展的實施路徑，對於中短期面臨的問題要有戰術安排。
三、必須認識到目前很多宏觀經濟問題不僅難以用宏觀調控政策加以解決，同時很多問題本身就是持續使用宏觀調控和行政管控的產物。我們不能用宏觀政策調節和行政管控來應對基礎性利益衝突和制度扭曲所產生的問題，基礎性、全局性改革依然是解決目前結構轉型時期各類深層次問題的關鍵。要在中期規劃和設計新一輪基礎性、引領性改革方案的基礎上，全面總結3年來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成就和經驗，果斷推出第二輪供給側結構性改革。
四、要以改革的精神來全面梳理和定位中國2019年的宏觀經濟政策。一是要在短期宏觀經濟政策調控、中期經濟增長政策、轉型期結構性改革和基礎性改革進行分類，防止各類政策在目標配置、工具選擇上出現錯配，避免出現市場工具行政化、總量政策結構化、行政舉措長期化、宏觀調控泛化等問題；二是宏觀經濟政策要定位於配合“大改革、新開放”，為新一輪改革開放創造必要的宏觀經濟環境，強化底線管理、全面緩和各種短期衝擊；三是要正視改革疏導宏觀經濟政策傳遞機制、改革完善宏觀經濟政策體系需要一個過程，需要基礎性改革的到位，因此在短期政策調整時必須前瞻性地考慮目前大改革、大調整帶來的宏觀經濟政策效率弱化、外溢性以及合成謬誤等問題，避免宏觀調控在“過”與“不及”之間搖擺，進而成為加劇宏觀經濟波動的核心原因之一。
1、“六穩”的核心在於“穩預期”，“穩預期”的核心在於“穩信心”，必須認識到“穩信心”不在於某些宏觀經濟指標的短期穩定，不在於宏觀經濟政策隨著市場情緒進行簡單的寬鬆或定向性的幫扶，而在於市場主體對於長期戰略問題有清晰、明確和科學的解決方案，在於我們在基礎性問題上進行了真正的改革，為未來提供了一個可信的公平競爭環境。
2、“穩增長”依然要定位於底線管理，必須清晰區分週期性波動與趨勢性變化之間的差別，科學制定宏觀經濟短期增長目標和底線管理的界限。2019年的宏觀經濟增長目標取6.3%左右的下限區間較為適宜。
3、在儲蓄率持續下滑的新時期，“穩消費”對於宏觀經濟的穩定和健康發展的重要性遠大於“穩投資”。2019年基建投資增速不宜超過6%。
4、“穩金融”應當以“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為底線，不宜過度定義。
5、要充分重視各類宏觀經濟政策在調控不同政策目標上的功能差異，同時充分考慮大改革與大調整時期各類政策傳遞機制的變異，防止宏觀政策錯配與宏觀政策合成謬誤的泛濫。
6、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有效，在進一步擴大財政赤字的基礎上，強化積極財政政策的定向寬鬆。考慮到2019年內憂外困和大改革的特殊性，公共財政赤字率可以達到3.0%左右。
7、貨幣政策應當根據外部和內部環境變化及時做出調整，穩健的貨幣政策的內涵也要發生變化。建議2019年M2增速應當恢復到明年名義GDP增速的水平，達到9%-9.5%。
8、要持續高度關注房地產市場的調整和相關風險，特別是三四線城市房價的波動。
9、進一步從體制機制上促進創新創業活動，但應當吸取以往在新興產業、創新活動中的教訓，正視大規模創新創業所帶來的階段性成本。
居民財富基本被房地產掏空
對於消費和房地產的問題，報告顯示，2018年消費維持在相對景氣的水平，但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回落。在消費下滑的背後，是居民消費性支出增長與收入增長的背離。2017年以來，居民收入增長增速與消費性支出增速缺口擴大。
消費者在房地產去庫存中債務率大幅度上升，消費基礎受到嚴重削弱。目前居民財富基本上被房地產掏空，廣大中產階級和中下收入階層被房地產套牢。
2015年之前，被房地產套牢的基本上是中上收入階層，而新一輪的去庫存，特別是貨幣化以及鼓勵農民工購房，實際上將儲蓄存款相對薄弱階層的可利用資金基本上全部投入到房地產市場。
報告指出，在儲蓄率持續下滑的新時期，“穩消費”對於宏觀經濟的穩定和健康發展的重要性遠大於“穩投資”。必須高度重視目前消費增速下滑的內在原因，鞏固中國3億中產階層的消費基礎是工作重點。
報告提出政策和建議了有8點內容，分別是：
1、要重視中產階層槓桿率的過快上升，防止債務擠出效應；
2、積極落實個稅改革方案，減少工薪階層的稅收負擔；
3、加快社保稅率的降低，防止中產階層的可支配收入在改革調整中受到衝擊；
4、加大對中產階層公共服務均等化改革、提高中產階層公共服務的可獲得性；
5、制定對中產階層消費啟動戰略，特別是消費升級的促進戰略；
6、推動多數居民特別是中低端階層消費者收入可持續增長；
7、強化財政資金支出結構改革和優化支付轉移安排等方面的改革，特別要重視在促進農民收入全面且穩步提升方面的改革舉措；
8、逐步轉向或偏向針對居民收入分配結構改善，針對消費者的綜合性減稅政策推出。
本文源自中國基金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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