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6月2日蘇德戰爭爆發後，英、美兩國立即表示支持蘇聯抗擊德國。然而，當斯大林要求它們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時，英、美卻遲遲未能付諸行動。既然英、美、蘇出於反法西斯的共同需要而結成統一戰線，那麼為什麼會出現“第二戰場”難產的局面呢?

1941年：蘇聯急於求成，英國婉然拒絕

1941年6月27日，即蘇德戰爭爆發後的第五天，蘇聯駐英大使邁斯基在與英國軍需大臣比弗布魯克會談時，要求英軍在歐洲開闢一個新的戰場，以減輕蘇軍壓力。從此拉開了關於開闢“第二戰場”問題的一場持久論戰。

由於蘇德戰爭初期美國尚處“中立”而未參戰，故1941年圍繞“第二戰場”的爭論主要在蘇、英之間進行。蘇聯政府關於開闢“第二戰場”的正式要求，是斯大林在1941年7月18日給丘吉爾的第一封私人信件中首次提出的。以後他又在9月3日、13日兩次致函丘吉爾，一再闡明蘇聯急於讓英國開闢歐洲第二戰場的要求：

第一，關於第二戰場的地點，在歐洲大陸，或在西線(法國北部)和北線(北極地帶)，或在巴爾幹地區均可。

第二，開闢第二戰場的時間，最好是在1941年。因為德國人認為西線不會有第二戰場，而其東線佔領的陣地還來不及鞏固，在這個時候開闢第二戰場是輕而易舉的。

第三，關於第二戰場的規模，應當能夠“迫使德國從東線調走三十到四十個師，同時保證每月至少援助蘇聯飛機四百架，坦克五百輛……”

第四，關於不開闢第二戰場的後果，斯大林說，那“就是給我們的共同敵人助威”。

然而，斯大林的“苦口婆心”並沒有說服丘古爾。丘吉爾僅答應加強對德國的空襲，至於開闢第二戰場，他表示因受到英國“資源”和“地理位咒”的限制，若以大量兵力登陸會遭受慘重傷亡。

從丘吉爾的答覆看，婉然拒絕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的態度與其全力援蘇抗德的許諾是不相一致的，令人捉摸不透。斯大林在分析其原因時指出，丘古爾“是一個徹頭徹尾的反蘇分子，是應個不誠實的人”。的確，在德軍入侵蘇聯之後，丘吉爾仍表示他過去說過的“決不收回”，“但是這一切，在目前正在展開的情形下，都變成黯然無色了’。這就是說，在丘吉爾的心目中，蘇聯永遠是英國不共戴天的敵人，但在法西斯德國威逼大不列頗島時，蘇聯無疑又成了英國的盟友。

不過，這種盟友關係僅僅是英國擺脫目前困境的一種需要而已。所以，在與蘇聯結盟和援蘇的問題上，丘吉爾相當謹慎。從近期目標看，英國必須援助蘇聯；從長遠目標看，英國的援助必須適度，用丘吉爾的話說就是不給蘇聯以“擴張”的餘地，以免造成對英國利益不利的局面。可見，儘管丘吉爾在蘇德戰爭爆發之後，第一個公開聲明支持蘇聯抗擊德國是值得稱道的，但他的意識形態阻礙了援蘇的步伐。

1941年8月30日，斯大林在給邁斯基的電文中又指出英國拒不開闢第二戰場的另一原因：“實際上，英國是在以白己的消極等待政策幫德國人的忙。……他們希望的是什麼呢?看來他們是希望我們削弱。”

斯大林的分析是不無道理的，30年代後期的英蘇關係不能不成為丘吉爾處理戰時英蘇關係的陰影。當時英國想把戰爭禍水東引，而蘇聯卻利用一紙蘇德互不侵犯條約順利地使納粹這股禍水流向西方，甚至直到蘇德戰爭爆發的前夜，蘇聯還在攻擊英國是“帝國主義戰爭販子”，所以，要使英國人“忘掉俄國人一貫的，而且最近還直接指向英國的謾罵”是很困難的。

當斯大林提出讓英國開闢第二戰場時，丘吉爾似乎非常憤怒。他對邁斯基說：“請記住，僅僅在四個月以前，我們在這個島國上還不知道你們會不會加入德國那邊來與我們為敵”，“在所有的人們中，你們是沒有權利來責怪我們的”。

丘吉爾後來也承認過去的歷史影響了英蘇兩國的合作道路，他說：“當英國孤軍奮戰時，他們竟坐視我們亡國滅種，並且欣喜若狂地同希特勒瓜分我們帝國在東方的殖民地……”其內心對斯大林的不滿溢於言表。這就不難理解，當德國入侵蘇聯時，丘吉爾為何稱斯大林“不過是白食其果”，更不難理解，當蘇聯處於危險關頭時，英國為何遲遲不肯開闢第二戰場。

當然，讓英國在1941年開闢第二戰場的確有現實的困難。但問題的關鍵並不在於英國有沒有困難，而在於英國是否準備克服這些困難並創造條件。

從當時英國政府的態度看，確有拖延之嫌，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英國對蘇德戰場的前景持悲觀論調所致。儘管英國在等待蘇聯的削弱，但並不希望蘇聯迅速潰敗，然而至於蘇聯究竟能否長期抗德，英國人普遍感到懷疑。英駐蘇大使克里普斯聲稱“俄國人堅持不了三四個星期”，英國陸軍部甚至有80%的專家認為蘇聯在十天之內將被打垮。

在這種情況下，丘吉爾當然不會以英國的兵力在歐洲另闢一個新戰場直接與德國對壘。由於連遭拒絕，蘇聯政府在1941年秋最困難的日子裡，對於立即開闢第二戰場已不抱希望了。

1942年：英國堅持已見，美國放棄承諾

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於是，1942年圍繞開闢第二戰場的爭論就不僅僅是蘇、英兩國間的事了，美國也捲入其中。美國參戰後，承襲了參戰前關於“大西洋第一，太平洋第二”的戰略原則。

在1941年和1942年之交的“阿卡迪亞”會議上，美國又同英國一起確定了“先歐後亞”的方針。這既使擔心因太平洋戰爭爆發而可能使美國放棄“歐洲第一”戰略的英國感到放心，也使正在歐洲抗德第一線的蘇聯感到欣慰。雖然“阿卡迪亞”會議沒有考慮“第二戰場”的問題，但“先歐後亞”的方針無疑適應了蘇聯主張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的要求。

特別是1942年4月1日馬歇爾致總統備忘錄中提出的以英國為基地發動對西歐的進攻戰略計劃——“圍殲”和“大鐵錘”，更寬蘇聯之心。英國雖對“圍殲”和“大鐵錘”很不情願，卻擔心因拒絕而使美國放棄“歐洲第一”方針，無奈只好接受美國的計劃。

1942年4月1日，羅斯福交給蘇聯駐美大使館參贊葛羅米柯一封轉給斯大林的信，信中表示：1942年夏天美國能夠採取步驟，以便從蘇聯戰場引開希特勒的部分兵力。同時邀請蘇聯外交人民委員訪美。

鑑於美國的態度以及蘇德戰場的形勢，蘇聯接受了美國的邀請並向英國提出同時訪問倫敦。隨後，1942年5月20日至6月10日，莫洛托夫進行一次倫敦——華盛頓——倫敦的穿梭訪問，先後同丘吉爾、羅斯福及英、美參謀長們就“第二戰場”問題進行了會談。在華盛頓，莫洛托夫對羅斯福說，開闢歐洲第二戰場“不應當拖延了”，並表示“如果英、美作為同盟國聯合開闢一個新戰場，迫使德國從蘇聯戰場上調走四十個師的兵力，兩方力量對比就會起大變化”“1942年就可以決定戰爭的勝負”，“如果你們遲遲不作決定，⋯⋯如果希特勒成為歐洲大陸無可爭辯的霸主，明年的困難就毫無疑義地要比今年大得多。”

羅斯福在得到馬歇爾首肯之後，請莫洛托夫通知斯大林：“我們期望今年內會開闢第二戰場。”馬歇爾還補充說，我們正在盡一切力量創造使第二戰場的開闢成為可能的形勢。當莫洛托夫重返倫敦時，丘吉爾也說，英國“正準備在1942年8、9月份在歐作一次登陸”，但同時又強調“無法在這方面作任何承諾”。當莫洛托夫返回蘇聯後，卻把丘吉爾的這後一句話忽略了。

然而，事情的發展不以蘇聯的意志為轉移，英、美的決定改變了。

1942年6月底，丘吉爾在華盛頓與羅斯福、霍普金斯會談時就表示，儘管他們全力以赴地做準備，但“英國政府不會贊成在1942年承擔一次有限性的作戰行動”，“英國的三軍參謀部至今還想不出任何計劃可以使1942年9月的登陸會有一點成功的可能。”

1942年7月8日，丘吉爾致電羅斯福，表示年內在法國登陸的“大鐵錘”計劃必須放棄，並再次力爭執行進攻北非的“體育家”計劃。

儘管斯大林嚴厲指責丘吉爾，並強調蘇聯政府不能默認把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的事推遲到1943年，但美國最終還是接受了英國的意見，放棄了6月份對蘇聯的承諾，於7月24日和英國就在北非登陸達成了協議，時間規定在1942年10月30日前進行，代號為“火炬”。

為了解釋1942年不開闢第二戰場的原因，丘吉爾決定親訪莫斯科。但美國擔心“丘吉爾說的話，斯大林一個字也不會相信”，故派遣哈里曼陪同前往，以便使斯大林感到放棄“大鐵錘”舉起“火炬”是英美共同的決定。

那麼，英國為什麼堅持不在1942年開闢第二戰場?美國又為什麼放棄1942年開闢第二戰場的承諾呢?

從英國方面看，使他們擔心的是，“1942年發動的任何進攻，重擔都會落在英國人肩上。美國軍隊不可能迅速得到訓練、裝備，並渡過大西洋來承擔起⋯⋯所應擔負的一份任務。美國空軍也不可能迅速在英國建立起力量來，大規模地參加預料會發生的空戰。”

時間緊迫也是一個限制因素。丘吉爾在與斯大林會晤時強調：“要動手，時間沒有了。9月是英吉利海峽看來靠得住的最後一個月，餘下的時間不可能發動一場旨在迫使德國從蘇聯戰場撤出一些師團的軍事行動”。另外，盟國所擁有的登陸艇只夠運送6個師到法國登陸，在這種情況下，“如要深人腹地足以使俄國人獲得好處，那是太少了。所以英國不願“拿好不容易得來的安全魯莽地去孤注一擲”，從而也就“不肯認真看待1942年在法國作一次犧牲性登陸的任何建議。”

從美國方面看，儘管掌握著問題的決定權，但正如馬歇爾所言，“沒有英國人，1942年在歐洲便什麼事也幹不成。”同時，羅斯福對丘吉爾的憂慮也比較同情，甚至他“對丘吉爾本人的尊敬與敬佩”也成為他做出重大改變的因素。

當然，美國放棄1942年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的主要理由，是“認為北非的德國人不大會抗拒美國人登陸。”這就為北非登陸增加了勝利的砝碼，從而使美國人可以從此消除珍珠港慘敗的陰影。

1943年：英美關係不和，蘇聯終嘗甜果

1943年伊始，羅斯福、丘吉爾帶領各自的三軍參謀長聚首卡薩布蘭卡。本來這應當是一次美、英、蘇三巨頭會議，但斯大林由於冬季攻勢正在進行而不願離開蘇聯，雖然羅斯福表示可以把會議從1月推遲到3月，但還是遭到回絕。在斯大林看來，“最主要的問題仍然是西線的第二戰場，而這不需要什麼會談，所需要的只是行動。”他希望英、美最遲在1943年春或初夏開闢第二戰場。

然而，斯大林失望了，他沒有得到滿意的答覆。他向羅斯福、丘吉爾大發牢騷，並在2月23日紅軍建軍節25週年紀念日發佈的命令中表示了對英美的不滿和不信任。鑑於此，丘吉爾3月1日告知斯大林，“如果德國人是被充分削弱，西方盟國將於3年月前打過海峽。”而此時，斯大林格勒戰役已經改變了蘇、德雙方的力量對比。所以1943年“五·一”國際勞動節時，斯大林預言英美將在歐洲開闢第二戰場。

為了儘快看到第二戰場，斯大林在美國總統特使戴維斯訪問莫斯科之際，宣佈解散“共產國際。這一舉動直接影響到羅斯福在1943年5月中下旬“三叉乾”會議上的立場。所以當丘吉爾在會上大談奪取歐洲“柔軟的下腹部”並促成土耳其參戰以開闢巴爾幹戰場時，羅斯福堅決反對並要求英國承擔橫渡海峽攻入西歐的明確任務。最後雙方達成協議：加緊在英國集結兵力和物資，“其目的是發動一次以1944年5月1日為預定日期的軍事行動”，代號為“霸王”。

“三叉乾”會議沒有決定在1943年開闢第二戰場的消息傳到蘇聯，又一次引起斯大林的強烈不滿。所以，“關於第二戰場的非難與頂牛正飛馳於莫斯科和倫敦之間，其實，即使“三叉乾”會議將進攻西歐的時間推遲到1944年5月，丘吉爾也還是“憂心忡忡”。一方面他擔心會重新出現第一戰時支配西線一些戰役的那種屠殺;另一方面他認為斯大林之所以毫不放鬆地要求在1943年開闢第二戰場，是為了把西方束縛在一場曠日持久和耗費巨大的西歐爭奪戰中，以利於蘇聯自身的巴爾幹利益。

難怪丘吉爾總是把“霸王”計劃的危險嘮叨個沒完，他是想大力造成美國對“霸王”計劃產生疑慮，從而拖延第二戰場的開闢。但美國人則“擔心英國人會利用外交手腕，騙美國人用人力和物資來支持和擴大英帝國及其勢力。”

所以，在1943年8月召開的魁北克“象限”會議上，由於羅斯福的堅持，終於通過了“霸王”計劃，並重申“霸王”作戰行動的發動日期為1944年5月1日。

“象限”會議仍然沒有提前“霸王”行動的發動日期，使斯大林滿腹孤疑。然而，“只要同德國的戰爭還在繼續，就不能冒險同西方盟國公開決裂。”所以，“象限”會議結束時斯大林雖然很不高興，還是同意舉行擬議中的三國外長會議。

這樣，經過一番唇槍舌戰後，莫洛托夫、艾登、赫爾於1943年10月18日在克里姆林宮會面。艾登在與斯大林會談時繼續強調“新的形勢可能迫使‘霸王’計劃的日期推遲一二個月”，而斯大林這一次卻“表現得出人意料地富有同情心氣且對於“為在意大利和東部地中海進行更大規模的作戰而推遲‘霸王’計劃的前景並不憤慨。”相反，倒是美國人不願答應做任何可能干擾“霸王”計劃的事情。

那麼，美國為什麼在1943年底竟然變得比蘇聯還急於開闢第二戰場呢?其實，羅斯福的目的並不在於第二戰場本身，而是希望以開闢第二戰場滿足蘇聯幾年來的願望，從而換取蘇聯在對日戰爭中的援助。

如果蘇聯在遠東進行軍事合作，無疑會減少美國人的生命損失，縮短戰爭時間。所以麥克尼爾說羅斯福扮演了一個“求愛者的角色”，他追求的“情人”正是斯大林。而斯大林對羅斯福的心態瞭如指掌，因而在1943年底召開的德黑蘭三巨頭會議上，他拋出了對日作戰這塊誘餌，表示“至今為止蘇聯軍隊無法參加對日作戰是由於他們給德國人纏得很緊”，而一旦蘇聯西伯利亞軍隊“增強三倍”，“我們就可以聯成統一戰線來打擊日本。”

這如同給了羅斯福一順定心丸，但要吞下它必須為第二戰場的開闢盡力。所以在三巨頭會議上，儘管丘吉爾與斯大林圍繞“第二戰場”爭吵不休，但由於羅斯福傾向於斯大林的主張，因此丘吉爾和他的軍事顧問們只好同意把“霸王”計劃的開始日期定在1944年5月1日，並同意在法國南部海岸發起一次配合性進攻，並以“許可的最大規模”來進行。

丘吉爾選擇11月30日把這一決定告知斯大林，因為這一天是斯大林69歲生日。“等著聽到這些言論整達兩年之久的斯大林，表露了非常滿意的神色。’

就這樣，德黑蘭的這項協議標誌著關於開闢第二戰場的長期爭論終於有了結果。1944年6月6日，盟軍發動了人類戰爭史上規模空前的諾曼底登陸戰役，歐洲第二戰場終於開闢了。

從蘇德戰爭爆發到德國戰敗歷時4年，而僅為開闢“第二戰場”的爭論就達2年半多。綜觀這場持久論戰，英蘇、美英、蘇美之間的關係錯綜複雜，矛盾重重，其中英國是第二戰場難產的主要癥結。

這裡有政治上的原因，也有軍事上的原因，有客觀上的困難，也有主觀上的拖延。但政治原因與有意拖延是主要的。由於受到來自蘇聯的壓力，英、美曾不止一次地表示要在1942年和1943年開闢第二戰場，然而又接二連三地食言。

試想，若是英、美、蘇把主要精力用在以實際行動聯合抗德上，而不是用在長時間的爭吵上，德國的失敗會大大提前，蘇聯乃至英美的戰爭損失也勢必會大大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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