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道光皇帝特别节俭，这节俭体是现在生活中方方面面的：
刚登基，内务府照例制作出40方砚，后刻“道光御用”。但是呢，皇帝觉得一个人用不完，遂发给大臣分享。
道光的裤子破了，让内务府用新布料把洞补上，而不是重新做一件，因为他觉得补一补并不妨碍穿，而重做却又要花钱。上行下效，大臣也开始跟风，只是他们是真心节省吗？未必，可能只是为了取悦皇帝。
上面的资料，取材自《清朝野史大观》，虽然没有史实严谨，却也能反映出人物状态——节省。
可以想见，一个这么省的皇帝，如果发现国库空虚会是件多么痛心的事，引子发生在道光二十二年。
京城有一个大富商，他是银号的老板，腰缠万贯。自古，百姓期盼富有，富有了就期待走入官场，于是富商打算贡献出一万余两白银，给自己的儿子捐个官。所谓的“捐官”，实际上就是用钱买官，为官者有无才能则在所不问，它由来已久，每每吏治腐败的时期就频繁发生。
谁知道这回出事了。
先是库丁贪污，使一万余两，丢失了四千多两。
随后，户部分赃不均，告到朝廷，道光得知此事大为震惊，下令彻查国库，盘点之下竟然发现账面上大清拥有1218万两，实际上只有293万两！而这丢失的925万两去哪了？无从知晓！
道光也算倒霉，以上这件事，爆发在道光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1842年！这前后所发生的，任何“一家之主”都会头疼：
1840年，孝全皇后去世，在葬礼过后的四月余，亡妻的伤感还没有驱散，外交又陷入了阴霾，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七月份，英军抵达天津，直隶总督前往大沽口炮台会谈。九月份，林则徐被迫革职，十二月，割让香港，赔款烟草价格。
1841年，英军再次深入，这回清政府终于向英宣战，然而节节败退，关天培殉职，《广州合约》签定，广州不平百姓爆发了三元里起义。
1842年，陈化成殉职，上海失守，七月份，英国舰队挺入南京，《南京条约》签订。割地、赔款、开设通商口岸使清政府主权丧失，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是在这一年，道光发现国库在他眼皮子底下丢了九百多万两白银！
这时候总会想到老生常谈的那句话：屋漏偏逢连阴雨。
是不是很想知道“国库丢银案”的结局？
我们继续追踪：
当然，这些钱不是真的被飞贼挖洞偷走了，而是被贪污掉了，这些贪官污吏堪比“窃国者”。只不过，十几年下来，战线拉得太长，所涉及的官吏、库丁、贿赂者不仅多、广，而且流动性很强，有的随着人事调动早就换到别的岗位，已经无法知道谁才是罪魁祸首。乾隆朝，能盯上一个和珅，道光朝可未必。
但是吏治该整治是真，国家需要钱度过外敌难关也是真，道光索性严惩：
往上追朔，从嘉庆朝截至道光二十三年为止，凡是做过国库官吏者、检查者的，计算任职年、月、日后，每个月罚款一千二百两白银。无论他们此时是已故还是在世，有没有变动职位，人人有责。
但是即便如此，最后收回来的钱也远远弥补不了朝廷亏空。本质在于：腐
败已经形成规模，国家死气沉沉，又缺乏锐意改革。有时候会想，如果维新变法不是发生在1898年，而是早个五十年，那么道光会不会抓住这次机会？如果真的抓住这次机会，清朝又能否中兴，甚至与世界接轨？
后记：
本文由百家号《青简拂尘》独家发布
道光在位的前半程，试图做出改变，比如厉行节俭；改革传统的河运方式，支持河、海运输网络的建立；惩治盐运的非法行为等等。但是以上种种努力，都没有触及清朝的根本矛盾，这与人物性格有或多或少联系，不少史学家认为，道光像父亲一样，中规中矩、本本分分，做皇帝则更适合锦上添花的维系稳定，却不适合开国、中兴。美国学者费正清眼中的道光，甚至还有点“胆小”。阎崇年也称，《南京条约》的签订，道光需要负主要责任。
在梳理清代末年历史时，不少人看到“惨败”“没落”，都会说“这不是一个人的错”“责任归为一人是片面的历史观”，诚然我们不可否认历史大势下人类被迫的妥协，但一味的用宏观视角评判历史，则又会陷入“人人无责”的悖论。我们应该相信，每一个政策，每一个决定，都有其巨大的作用，每个历史人物都有独立的弧光，而非一个瓦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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