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南风窗》2018年总第24期，记者：曹柠）
2008年以来，中国经济内部的结构性问题日益凸显，随着后发优势的减弱，中国经济增速由峰值水平转折性地回落，进入“新常态”。同时，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欧美各国以量化宽松为核心的宏观调控效果并不明朗，中国以欧美日的需求带动出口的增长模式将不可持续，西方主流经济学派近几十年从需求侧入手调控经济的思路遭遇瓶颈期。
2011年初，贾康与其他六位学者发起成立了“新供给经济学研究小组”。2013年9月，贾康等12位学者发起成立了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通过中国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整合经济学家、实业家、金融界、媒体界精英。2015年11月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11次会议上首次提出“加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至此，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经家喻户晓，被外界普遍认为是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重量级战略部署。
三年过去了，怎样理解供给侧改革和当前宏观经济的关系？中国经济未来的增长空间在何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路在何方？如何看待当前改革过程中的挑战和困顿？带着这些问题，《南风窗》专访了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原所长、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贾康。
改革始于制度供给
《南风窗》：改革开放四十年了，这时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所说的改革的关注点有哪些不同？两者是什么关系？您曾将新供给经济学的基本主张总结为“八双、五并重”，到了现阶段，哪些是接下来要推进的重点难点？
贾康：其实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邓小平当年所说的改革开放大政方针”的承前启后和继往开来，但是到了改革的深水区，中央现在的决策意图上，很明显的取向是科学决策和政策优化必须得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学理的支撑。以这样的意图，现在这个表述是在“改革”前面又另外加了两个前置词：邓小平改革说是生产关系的自我革命，这个自我革命它发生在制度供给这个供给侧，必须解决制度供给的有效性问题，所以，直接强调出来了。另外，制度供给首先涉及的就是制度结构、利益格局，在这个利益格局里怎么样实现习近平总书记说了多次的“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这种攻坚克难、把硬骨头啃下来的问题，于是突出地表述了“结构性”。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在十九大的报告里，明确地说它是作为我们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的主线。在这个主线上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首先是制度创新要能够把“硬骨头”啃下来，攻坚克难，使创新发展中制度创新打开技术创新、管理创新的空间，找到新的动力源对冲我们原来动力体系里那些下行因素，合在一起引领新常态，由新到常，打造质量升级版上的中高速增长平台。
这样的追求，我认为就是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轨道上继续超常规发展，而这个超常规的发展必然要追求“守正出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实就是在这方面有思维创新特点之后，要进一步地把有效市场的作用充分发挥起来，又能更好发挥政府的作用。十八届三中全会已说明资源配置中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但只说市场的作用还不够。我们已经在市场作用方面实现了从邓小平南巡以后认识的进一步的提升：当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目标模式时，由于种种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还只能说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现在已经认识到它是决定性作用。认识到这个有效市场作用要充分发挥后面，并不意味着把其他市场经济的经验和我们以前发展市场经济探索中间的经验往下继续运用，就能一路现代化了，可没有这么简单的事情。守正之后还必须出奇，要承担风险，关键是出奇中间要能够经受考验而“出奇制胜”——有效市场后面要紧跟着解决好政府怎么更好发挥作用的问题，解决好有效市场还要结合上有限、有为的政府。政府的有为容易理解，政府的有限，需要供给侧这个所谓供给管理的理性程度的切实提高。这样的挑战性任务要怎么处理好？我们在新时代就是要处理好新供给的问题，确实要经历一系列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创新探索。
民企加入混改的新考量
《南风窗》：国企改革事关公平市场环境到确立，进而影响到全社会资源市场化配置到实现。虽然相比二十年前国企效率和经营思路已经有了巨大进步，但传统的监管和经营模式已经越来越无法适应中国经济的发展速度。您怎样看待国企改革的方向？
贾康：国有企业改革的大方向需要抓住混改，混合所有制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怎么理解这个思路？现实生活中间是有很多的争议的，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很长时间的努力，国有企业改革的文件当时说“1加N”：1个总体的加上各行业。我印象里边总体的后来有了，但是各个行业中还没有按原有改革意图清晰地落到实处。
国有企业有中央的也有地方的，有不同行业的，按照国际经验，它的分类还要进一步合理化，采取不同的标准，定制化方案是非常重要的。有少数的国有企业可能就是得国有独资，更多的国有企业要走混合所有制之路，这是主流，按这个逻辑，国有企业和非国有企业的界限其实就是在股份制框架之下更强调融合，而不是井水不犯河水的界限。
国企混改的形式有控股也有参股，控股里还有绝对控股和相对控股。现实中，采取什么形式最不容易取得共识的。目前更多的情况是控股可接受，参股的情况好像比较复杂和麻烦。民营企业加入混合所有制的很多，他们越来越不想只是国有企业在这方面的配角。他们也希望在某些舞台上能够是主角。
《南风窗》：接下来，国企改革怎么推进？
贾康：在我看来，争论国进民退还是国退民进没多大意义，谁也说服不了谁，更重要的靠实际现实中间的一些创新的机制，例如现在已经耳熟能详的PPP模式——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这个PPP是要把政府发挥的作用和市场的作用达到一个新式的结合。在原来已经认识到的政府和市场划清边界、各行其道、既不越位又不缺位的这个认识基础上，还要螺旋式上升到在这些重要的园区建设、投融资领域里，政府可以与市场主体一起又成为伙伴关系，实现合作，一起做事情。很多争论不休的事情到了PPP模式，尤其是SPV（特殊项目公司）里，天然就是一个混合所有制，就是很清晰的股权混合的微观市场主体的产权结构，而且政府根本就不想一股独大，无然就不会出现民营企业特别顾虑的进去以后只是简单做配角的问题。
PPP的流程在不同的环节上，政府的裁判员或者运动员的身份仍然是可以清晰地区分出来的，前面的国土规划、公共政策都要交代清楚，这个时候政府有裁判员的身份和作用。一旦把这些走完程序，到了具体的地方政府和企业自愿签字来做PPP建设项目之后，这个政府就是运动员，它跟那个企业是一样平等民事主体的身份，自愿签字之后在法治的约束之下来共同推进这个建设。这时候裁判员到哪儿去了呢？显然到我们法治化国家的法那里去了，是由我们一系列的法规约束着签约各方，一起要履约守约。政府你如果毁约、违约，和企业一样，要受到法律的约束和问责。这些实际上可做的事情，会教育社会，让大家认识到我们真正的出路是共赢，是混改。
从不究原罪到保护产权
《南风窗》：近来中央为了提振民营企业信心采取了一系列政策手段，但许多民企依然面临多方困难，政策性歧视、国有企业挤占生存空间等饱受诟病的现象依然没能很好的解决。在您看来，中国民营企业真正的危机感来自何处？“定心丸”怎么才能发挥药效？
贾康：民营企业投资的下降在2016年就非常明显了，2016年7、8月间，民营企业投资在同比指标上落到了只增长2.1%，改革开放以来从未见过如此低迷的状态。同时民营企业在海外的投资“不惜工本”在做海外的布局，带有慌不择路的特征。这说明什么？我不认为只作一些技术性分析有多大的意义，要看到这和方向感、安全感、希望感有关。后来中央一系列的解决问题的方略，正是抓住怎么在大方向上、在基本产权保护的安全感上，在我们走向现代化的希望感引领方面，解决实际问题。最近总书记已经高调表态继续坚定不移地支持民营企业发展，之前中办、国办就联合发文，对于民营企业一开始强调的不要再去动不动追究人家的所谓原罪，到后来所强调的民营企业对于整个经济发展的重要贡献，民营企业家在实际生活中的企业家精神，要得到弘扬，要坚定不移地保护私有产权，在加快编纂民法典方面提出明确的要求，已经落实到长远发展基本的法律制度建设上，还有所指地、针对性地、要解决纠正侵犯企业产权的错案冤案。十九大前后这个事情中央是直接部署的，十九大之后我们终于看到张文东案翻过来了，坐了十年大牢，现在宣判无罪，后面还有一系列我们还必须拭目以待的引起社会关注的典型案件。可以说，一个错案冤案的纠正，胜过一沓文件。中国现实情况下有很多阻力和复杂的问题，但中央这方面有指引，有关部门要落实中央的指示精神，这个大方向是非常明确的。
在民营企业发展碰到现实中间一系列挑战性的场景中，最近还有值得特别关注的，就是“民企退场”的问题。十九大之后，一方面，中央继续强调“两个没有变”，我们仍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基本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等等，另一方面十九大的精神在贯彻落实中却出现了另外的声音，有的论调谈什么民营经济退场、消灭私有制，引起人心惶惶不安的冲击。
学生跟我说，看到这样的社会氛围很绝望。我劝他，你们不要绝望，中国现在确实错综复杂，但是在不确定性中要看到我们的确定性，一些荒诞的东西就在我们身边，要见微知著，防止经济问题和其他社会问题混合在一起，冲击我们的现代化进程。中国社会已经多元化，但社会应该形成的和改革开放大政方针内在逻辑契合的主心骨式的导向是应该由方方面面努力一起来让它发挥最大的正面效应。我们的舆论管理在这种情况下，能不能不要简单地一味地删帖，而是要组织大家能够更好地按照宪法，按照国家相关的规则，做有意义的讨论。实际生活中，公民意识的提升是非常明显的，它毋庸讳言，也伴随有民粹主义情绪的泛滥，在推进现代化实现新时代飞跃发展的过程中，伴随的一定有怎样使公众利益最大化，怎么使公民权利得到更好的保护这个机制，和实际生活中我们已经看到的一系列的纠结、一系列可能产生的扭曲这样复杂问题的处理。
为什么要加快编纂民法典
《南风窗》：拯救民企信心，除了打气，从优化制度环境视角还需要什么？
贾康：从优化制度环境视角我有四条提倡。第一，推进“加快编纂民法典”的法制建设工作，为“全面依法治国”夯实微观产权保护的法律基础：这一工作的历史、现实意义十分重大，至少堪与从马克思到社会科学界一致推崇的历史上夯实市场经济和商业文明发展微观产权基础的“拿破仑法典”相提并论。
第二，克服困难与阻碍因素，落实“纠正侵犯创业产权的错案冤案”的中央要求。一个错案的纠正，其正面效应可能胜过一打“红头文件”。十九大后终于看到一个好开端，应继续推进，回应社会关切，给民营企业更好地吃下定心丸。
第三，加强部门协调，加快推出“PPP”（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条例，在法制化轨道上鼓励和规范PPP的大发展。特别是在国际形势发生重要变化，美中贸易摩擦升级带来一系列不确定性因素和可能的外部冲击的新局面下，更需要以PPP机制创新，适应“扩大内需”的紧迫需求，更充分地打开我国可用、可观、可贵的“有效投资”空间，更好地发挥政府、企业、专业机构“1+1+1>3”的扩大投资而同时显著提升投资绩效水平的积极作用。
第四，按“负面清单”原则，各地具体地落实企业“法无禁止即可为，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创业创新环境。从上海自贸区的几轮“复制”继续下去，地方应以地方的法规与红头文件，把这一制度因素在辖区真正落实。
减税无法单兵突进
《南风窗》：社会普遍期待减税能释放出更多增长空间，中央减税减负的政策也推了很长时间，但减税政策层层传导后，企业感受却不明显，而且行政性收费还是根深蒂固，减税为什么这么难？
贾康：我们必须在看清楚全景图以后，抓住与减税减负最关键的配套改革来形成全面认识。首先，减轻企业和社会成员负担，正税的减降还有多大空间。我国现在有正税18种，哪些税种还能降低？先说最主要的增值税，可以再往下降低它的标准税率或者总体税负水平，但是空间确实有限。在政府职能履行过程中，有一个“财政三元悖论”，也就是说受到减税、政府赤字与控制政府举债、政府增加公共服务这三者权衡的客观制约。这三个目标老百姓都非常赞成，但三个目标放在一起，不可能同时实现，充其量只能同时实现其中的两项。在这个制约之下，正税的减降，必须考虑整个政府职能如何履行和整个税制怎么优化。再看所得税，实际上税负再下调的空间也是有限的：小微企业提高简易征收办法的起征点，不是不行，但对每一家企业真正的帮助是微乎其微的。
其次，需讨论“五险一金”社保缴费。社会保障40%多的缴费率，其中最大的缴费是基本养老，怎么往下降？现在这么高的缴费率，为什么辽宁这些地方社保仍然日子不好过？原因就在于社会保障还没有实现全国全社会统筹。所以，一定要结合全面深化改革，攻坚克难，把全国因行政区划而隔离的众多的“蓄水池”变成全国全社会统筹的一个蓄水池，使它的互济共济功能真正发挥出来，40%多的缴费率才有可能往下调。从理论分析看，全社会一个蓄水池是最合理的。市场经济，劳动力应该自由流动，无壁垒流动，原来说跨统筹区域的社保待遇问题一直是棘手的难题，如实现全社会统筹，自然这个问题便迎刃而解了。这是一个靠改革才能解决的事情。社会保障制度实现全社会统筹，是早在“十二五”时期就明确树立的改革目标，但没实现，“十三五”又提出来了，如果不深化机构改革，如果不冲破利益固化的藩篱，这个目标仍然会成为一句空话。好在新的机构改革方案，已让人看到了希望。
再次，减少行政性收费。这话说起来带一点荒唐意味：全国经过这么多年努力，中央政府层面设立的涉企收费项目已削减60%以上，但有企业家还反映说，还有五百多项，发改委、财政部门把能归并的归并，剩下的也还有三百多项，那也是长长一个清单，也称得上多如牛毛。哪个像样的现代化经济体能够出现这么几百种行政收费的局面呢？这是中国很特殊的一个地方。我们认为，其中合理的项目要保留，但是可减降的空间也是很大的。但是要进一步缩减行政性收费，必须在体制上啃硬骨头，那就是机构改革要“拆香火”。好在这次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开始比较大的动作了，这种“大部制”改革还应该配合着扁平化，虽然离比较理想的状态还有一定的距离，然而毕竟能看到有进步了。
罚款方面也是老大难的问题，这哪里是减税能解决的问题？公路超载罚款已形成恶性循环：载重汽车不超载它就赚不到钱，但是超载又成了某些部门设卡罚款的理由。这是必须把整个吏治真正全盘改造以后，才能解决的一个恶性循环的问题。还有金融成本居高不下的问题，只有把普惠金融、小微金融等，以及其他金融多样化的机制在深化改革中发展好，才能把实际的融资成本降下来。李克强总理说，要大幅降低企业非税负担，进一步清理规范行政事业性收费，不合理的坚决取消，过高的坚决降下来，调低部分政府性基金征收标准。降低电网环节收费和输配电价格，一般工商业电价平均降低10%。加大中介服务收费清理整顿力度。总之，中国的事情要做好，变压力为动力，就应把减税减负与深化机构改革、部门行业改革、干部作风建设等联系起来，攻坚克难，经受历史性考验。
避免低级错误，释放改革红利
《南风窗》：供给侧在制度与管理领域的改革更为艰难曲折，甚至出现一些目标成为手段、结果与初衷背道而驰的现象，导致“制度红利”释放不出来，反而挫伤了公众对改革信心，改革既不能保守又不能激进，我们要避免哪些低级错误？
贾康：在实际生活中，经济的问题往往涉及利益调节，涉及到结构化，怎么保护相关的有效投资和有效消费，其实有很多值得我们研究的案例。如北京消除火灾隐患，疏解首都非核心功能，但是怎么会引出后来大家议论纷纷的不良的执行情况？“环保风暴”这个概念有点运动式的意味，但它方向是正确的，抓住环保是攻坚战，但怎么会把北京周边郊区和河北凡是烧煤的炉子都拆掉后却发现要供应给居民的燃气却完全跟不上，这不是当代生活中不可思议的事情吗？居然就这样发生了。军队不得经商，原则非常正确，但是早已经有经验，军队所在单位沿街铺面，完全可以把运营场合委托给地方，但是我们所在的阜成路，还北京翠微路、玉泉路等地，大片军队单位外墙已经形成的商店、商业场所，包括银行等，包括很多便民的场所，被统统拆掉，打击了多少GDP和税收不说，打击了多少老百姓的生计？相关有效投资、有效消费怎么撑起来？所以，必须充分注重居安思危，防患未然，在进一步应对复杂局面中，贯彻党的基本路线的导向之下，防止出现不应有的低级错误。
《南风窗》：供给侧结构改革已经成了共识，大部署都有了，关键在于落实，顶层设计与基层试验的互动极为重要，怎么给地方、基层、企业释放更多的试错空间？
贾康：法治建设得跟上，我们都期望依法治国，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款大家依法照办就可以，但实际上很多的事情，一开始形成不了很清晰的法，那需要试错，有一个弹性试错空间。这种领域里的法律建设，是要首先给出一个发展中再求规范的基本前提，允许它试错，然后总结中间的风险防控经验，使能够确立的规则尽快总结出来，因此就要动态地逐渐认识和总结基本规律，形成一个良法的框架，并逐渐细化。
有法可依，而且希望是有良法可依，不能官员自己觉得自己聪明，就定一套法来严格依法执行。法是不是良法，这是关键，必须在实践中去做动态的考察和认证，先有法可依，并追求有良法可依，后面才是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要把发展中创新、发展中规范放在前面，后面才能八九不离十地看清风险以后强调规范中发展，不能让风险任其弥漫，形成系统性风险。这样的权衡关系，我们现在还在探索，不敢说掌握得很好，但一定要把它掌握好，这也势在必行。
《南风窗》：美国前财长鲍尔森在前不久的演讲中提到，对华关系转向的趋势很可能会在美国政策制定界长期持续下去，并将矛头直指中国对外开放的缓慢，包括合资和股权比例的限制、外商投资领域的技术标准、政府补贴、办理许可证和管制等非关税壁垒依然存在。为何表面上看，我们在扩大开放，在一些领域却变得更加保守？您怎么看待外资撤离的风险？
贾康：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可兑换、自拆防火墙的改革势在必行。中美贸易摩擦升级以后，官方不得不加强管理，人们所说的外汇管制，这一时期实际上是在加强的。对于人民币，资本项目下不可兑换，这抵御的是外面的游资、热钱，不能够随意通过资本项目的兑换进入中国来兴风作浪，实际上也能限制我们本土的人对外投资。用外汇出去旅游、购物可以，但不能到国外去买房。这是迫不得已，但这绝对不是中国走向现代化国家要维持的常态。在具备条件的情况下，要自拆防火墙。我们要逐步创造条件，经受住考验，在未来几十年的现代化进程中，这一关是早晚要过的。
《南风窗》：多项改革同时推进，旧的增长点受到抑制，新的增长点还未壮大，改革效果期限错配的问题明显，同时外部环境的变化加剧了内部的困难，使得系统性风险进一步上升，改革可能“内外交困”，这种情况下应该坚持哪些原则？
贾康：非常严峻的考验已经越来越多地感受到了。应该讲十八届三中全会的60条一推出好评如潮，但这样一个重要指导文件的落实现在在很多方面是远远不如预期的。怎么在动真格？我觉得还是要结合着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做一些深刻的总结反思。
我反复强调，一定要坚定不移地抓住改革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一招，是最大红利的这个认识，要攻坚克难。我认为在现在大家对于改革看到了很多步履维艰这方面的困惑、阻力，但也要肯定有一些还是确实在实质性推进。比如在今年两会上，确定大部制改革迈出了多少年没敢动而终于动了的步伐。在个人所得税改革以后，养老金的全社会统筹应该乘势实现，这个养老金全社会统筹的蓄水池一旦形成，“五险一金”从基础养老那个缴费标准开始，就可以往下降，正好适应社会需要。这是改革将会带来的红利。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曾受多位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领衔出版《中国住房制度与房地产税改革》、《新供给：创新发展，攻坚突破》、《构建现代治理基础：中国财税体制改革40年》等。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閱讀更多 賈康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