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贾康先生2020年3月26日上午在线上研讨会上的发言。
前面很多专家都强调现在的形势十分严峻，我深有同感。说到从经济视角上讲的年度增长速度问题，现在先说明一下其定义。……（此处删去101个字）。那么现在我们的讨论中，这个问题只能先放在一边，我们还是得用现在大家一般讨论速度问题的统计局口径。在这个口径之下，看到的现在一些说法：包括前面晓华也提到的悲观预测，还有彭博的预测——它是把今年中国的增速从5.2%下调为1.4%，野村、渣打也下调了，瑞银是由4.8%下调到1.5%，中金是从原来的6.1%下调到2.6%，等等；牛津经济研究院的两位研究者高路易和胡东安的预测，是认为今年如果中国不采取比较有力度的刺激措施的话，增速只有1%。这些量值预测还不是处于晓鲁所说的那个参照系，但已经看得出来，都是相当悲观的。
那么在这样的全球疫情冲击严峻局面之下，我们还是得考虑2020年怎样实现或者基本兑现中国的“全面小康”目标，这不仅有经济意义，还有更丰富的社会和政治意义，而且在中长期看，要特别注意面临着“门槛效应”情况之下，我们中国怎样跨越“中等收入陷阱”？2020以后，紧接着5到8年、10年这个时间段，我们要力争成为高收入经济体——虽然对“中等收入陷阱”的表述还有很多不同意见，但怎么选择用语可以讨论，它所指的统计现象表现出来的对中国的警示意义，是绝对不能够低估的。
把这些在一起考虑的话，怎样争取必要措施支撑今年一定的经济增速和引导预期的问题，是非常突出的挑战性问题，预期处理得不好，经济问题可以社会化和政治化，公众害怕的不良前景会“自我实现”。前几天莫干山研究院讨论晓鲁教授大作，是对大萧条和新政做的回顾，我觉得讨论下来，有非常好的启示：我们在当下，总结当年“新政”经验，也是“百年一遇”的这种巨大冲击之下，在宏观调控方面可考虑的技术路线上，除了适当扩张需求之外，应该特别注意的，就是结合着供给管理来引导预期，做好预期的管理。在中国，现在官方所说“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趋势不变”这个表述里面，确实是包含着合理内核的，我们确实还有发展的韧性、腾挪余地与增长的空间，但是怎么样用好这种潜力空间，是非常关键的大问题。我的基本看法就是，既然遇到了非常之时，一定要有非常之策，我们不能只看当下而听任速度过低，一定要把当下形势不好所可能产生的预期和这个预期有可能出现的“自我实现”这种危险，放到高度重视的战略位置上来考虑，要力求消解这种不良预期的自我实现，以追求中长期的现代化既定目标 。那么，在我们可做的事情这方面，一定要有积极的考虑。从借鉴来说，美国的无底线量化宽松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一段时间不到十天之内屡屡大力度出手，朝野认识达到空前一致，包括美联储跟总统都达成了高度的一致，而总统民意测验的那个支持度一下跃到了百分之五十几——他们的这个“非常之时出台非常之策”，当然有美国特定的底气，我们不能简单地学，但对我们的启发是：自己可用的空间是什么？我们自己确实还有调控政策工具箱里可用的手段，还有自己在降息降准和财政政策发力提质增效、特别是优化结构这方面结合着机制转变优化可做的很多事情。借鉴美国的启示，主要是把握大战略方面的思维，实际上要更多考虑中国自己的可用空间，以及1998年、2008年我们一些经验的铺垫，再加上供给侧管理、供给侧改革的明确思路与要领。
关于今年保持一定速度而采取非常之策的主要考虑，建议方面，我想简单提下面四点。
第一条，今年要积极考虑发行长期特别国债和适当提高赤字率。
第二条，
要下决心尽快安排加大有效投资，比如“新基建”，这是与新技术革命的一些重点息息相关形成硬件支撑、带动整个国民经济升级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在一起的。第三条，结合着前面两点，一定要积极促进政府少花钱多办事、“四两拨千斤”的PPP等等这样的创新机制、政策性投融资机制的健康发展。
第四条，要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按照中央所说2020年配套改革“取得决定性成果”这个取向，继续做出一切攻坚克难努力——虽然宣传上似乎不提这个时间表了，但这个任务绝对没有消失，而且实际上作为“最大红利之所在”，对于中国的现代化显得更关键了。
谢谢！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一带一路PPP项目开发委员会委员，中关村公共资源竞争性配置促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曾受多位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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