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根据贾康先生在“2018国际货币论坛”上的发言整理）
讨论结构变迁中的宏观政策国际协调，需要考虑中国的战略、策略问题。我讲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方面，立足中国面对外部变化,讨论中国战略和策略问题；第二个方面，推展到结构性改革概念之下，探讨宏观政策协调一些基本的要领。这两个方面试各用六句话、六个要点提纲挈领、总结概括。
第一个方面，中国当下战略与策略的考虑。
第一，当下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即中美关系，已出现阶段性变化。中国改革开放形成追赶态势，成为发展中国家的领头羊，在为世界经济做出贡献的同时，中美之间这一过去定义为战略性伙伴关系的双边关系，现在发生的变化已实际上脱离开原来我们希望的共赢、共同发展为主导的状态。
第二，在新的阶段美国打压中国，是在一定的博弈阶段出现的以丛林法则为主导的局面。中国的战略思维，必须重温邓小平当年“善于守拙，有所作为”的战略考量，尽量低调，绝不当头，进而争取有所作为。
第三，中国要继续寻求和平发展、和平崛起，在新时期特殊情况下，必须重视、强调于外贸关系中“比较优势原理”能够解释的范围之外的守正出奇的赶超战略。实现后来居上的伟大民族复兴这一中国梦的内在逻辑，碰到“比较优势”的天花板后，只能理性地实行赶超战略，这也是结构性改革非常重要的真谛。
第四，面对新国际形势，应防止最坏，争取最好，力求与美国斗而不破，找到双方妥协而来的新平衡点，使中国保持可持续发展、留存后劲。策略上应该重提毛主席的当年论述，即“有理有利有节”。
第五，新阶段，在无可奈何改变不了的事物之外，关键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在不确定性中把握好我们的确定性，就是坚定不移坚持改革开放，通过创新调动一切潜力和活力，把我们具有世界第一大人口规模的大市场潜力，充分发挥出来。
第六，坏事可变成好事。义无反顾地做好自己的事，是把看似两败俱伤的贸易战，变压力为动力，成为促使我们未来追求更高水平现代化推进方案的好事。
第二个方面，纳入结构性改革来考虑宏观政策的国际协调。以六句话阐述个人观点。
第一句话，结构性改革是全球大趋势，可接受特点明显，是我们必须坚持的概念。杭州G20峰会共同宣言已经反映了全球结构性改革方面的共识，也就是中国所说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通过改革追求人类社会更好的生活状态，可总结和顺应工业革命之后的世界大潮流，把握航向。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千疮百孔时指出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可总结为是认同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信息化和法治化、民主化的只能顺应，不可违拗的“权势”。
第二句话，文明提升变迁中，每一个经济体和主权国家，都要处理好结构性问题。结构性改革要求任何经济体不再简单延续局限性已很明显的需求管理思维，供给管理必须首先从制度供给去解决结构问题。在使市场充分发挥决定性作用的同时，政府需要更好地发挥作用，守正出奇。处理结构性问题，需要于全球共性下找到自己个性，形成定制化方案。
第三句话，各国多边多方博弈中，要寻求共赢。中国高度认可全球化，提倡共赢，应继续高举“人类命运共同体”旗帜。虽然美国试图扼制中国，很多领域美国依然主导，但是其他一些因素也可以制约美国。所以对于多边国家关系，要给予更充分的重视，找到寻求共赢，支持中国和平发展的所有潜力和积极因素。
第四句话，进一步积极探讨宏观政策协调机制。虽然说让汇率机制更多地市场化，但实际上不可能完全市场化，各国不可能不对汇率施加影响，关键是哪一方更有实力、能够按自己意愿操控而接近想得到的结果。货币政策影响力方面，中国和其他经济体对美国而言，是处于不同的弱势，要更多考虑财政政策结构优化的功能作用。
第五句话，在国际复杂环境之下，各种迹象表明中国货币政策已强调松紧适度、更加务实。这种情况下，不能只关注宏观杠杆率，还需要看中国的间接金融为主的特点和实际物价。中国现在物价综合而言相当令人满意，既不通胀也不通缩。扩大内需应投资、消费并举，有效投资还有巨大空间；消费这方面，需要跟着投资和经济增长绩效走，避免进入福利陷阱，即更加强调以经济发展活力和民众好的预期所支撑的消费，释放潜能。把社保和公共服务做好，使大家对中国的政治、经济更加有信心，就会加强消费。
第六句话，扩展对外交流，争取朋友越多越好，尽量减少敌人、尽量化解敌意。我们应该有诚意地、务实、多层次地开展国际交流。我们的智库和学界对外交流应更加具有开放性。国内智库的普遍封闭性、警惕性心态应予化解。适当优化外援，积累经验，提高其水平，应更多结合人文特质的政策协调与交流活动。
贾康介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曾受多位中央领导同志邀请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领衔出版《中国住房制度与房地产税改革》、《新供给：创新发展，攻坚突破》、《构建现代治理基础：中国财税体制改革40年》等。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閱讀更多 賈康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