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贾康先生在新华瞭望智库主办的第三届中国新金融高峰论坛上的发言）
尊敬的到会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大家好！我就这个单元的主题，围绕着金融怎么发挥它应有的功能，也就是金融责任，谈一下自己的一个基本认识框架。我认为在金融功能发挥过程中，在中国实际情况下的主题词，是要解决通过深化金融供给侧的改革，来把握好金融创新势在必行之中我们要做的实事。
金融怎么更好地发挥功能，已经谈论了多年。如果按照十九大的精神，我们在新的时代化解社会矛盾，把现代化经济体系建设起来，要把握好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这个主线的话，那么还需要与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的基本精神来做一个结合的勾画。关于金融工作会的基本指导精神，要强调三个方面重要的指导意见。一个是强调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这正是从金融应该发挥的功能和责任出发。第二是以多方协调配合的措施防范系统性的风险，这是从问题导向出发。第三就是要深化金融改革，完善市场约束机制，扩大开放，提高效率。这是讲我们要达到金融功能的发挥，要掌握好防范风险问题，改革是必由之路。这三个基本的指导精神，我觉得可以结合下面三个以“大”字开头的概念，一个是要有大局观，中央显然在强调正本清源，纠正那种金融脱实向虚的自我循环的偏向，这是大局观。第二要有一个新的大监管框架，原来的“一行三会”变成了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协调之下现在的“一行两会”。还有一个大框架的概念，我认为就是在商业性金融发展的旁边，我们要正面讨论必须和它协调发展的政策性融资这个体系的制度建设配套运行问题。人们越来越看重的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开发性金融、小微金融，乃至金融精准扶贫等等，无不带有非常浓烈的不可回避的政策色彩。怎么样让它们结合好，这是在一个大框架下才能解决的问题。
如果按照这样的理解，我想下面稍微展开说一下我所认识的使金融尽责发挥功能的七个方面的势在必行
第一，以金融创新来支持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势在必行。这是金融的出发点和归宿。金融确实非常重要，邓小平称它为“现代经济的核心”，但是这个核心却有变成空心的前面的教训：世界范围内的金融危机，是这个重要的带核心作用特征的体系出了问题，而使整个人类社会受到打击。我们一些个别的可以称为教训的案例上，也可以看看温州的“跑路事件”，使温州这个增长极区域痛失好局。暴露的问题，是前面虽然常规金融指标评价下来，温州曾经连续七年在全国评为金融生态指标的第一名，但是它却没能避免这种资金链的断裂，实际上是那种常规金融在现实经济运行中已经被边缘化，大量的中高利贷，甚至就是高利贷，在维持着它的最主要经济运行。在世界金融危机冲击下，这种供给机制的脆弱性带来了“跑路”事件，而“跑路”事件暴露的是金融本来应该支持的民营经济、实体经济的升级换代的发展没有如愿实现。它的产业空心化暴露以后，温州必须经过阵痛才能调整好结构，注入新的活力，而重拾升势。放到我们全局的通盘眼界来看，中国如果处理不好金融这个“核心”防止变成“空心”而且有效地支持实体经济升级换代的问题，我们是有可能落入所谓“中等收入陷阱”的——这个概念是比喻的，但是它在统计现象上是值得我们深思的。实话实说作为研究者，我们在看到温州的情况以后，特别注意珠三角会怎么样，值得欣慰的是东莞经过阵痛之后，现在似乎它总体来说已经稳住阵脚，而发展中间在结构优化的匹配之下，经济已经达到了8%以上的GDP增长，希望我们在这个方面进一步总结经验和教训，坚定不移地把金融创新支持实体经济升级换代这个事情把握好。
如果按照这样一个金融的职责功能来考虑发挥其作用，那么跟着的第二条，是我们必须在金融多样化改革这方面取得实效，形成无缝对接的金融和资本市场，这个势在必行，实际上就是要消除金融领域里的过渡垄断因素。金融必是带有一定的垄断特征的，因为金融活动的主体——银行、金融机构，是必须取得牌照的，和别的行业的准入规则是有明显不同的，但是我们实际的问题，是这个垄断因素过分了。从面上来看，可以把中国和成熟市场经济的美国做个对比，从上市公司净利润额的规模来看，美国居第一位的不是银行和金融机构，是新经济信息革命的代表性企业苹果公司。第二位才是属银行界的摩根大通。中国有意思，在美国前十位里只有三家银行的情况下，中国的前面十位，是清一色的银行。另外，另有一张表是展示行业之间对比的水平——由利润表现出来的规模和水平。从美国看各行业是相对平滑的一种演变过程：第一位的是软件与服务，不是银行，第二位是银行，各个行业由高到低是相对平滑地演变下来的。在中国，是银行业作为第一位鹤立鸡群，一枝独秀，到第二位就迅速地降下来了。这说明什么呢？要素流动在中国极不充分，金融界银行在实际生活中就是前些年民生银行洪崎董事长所说的，赚钱太容易了，赚钱赚得都有点不好意思了，当然这是一个特定角度的评价。也有一些金融界的朋友不服气，说我们天天在那儿竞争，全中国那时候已经有一千多家银行金融机构在竞争，怎么还说我们垄断？竞争确实是在进行中，现在已经有几千家银行金融机构了，但是同时我们还必须认定过度垄断的因素在产生着弊端，要素流动不足——就说城镇区域很多老百姓应该接受的金融窗口服务，这么多年来一直是短缺，不是值得我们深思吗？财科所楼下北京银行的那个营业厅里，十多年里进去排队，一般都是30号、甚至40号，如果拿到20号这么一个排队数字的时候，你还会觉得今天队比较短。我们要问的，是为什么这么多年它这个队就不能短下来？要素流动不足，反过来说就是存在过度垄断，如不消除过度垄断，有效供给就跟不上需求，不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产业实体发展中的融资需要。
再往下就要强调：金融的多样化应该包括机构的多样化和品种的多样化，应该形成一个使各种融资需要，都有所能对应的金融产品的供给体系。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就引申出这第三个势在必行——政策性金融在战略层面的创新发展实在必行。我国政策金融在曲折发展中，十八大以后的中央精神非常明确的告诉我们，要把政策性金融、开放性金融这些概念再一次作正确确定，而考虑它的可持续健康发展。我们实际生活中诸如小微、三农、创新、绿色的发展，这些机制和商业性金融所要求的融资的“锦上添花”是有明显区别的“雪中送炭”，你要想金融机构有内在的动机和可持续地去支持这些小微、三农、创新、绿色等等经济活力，它必须有一种有别于商业性金融的“雪中送炭”而且可持续的机制建设，我们认为这种机制建设从整个战略全局来说，必须匹配上财政的后盾。财政支持之下的“政策性资金、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杠杆式放大”，是要结合着政策性金融机构，再匹配上商业金融整个体系，来和我们市场上大量的不同市场主体的融资需要相对应，提供出前面所说的无缝对接的所有金融产品“金谱系”的供给。这里面有很多值得总结之处：政策性金融和商业性金融的双轨运行，必然带来处理不好就是拉关系、处关系（所谓设租寻租）乌烟瘴气的情况，于是就不可持续——但是中国的现代化战略，却必然要求我们能够最大限度地兴利除弊，防止陷入那种紊乱局面。国际经验要借鉴的，就是风险共担，支持对象的规范化遴选，以及持续不断的多重审计监督。政策性金融里面的考核，不能简单地照搬商业性金融的考核，我们必须在这方面逐渐总结经验，既总结国际经验，又总结我们自己的经验，走出一条可持续的金融于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之内双轨并行而健康发展之路。
第四个是要强调，我们的金融创新对接互联网为代表的第三次产业革命是势在必行的。我不愿意狭义地讲互联网金融，比如P2P，它只是其中的一种形式，更多的必须要强调广义的金融发展和互联网渗透融合，这方面有华为在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开发出跨越门店银行的手机银行系统等更好的案例。
第五是要讲到金融与PPP机制创新的结合、呼应实在不行。现在对于一些重大的公共工程、基础设施、产业新城建设运营等等举足轻重的投资事项，这是很好的一个绩效提升机制，不仅仅是解决融资机制的创新，而且是带来管理模式创新、治理模式创新，是扩大内需、应对贸易摩擦升级等等我们必选的经济创新，而且今后可以预见的很长一段时期，它会不断发生一系列的正面效应。
第六就是在宏观层面考虑怎么样创造条件，最后实现人民币资本项目下可兑换这种“自拆防火墙”的改革势在必行。这样人民币的国际化，才能真正按我们的意愿来支撑中国的现代化。
第七，掌握好发展中规范和规范中发展这两个重要概念势在必行。它们的顺序不能摆错。在并不了解创新里的风险何在的时候，首先得给出弹性和试错的空间，防范系统性风险不能由此强调到把所有的风险点死死按住不许动，那就违背了中央实际的精神。在认清楚创新中间的风险点出现以后，八九不离十地看出来以后，当然紧跟着应强调规范中发展，这种经验我们还要进一步的总结。
结束之前我想我有感而发，再谈一下从金融改革说到全面改革，我昨天在网上看到有以财经评论员之名发表的文章标题是说，改革开放是工具，不是旗帜，看了他文内的实际内容以后，知他的底牌是说改革开放仅是中国“择机使用”的工具，而决非可以高举的旗帜，更不是伟大的旗帜。这种对于改革开放的贬低使我很吃惊！到了今天我看到这个帖仍然在那里，还有一些人盲目的点赞叫好。我觉得我们讨论金融改革与整体配套改革，不得不对此做一个回应。发出这个论调的人，我认为不是缺少基本的逻辑思维能力，就是别有用心要把水搅浑。工具和旗帜不是反义词、或者某种有从属关系的两方概念。工具和目的才是一对概念：“工具”概念所强调的是操作上具有功利意义的属性，而“目的”概念所强调的是以操作引致的具有价值取向、归宿意义的属性。这对概念里，当然工具之运用是服务于目的之实现的。应当说，在人本主义立场上，人们所做的、所主张的一切，都是工具，只有人民美好生活诉求、公众利益可持续的实现，才是目的。比如新技术革命，它本身不是目的而是工具，但这绝不否定新技术革命作为旗帜的意义，因为它成为当今时代追求人类福祉不可回避的关键词和代表性、标志性的概念。同样的道理，中国改革开放的工具意义，绝对不否定它是中国实现现代化造福全中国人民和为全人类做贡献的“关键一招”，是可以解放生产力、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最大红利”，是我们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必须坚定不移高举的旗帜，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化解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社会主要矛盾”的主线。坚持改革开放，就是坚持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只有实质性地实行市场化、国际化的改革开放，才可能如愿实现中国的工业化，健康发展中国的城镇化，以及推进无可回避的法治化、民主化，最终以现代化“中国梦”的实现，来体现人民幸福目的之实现和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对其历史使命的担当。
当年邓小平的认识是：不改革开放死路一条，这是历史告诉我们的基本事实：就是有了改革开放，才使中国人总体而言有了温饱、小康和正在趋近的全面小康，并且有望继续推进现代化的宏伟事业。到了改革的深水区，关键的问题原来是防止矛盾凸显中“利益固化的藩篱”阻碍改革而使改革停滞不前、不进则退，以及以改革为名的假改革，甚至是名为改革实开倒车的旧体制复归。现在于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没想到又出现这样一种明目张胆否定改革方向性、旗帜性意义的谬论，值得我们全社会警惕！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多次受朱镕基、温家宝、胡锦涛和李克强等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领衔出版《中国住房制度与房地产税改革》、《新供给：创新发展，攻坚突破》、《构建现代治理基础：中国财税体制改革40年》等。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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