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发表于《中国保险资产管理》2018年第5期）
摘要：中国推进现代化过程中作为“第一动力”的创新发展，需要服务于经济社会全局的金融业创新发展，以及掌握好金融业创新发展中金融监管的相关学理，以优化其基本思路与工作要领。本文对此作框架式认识的探讨。
一、怎样看待金融的创新发展
大家都看重创新发展，中央指出这是“第一动力”，而对于金融，决策层早就表述“为现代经济的核心”，它在创新发展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关于金融的创新发展，我认为可以至少总结如下六个维度。
第一，金融创新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宿要落在更有效地为实体经济的发展提供融资支持。所谓经济的核心，可以比喻为一个国民经济运行的心血管系统，这个心血管的核心地位和作用再怎么重要，也是要服务于整个生命机体的健康可持续发展的。所以，金融的出发点和归宿是落在经济中间实体经济的部分。一般人把金融看作主要是虚拟经济的属性，即是要服务于非金融的实体经济发展，而中国的实体经济现在面临的就是一个冲关期：到了“世界工厂”之后还要升级发展、“腾笼换鸟”式发展、高质量发展。在这个背景之下，中央精神非常强调的是问题导向之下要纠正脱实向虚的偏差。中央金融工作会议和十九大以后“攻坚战”的要求，就是在这个主轴上要求金融更好发挥应有作用。如果金融越来越自我循环式的虚化，那么就偏离了在原理上和实际生活需要上的所谓的“主轴”。
第二，金融的创新发展，一定要推进势在必行的“多样化”改革。金融机构还需要进一步多样化，金融产品更必须充分地多样化，形成一个对于现实生活需要无缝连接的金融供给体系。前些年有些讨论任务，金融领域存在垄断这个命题是不存在的，放眼看去有上千家金融机构进行竞争，如何称作垄断？但我的看法未变。可以反证：金融供需之间长期存在着卖方市场，长期存在着短缺，不光是对于三农、小微创新活动，就是对于一般城市居民、中心区居民的窗口式的金融服务，都是可以多年处于短缺状态，这反证出一定是多样性不足。多样性不足的经济学解释，就是存在着过度垄断因素。中国金融的过度垄断，也可以从一般金融指标的中外对比来看出。我们注意到，以美国为代表的金融比较成熟的经济体，其前十位盈利水平最高的上市公司，位居第一的不是金融企业，而是高科技公司，第二位是银行，在前十位里，只有三家银行。另外，美国排列前二十的行业中，利润率在各个行业的分布是一条比较圆滑的下降曲线，金融业也排在高科技后面，位居第二位。而中国该曲线出来后，金融业是一枝独秀。这说明要素流动不足，多样化不足，所以才形成了过度垄断性造成的高收益“一枝独秀”局面。所以，我强调金融创新发展要克服上述情况，一定需要多样化改革。金融产品的多样化，不能够脱开金融机构，还要进一步多样化，最后落在无缝连接的金融产品供给体系，使各种类型的融资需求都能找到对应的金融供给产品，这种状态就会使金融业健康化程度大大提高。
第三，金融创新发展应包括构建健康、可持续的政策性融资体系。现在大家都接受了要发展普惠金融、小微金融、绿色金融的理念，以及战略性新兴产业必须得到强有力的投融资支持等。所有这些概念都有非常明显的政策因素，都必须讨论政策倾斜，只讲商业性融资体系是远远不够的。当然，这就带来一个挑战性的问题：政策性金融体系有国际经验，也有中国过去的探索，但一直没有形成一个相对稳定的可持续运行的健康状态，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可能还要在这方面进行讨论、探索。我特别推崇的一个认识是“守正出奇”：政策性金融体系首先得对接市场，必须充分尊重、适应市场的规律和力量，这是“守正”；我们还必须在中国特定情况下，在市场发挥决定性作用后，处理好怎么使政府更好发挥作用的所谓“出奇”，而且“出奇”要“制胜”的问题，一系列机制有待深入探讨。
第四，金融创新发展一定要适应新技术革命的大潮。互联网+、科技金融带来突破性变革的同时，也带来了风险和困惑。一度热度很高的P2P，现在几乎成了过街老鼠，但从长远来看，能把这个概念抛掉吗？在防范风险的同时，不能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金融以科技金融和区块链等为核心概念的创新，现在刚刚展开，未来还将一浪高于一浪，我们决不可错失战略机遇期。
第五，投融资的创新发展，一定要对应PPP的创新发展。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机制，已经超越了过去对于政府和市场主体关系“井水不犯河水”的认识阶段，螺旋式上升到在公共工程、基础设施、产业园区建设和运营、连片开发等重大的投融资领域里，政府和企业一起以合作的伙伴关系，而且是一种必须明确为平等的民事主体自愿签约的伙伴关系，才可能在法治化的保障之下有可持续性。这种机制，显然在中国还是方兴未艾的探索。
第六，中国在“强起来”的时代要真正实现现代化，人民币国际化势在必行，这对我们来说这是个长期考验。人民币国际化配套改革什么时候能推进到有能力“自拆防火墙”的资本项目下可兑换，使人民币先具备一个真正货真价实硬通货的架构，然后接受全球要素流动的考验，是中国真正成长为一个现代化强国的必要条件。
二、怎样认识和防范金融风险
需要把讨论金融监管的认识框架和我们现在提出的新供给经济学认识框架结合在一起。原来主流经济学里用起来驾轻就熟的“完全竞争”假设很简洁，对于我们认识经济的规律很有帮助，但已不够用，必须有升级版。这个升级版的认识就是经济生活中的真实图景，是非完全竞争，必然会有一些必要的、但也可能走偏的政府干预和介入，即政府作为主体的管制因素。
这些必然发生的非竞争因素，对于金融来说又有特殊而浓厚的色彩。全球金融业务都要求高度专业化，因为其社会影响是“传染性极高”，金融链条一旦出问题，很快可能扩散为全局性的经济和社会生活混合在一起的危机局面。所以，在实际生活里，对金融主体的资质要求比一般的市场主体资质要求要高很多。当前金融监管的思路很多时候就是要发放牌照，必须认定资质以后才能允许开展业务。金融进一步的多样化，必须放在垄断竞争框架之下来讨论的——它决定着金融风险的防范，还有金融监管的特殊性，它比别的行业要更多地讲求资质，讲求监管的有效性，讲求对于风险因素比较早的识别和遏制。
在广义上讲，金融对应的投资融资活动可以说风险点是无处不在的，这种经济活动中间投融资的高度专业化性质，又带来风险识别上的难点。对于几乎无处不在的投融资风险点，到底如何防范它的不良影响？有必要强调一句：我理解对中央特别强调的防范金融风险这个命题下的“真问题”，是有效防范所谓“系统性风险”。在容忍风险点存在的同时，不要让它们一下形成合力，导致危害经济生活的危机局面。但现实生活中确实又有复杂性和微妙之处。风险在“风起于青萍之末”的阶段，就要开始有所识别，就要预估如何防范。对风险的判断和防范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一种艺术，难以量化。复杂性不言而喻。这在学理上的要求，就是理论要密切联系实际，在发展过程中提高实际认识水平和掌控防范风险的能力。
三、怎样掌握金融监管的基本思路
在此提出几点探讨性的看法。核心认识思路是要把握好“发展中规范”与“规范中发展”的权衡关系和必须掌握的顺序。
第一，回到本文开始的命题，创新发展是第一动力，那么任何创新都必须给出试错的空间，得有弹性，于发展中寻求规范，这是大前提。互联网金融是典型的案例。很多应有的规则还无从讨论怎么确立，监管首先得给出一块试错空间，有弹性地去试错、去创新，先进入发展，后面才讲规范的初始阶段。对金融创新怎么创看不清，相关的风险状态看不准的时候，不能先讲规范。中央也好，地方层面也好，似乎这个道理是相通的。举一个例子，微信支付宝等提供的扫码支付、理财服务等，现在成为中国经济生活中从草根层面给居民提供便捷金融服务的不可或缺的部分，没有之前监管层的审慎包容，就不会有超常规发展。
第二，监管当局守土有责，需要在发展中严密追踪金融运行的风险状况，强调“规范中发展”，对应有一定把握、可识别的风险因素，要防范于未然。但需要减少繁文缛节，删繁就简，抓住最核心的监管要领，对能够识别的风险取得了八九不离十的认识把握以后，比较果断地出手。
第三，“发展中规范”和“规范中发展”，原理上这两个层次不能颠倒，但实际工作中确实不可能截然分明的，所以必须动态权衡在某一个具体领域里，大致到了临界点时，原来强调的发展中规范必须转到规范中发展。例如，地方政府政策性融资过去早就有财政贴息、政策性信用担保，还有现在的产业基金和产业引导基金等，这实际上是要以地方财政政策与资金作为后盾，支持政策性金融，再对应可引致的商业性金融，在地方层面实现金融创新发展。其中什么时候强调发展中规范，什么时候强调规范中发展，确实往往没有十分清晰的一定之规，需要我们进一步总结经验去掌握好权衡点。
第四，金融监管部门发挥监管作用的同时，还要有一个意识，即在优化协调机制和应急机制的同时，在调动行业、企业、市场主体的自律和内部风控机制方面，形成相得益彰的互动。这也是上情下达、下情上达、国家推进现代治理特别要追求的一种机制连接境界。因为“治理”和“管理”实际上有重要的区别，“管理”是比较简单的自上而下的掌控架构，而“治理”一定是管理和自管理、组织和自组织、调控和自调控融为一体，调动一切潜力和活力，又能控制风险，又能更生机勃勃地发展。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指的就是这个新境界，金融监管也要力争达到这一境界。
第五，一定要“跳出监管看监管”，即监管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一起推动攻坚克难的配套改革。必须以系统化的配套改革对整个经济体系进行治理创新，这个任务不抓住，再讲多少金融监管，很多东西也只是治标，没有涉及到治本。比如打破刚性兑付已成为共识，但压力来了以后不得不刚性兑付，否则就会引起更大的风险，怎么解这个死扣？这显然是个系统性改造的问题，不是各层级金融监管机构自己想做好工作，在自己的业务范围内就能解决好的问题。
配套改革到了深水区，如何攻坚克难是一篇大文章。但我们要把它放在心里，合力促成配套改革的攻坚克难，这样才能使整个经济达到一个相对而言比较合乎意愿的“金融像金融，财政像财政，市场像市场，银行像银行，企业像企业”的境界，这跟比较成熟完善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意愿中的目标，可能比较接近。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财政学会PPP专业委员会主任委员，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北京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曾受多位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2017年领衔出版《中国住房制度与房地产税改革》、《新供给：创新发展，攻坚突破》、《构建现代治理基础：中国财税体制改革40年》等。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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