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贾康先生在第二届中国河南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郑州专场上的主题演讲（2019.10.26）
谢谢主持人。尊敬的戴柏华副省长，王新伟市长和到会各位领导，尊敬的各位到会嘉宾、专家、媒体朋友，大家好！
我抓紧时间做一个发言。我们会议的主题在这个单元专门给我设定了一个题目，就是怎么认识中部的崛起，进而要研讨一下高质量发展中的郑州机会。我作为研究者，本来也准备了一个题目，就是“我看中部增长极的乘势崛起与郑州发展机遇”，可说是不谋而合。调研不够，但试图按研究者定位，探讨性地谈一下自己的看法。
有两大层次的认识：
第一层次，怎么看待中部崛起概念之下我们整个的走势。
第二层次，提出一些研究者认为可以积极提出的建设性意见、建议。
先说第一部分。中央在前些年明确提出中部崛起的发展战略，在2009-2015年这样一个时间段里，有专门的重要文件给出规划。在中部崛起规划的贯彻过程中，从中部大的发展态势来看，我觉得非常明显，郑州、武汉、合肥等地与周边区域，现在应该讲，已经看到有蓄势待腾飞、乘势崛起的条件铺垫和非常宝贵的可能机遇。
从河南的省会城市郑州来看，与其他的中心城市像武汉、合肥等，在这方面都有共同点：
第一方面，相关城市的公共基础设施建设，有非常值得称道的进展。如果现在看郑州和郑州周边，和一、二十年前相比，我觉得可以称得上天壤之别，这对我来说印象非常深刻。
这种发展，在基础设施支撑方面，对于未来区域的和全中国的发展后劲、整个现代化战略意图实现的可能贡献，是非常明显的，大家只要对应一下同样是人口大国和发展中国家的印度，高下立见。我们现在基础设施的支撑力，当然还要进一步加强，进一步在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增加必要的基础设施和使它升级，但这已经形成了非常值得看重的支撑条件。
第二方面，产业集群。郑州也好，武汉也好，合肥也好，产业集群各有特色。但总体来说，产业集群已形成它的多样性，在制造业、实体经济层面已经形成规模可观、值得肯定的产能，以及已经有了一定的匹配经验的投融资支持体系，这些都可圈可点，各有特点。
我们也需承认，中部地区这些产业集群，和沿海增长极地区相比，可能某些方面还有差距，和以高科技为代表的深圳板块，当然现在还不可能相提并论。但总体来说，必须承认在一定的区域多样化特点前提之下，再结合我们自己的相对优势，已经形成的这种产业集群，在某些领域实际已经冲到前沿位置。
比如几年前，我在郑州看过煤炭机械的生产厂家。我在“文革”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在北京矿务局机电修配厂做过五年的装配钳工，当时我们特别羡慕的，就是煤炭机械里的液压支架，听说国外有，我们国内基本没有。但到这时候，我看到煤机厂的液压支架，据介绍已经冲到世界上最前沿的水平。这不是我们的支撑力吗？诸如此类的产业集群中的亮点，当然还要进一步提升发展，但现在已经有了非常值得肯定的基础。
第三方面，我觉得特别要提到，我们已经有了弥足珍贵的开发经验与区域特色。在整个中国，我们承认有板块轮动的特征，各个地方的开发，今天也不可同日而语、相提并论。在中部，河南也好，郑州也好，其他的中部区域也好，我们在前期开发过程中，有一些大手笔，已包括了非常值得总结的经验，这些经验和特色，还会继续发挥它们的作用。像郑州新区，前面王市长介绍了几个概念的叠加，这里面不就是经验积累的过程吗？每一个概念都有它的重点、指向，合在一起使我们更综合、更有未来发展的支撑力，也增加了我们的信心。
引领新常态的过程中，我觉得对中国的板块轮动应该看到，从大的规划观察，有一个递进关系。最早是沿海崛起——后来中央提出沿海要率先实行现代化；后面注意到西部要跟上，所以有西部大开发，又要求有老工业基地东北的振兴，然后提出中部崛起。
而现在中部崛起经过这些年的努力，实话实说，在倾斜政策并没有特别突出表现出“含金量”的情况下，这个崛起之势其实已经表现出来了，非常值得肯定。过程中更多的是调动中部的内因，并没有像西部开发，甚至也没有像东北振兴那样给多么明显有力度的政策倾斜支持。但是，天时地利人和合在一起，这些积累的经验和开发中间值得继续发扬的要领都已存在，实际的经验还在积累过程中。我过去也参加过一些课题研究，比如中国整个二元经济弥合的过程中，中央曾经有意识地把中原经济区的综合改革试点放在郑州为中心的区域，那是什么样的战略意图？整个中国二元经济的弥合过程，河南为主要部分的中原地区是一个缩影，解决好郑州为省会城市的河南和周边地区弥合二元经济的战略和发展问题，对于全中国的借鉴意义不言而喻，这个过程其实还在继续深化。
后来的郑东新区、航空港区，现在已经有明确概念的自贸区、高新自主创新示范区、经济开发区、跨境电商和大数据综试区等等，这些具体的方针和战略要领实施过程中，各种要素的流动、要素的组合机制，特别是这次峰会特别强调的人才这个最宝贵的生产要素的吸引和集聚，再配上科技、资本（涉及资金、投融资）的支持力量，在改革创新形成有效制度供给的情况之下，我们完全有信心乘势打造中国中部的增长极，而郑州和河南，一定会在里面做出卓越的贡献。
如果现在讲中国最有支撑力的增长极，当然要说到两个三角——珠三角和长三角，还有北方中央曾经寄予厚望的滨海新区增长极区域。客观的讲，可能深圳、浦东给人的印象更深刻一些，京津冀一体化实际是在原来滨海新区概念之下又争取更有特色地形成北方增长极区域。那我们中部，自然不甘落后，而且我们已有条件打造中部崛起的强劲增长极。
当然随之还有很多具体的问题要探讨。在郑州，现在已有的发展基础之上，首先在“世界工厂”方面，郑州有它典型的厂区，我看过这里的富士康的厂区，高峰时30万人以上的工作人员在厂区里，24小时连轴转。这种世界工厂，还要上升为“中国制造”升级版的“中国创造”，我们还要更多地招才引智加上高科技和适用技术合在一起，把中国现在很多地方（像郑州富士康厂区里）我们做的微笑曲线中间这个活，向左、右的高端托举上去。这种加工带来GDP、税收、就业机会——特别是带来老百姓的工资收入，有这些成绩和贡献的同时，我们不会满足于这种状态。我们需要把我们的产能要素组织起来以后，使可能形成的贡献表现为在微笑曲线左方和右方往高端推，争取树立我们自己未来可能有全球影响的本土品牌，确立在创意创新品牌树立之后，在末端我们的市场营销、售后服务，各种各样一轮一轮产品的升级、开拓、发展，使我们在整个全球供应链和价值链曲线上，我们从中间比较低的位置托举到左端和右端比较高的位置。我认为中部崛起过程中，同样追求着这样一个实际的高质量发展目标。
在肯定这些支撑力的同时，要特别重视中央政策的指导。我知道中央领导在9月视察河南的时候有明确的要求：“在中部崛起中奋勇争先，谱写新时代中原更加出彩的绚丽篇章。”那我们现在要借助已经有的这些发展基础，结合我们的区位、人口、资源的比较优势，再对接互联网+这个新技术革命大潮带来的挑战和机遇，落到郑州和中部打造增长极乘势崛起、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这是我想汇报的第一层面的基本看法。
第二层面，谈一些自己认为可以提出的建设性的意见建议。
我的认识是，打造高质量发展新局面，它的主线就是“十九大”给予明确概括的：我们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主线，是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我在研究中接触到不少朋友，他们常常提出这样的问题，中央如此重视，原来称为战略方针、现在明确地说面对全局和长远打造现代化经济体系主线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实际生活中怎么找它的抓手？我比较明确地谈过这样的看法：“三去一降一补”只是切入点，从更长期的发展来看，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上要做的问题，实际有一个具有挑战性的我们必须解决的关键任务：在任何的区域——地方政府辖区之内，以及任何行业、企业集团和一个一个具体的市场主体视野之内，都必须在“取势明道精术”的概念之下，首先在取势之后，认识自己所必须把握的相关客观规律，形成一个定制化的解决方案。这就明显不同于过去的需求管理——你跟着中央的“反周期”走，就解决问题了，就出政绩、出成绩了，现在可不行，挑战性的任务就是（比如在河南、郑州，在具体制造业的某一个行业，在某一个新区板块）高水平的定制化解决方案是非做不可的。
整个顶层规划之下罩着各种要素流动，必须遵循十八届三中全会“60条”所提出的市场决定论。总体资源配置要有效市场来发挥唱主角的作用，而政府又必须更好地发挥作用——我们把这个公式表述为“有效市场+有为、有限的政府”。
再往下，我认为我们郑州和中原区域的发展是不是可以考虑按照上述这样一种精神，在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主线上要把握住至少九个抓手，在这方面应进一步探讨和把握好要领：
第一，规划的供给。守正出奇的超常规发展战略规划的设计和动态优化，是非做不可的，郑州已经有这么多的发展，河南也是这样，要把一轮一轮的规划和设计，优化上升到国家战略的板块发展概念，有必要进一步做好这种动态优化。
马上要召开的四中全会，会对于国家治理现代化给出新的进一步的最权威指导，我们应该乘势把这种规划在动态过程中做更好的优化推进。我们制造业的板块，新零售、产学研结合、商圈等等，其实都有很好的基础，总结经验以后要纳入一个系统工程。
我印象很深刻的，郑州除了前面说到制造业里有亮点之外，很多人都有印象，在商业领域里过去叫得很响的“中原之行哪里去，郑州亚细亚”，在那个阶段上是不是也引领了商业发展创新的潮流？完全应该这样肯定，虽不能说它可长盛不衰——它以后可能有新的问题，现在这个品牌已没有听到有多大的影响，但这个启示可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到了线上线下结合的“新零售”领域里——电商自己说我们已经不叫电商了，我们是线上线下结合的——我们能不能以“后发优势”跨越中间的很多试错阶段，一下冲到前沿？这些应该在规划里体现相关的战略指导，以及和国土开发、项目建设的配套。
第二，制度的供给。要有制度供给这方面改革的攻坚克难，全国如此，我们位于中部的郑州更是如此，要下决心打造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自贸区概念下有非常好的理念与原则的表述。那时候明确的地说从上海开始，企业方面是“负面清单”，“法无禁止即可为”，让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真正放开手脚，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你只要不碰负面清单，你想怎么试怎么闯怎么发挥作用，完全是由你自负盈亏地去闯、去试，这非常好。
而反过来政府方面，叫正面清单，政府不是想做什么做什么，调控什么都有理，对不起，“法无授权不可为”，事权要有正面清单，而且“有权必有责”，要建立追责、问责机制，跟着绩效考评来实施。政府怎么革自己的命改成服务型，怎么约束自己的行为和形成长期行为，怎么让市场主体心里有定心丸，知道你公权不会那么任性——这是非常重要的打造制度供给、制度环境方面的任务。
我们现在郑州已经有的市场基础，是有期货市场，有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也有这些年做的努力全面开放、降低准入门槛的种种值得肯定的工作，我觉得这些都会结合为制度环境。我们要下决心在郑州、在我们所在的区域，按最高标准对标，打造在国际上也可以称道的高标准法治化营商环境。当然这也是跟着全国的潮流走，最新世界银行的评价，是已经把中国营商环境排位在一年之内提高了15位，肯定中国在这方面的进步，我们中原和郑州更应该不落人后，继续锐意推进制度创新，大力优化制度的供给。
第三，政策供给。我认为，地方的政策，首先要注意的不是货币政策，因为货币政策在市场经济之下就是一个垂直体系，这方面地方更多的是顺应中央银行掌握的银根松紧调控，在银根调控之下，很多我们只能顺着来。但地方层面上，更要注重的是财政政策，分级财政必然有财政政策的分级设计，有自己的可塑空间和作为天地。
地方层级财政政策在区别对待这方面，必须要发挥能动作用。没有区别就没有政策，怎么统筹兼顾而突出重点，支持什么，限制什么，这些区别对待如果落在实际生活中，又有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就是产业政策、技术经济政策，要靠财政政策的参数手段、杠杆手段为主，加以有效贯彻。
在我们区域发展中，这种产业政策和技术经济政策客观来说，方向相对好认定，比如我们要支持七大战略新兴产业再加上文化创意产业，我们要支持绿色低碳发展，我们要在实际生活中配上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小微金融等等，大家都认可。关键是机制怎么样？能不能把支持机制，对接到健康、尽量阳光化、和市场兼容的新的机制上，这当然就是很有挑战性的任务。
第四，这种政策供给的后面，紧跟着的就是投融资的供给。很多事必须依靠大手笔的投融资方面的创新。我对金融方面一直强调，实际上在可预见的将来，必然是双轨制，我们在商业性金融旁边，必须解决战略层面必须考虑的可持续、健康的政策性金融机制在我们郑州、河南和中原，怎么打造的问题。
所谓普惠金融、绿色金融、小微金融、开发性金融，“金融的精准扶贫”，“定向宽松”，无一不带有浓厚的政策色彩。商业性金融在这方面可以配合，但实际上很多的情况之下，商业金融本身的机制就是锦上添花，不可能给你发力雪中送炭。以政策性金融解决雪中送炭的问题，又必须迎接挑战，处理好阳光化和区别对待中的科学决策，处理好风险防范与控制。这些挑战性的任务，我们郑州应该在金融双轨制的明确框架之下，积极做探索和开拓。
而且我认为，在投融资领域要继续积极运用PPP的方式——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使政府有限的资金四两拨千斤，“政策性资金、市场化运作、专业化管理、杠杆式放大”，这才是真正做事做得漂亮，才是真正的创新机制里的守正出奇。
现在很多地方，都认为PPP不行了，但其实你研究一下中国整个的超常规发展，一定会知道，PPP这两年往下调整是必要的，波浪式发展中间让它更健康、沉稳一些，然后还是一定要让它发挥重要的作用——这是中国（包括郑州、中原超常规发展）所需要的选择。未来这个作用，是长期的历史性的，片区开发、综合开发更有可能让PPP大显身手。
我们可看看河北固安民营企业连片开发的案例，看看汕头央企连片开发的案例。如果我们能抓住机遇，在郑州、中原也适当切入大手笔的连片开发，政府出钱很少，但以政府批准认可的规划罩着整个开发进程（这种规划可以引外脑，请国际上最高水平的专业团队帮你设计、政府认可），实际上政府不出多少钱，却能做成超常规发展中不同凡响、特别重大、举足轻重的工程，和实现产业新城这种概念之下的升级发展，这是我们非常值得看重的创新发展。
这样积极进取，就要破除一些传统的政府投融资的局限性。有的同志实话实说，很难一下打开思想上的条条框框，我们也认为需要在激进的同时讲稳妥，但总体来说，应该先强调要敢试敢闯，敢于创新，后面跟着谨慎处理风险防范的问题。
第五，人才供给。吸引人才是我们这次峰会的主题，是要聚拢21世纪最宝贵的资源，这已经为大家都认可了。人才带出来的，是科技创新的第一生产力，但需要有制度、环境的有效供给来匹配，让人才真正发挥作用。首先让人才能够培养出来、脱颖而出，减少对他们各种各样不合理的束缚。
刚才接受媒体采访我特别强调，可以观察到近年各个中心城市——中部也好，其他区域也好，大家已有抢人才的大战。除了必须有的物质激励、物质支持、薪酬待遇等等之外，特别要比拼的是人文关怀。能不能在郑州所在的辖区，率先贯彻这几年中央国务院一系列文件精神，真正尊重科研规律，克服过去在科研、教育、人才管理方面的官本位、行政化、繁文缛节、条条框框、形式主义等等这些弊端。这种种具体的表现太普遍了，问问高校、科研机构、产学研一线的人们的苦恼，便可知问题的严重和积重难返。
近两年在这方面已经有进步，但实话实说还不够，希望我们在这方面能够抓好，走在全国最前列，优化吸引人才的高水平人文关怀的环境，匹配上必要的激励和物质帮助与保障。
再有使用人才在具体形式上，并不是要求所有的人住在这里，应是“不求为我所有，但求为我所用”，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人才也是流动的，然而重大的战略事项和决策，我们完全可以考虑怎么吸引外脑给予智力支持，这是吸引人才、使用人才的必要途径。
第六，是科技的有效供给。除了高科技以外，还要重视适用技术，发展特定阶段上，高科技和适用技术都必须注重。
第七，物流的有效创新供给。这方面创新的实践，称得上日新月异，郑州现在于交通位置上举足轻重的影响，已经非常明显，高铁系统、航空系统之外，再往后还有其他的一些物流模式创新上的条件支持。
要注意中央现在特别强调的冷链：从农村生产场景延续到整个供应体系，一直到城市中心区域的餐馆和老百姓的饭桌。冷链的建设、物流创新，一定是中国未来投资的重点之一，我们河南在这方面有特别充分的条件，应走在创新的前列。
第八，要抓住环境方面有效供给的问题。“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人们在不断的重复、领会这个重要思想，应该特别强调，绿水青山在那里，并不自然而然就是金山银山，需要有必要的机制和中项，让绿水青山能够维持好，绿水青山能够引来源源不断增进财富的现金流，变成金山银山。那我们现在郑州在“绿城”的基础上，加上周边环境保护的努力，加上我们文旅资源和中原这么多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加上黄河概念下进一步以环境为依托的服务业的开拓发展，是大有可为的。应该把其中各个中项，都努力连接起来。
最后一条，我认为要抓住观念和文化的有效供给。思想再解放，才能改革再深化，开放再扩展，工作才能更好地抓实。中央已经明确下文，允许改革犯错误，但不允许不改革。实际生活中这谈何容易？可以直率地说，存在这样一种惰性：不是鼓励大家做事，而是实际约束大家，不做事为好，一个人在一线做事，后面可以有6个人8个人挑他的毛病，挑出毛病以后都不说是改革中间在实验，而是说你心术不正，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我认为就是针对这样的所谓“官场不为”沉闷的问题，中央今年3月份的文件，给出了重要指导，要求在地方工作一线，必须减轻负担，真正破除形式主义，鼓励大家办实事有作为敢担当，怎么落实？就是实际的考验了。在这个中央精神指导之下，我们真的特别要重温邓小平强调的“大胆的试、大胆的闯”这种改革的文化、精神，要保护改革者。怎么具体化到“允许改革犯错误”，我希望在郑州、在中原带一个头。能够真正让改革的闯将——他们也是人才，而且是非常宝贵的人才，发挥他们在这方面特别重要的积极作用。
时间关系不再展开，这些初步看法请各位批评指正，谢谢大家！
贾 康 介 绍
第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和政协经济委员会委员，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博导，中国财政学会顾问，国家发改委PPP专家库专家委员会成员，中国一带一路PPP项目开发委员会委员，中关村公共资源竞争性配置促进中心首席经济学家，北京市、上海市等多地人民政府咨询委员，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多家高校特聘教授。1995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1997年被评为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高层次学术带头人。曾受多位中央领导同志之邀座谈经济工作（被媒体称之为“中南海问策”）。担任2010年1月8日中央政治局第十八次集体学习“财税体制改革”专题讲解人之一。孙冶方经济学奖、黄达—蒙代尔经济学奖和中国软科学大奖获得者。国家“十一五”、“十二五”和“十三五”规划专家委员会委员。曾长期担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1988年曾入选亨氏基金项目，到美国匹兹堡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2013年，主编《新供给：经济学理论的中国创新》，发起成立“华夏新供给经济学研究院”和“新供给经济学50人论坛”（任首任院长、首任秘书长），2015年-2016年与苏京春合著出版《新供给经济学》专著、《供给侧改革：新供给简明读本》、以及《中国的坎：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获评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和央视的“2016年度中国好书”）》，2016年出版的《供给侧改革十讲》被中组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和国家图书馆评为全国精品教材。根据《中国社会科学评估》公布的2006～2015年我国哲学社会科学6268种学术期刊700余万篇文献的大数据统计分析，贾康先生的发文量（398篇），总被引频次（4231次）和总下载频次（204115次）均列第一位，综合指数3429，遥居第一，是经济学核心作者中的代表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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