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的巨輪下，2018年成為中國汽車行業進入大轉折的一年。在經過一百多年高速發展後，全球經濟進入大轉折時期的到來。特別是年末，雷諾-日產-三菱聯盟掌門人卡洛斯·戈恩（Carlos Ghosn）的突然被捕，不但導致戈恩時代結束，更將使全球汽車格局發生重大改變。
時代步調調整的維度相當清晰，一個趨勢是超強個體的崛起，另一個就是世界萬物更加互聯為一體。兩者之間看似矛盾，卻又同時出現。所以，我們看到，越來越多的企業需要更加強有力的領導人，而越來越多的融合和“蝴蝶效應”也在湧現，沒人能置身事外。
“這個變化會直接影響我們整個世界的運行範式。範式一調整，我們的思維必須跟著調整，因為整個世界都因為範式的調整而調整。”北大國發院BiMBA商學院院長陳春花在“2019，歸零心態”年會上如是表示。無論我們是躊躇滿志，還是悵然若失，確定無疑的是，工業和經濟的運行方式，以及我們的生活方式，都在激烈的動盪中被改變。
就像奔馳蔡澈的即將卸任，不僅是奔馳集團轉型改革的信號，更是一個時代的結束。當新的標準和時代來臨時，各大車企是制定者，還是順應者，還是被淘汰者呢？但是，不管是主動變革也好，意外被動也好，我們都被綁在時代的車輪上滾滾向前。
意外導致的集權？
雖說雷諾-日產-三菱聯盟的掌門人戈恩被捕像是個意外，不過汽車行業真正意外的是莫過於今年7月，前菲亞特克萊斯勒集團CEO馬爾喬內因為意外的肩部手術併發症而與世長辭，應了那句“意外才是生活的本質”。這也頓時讓FCA處於了動盪當中。
馬爾喬內的離世，讓繼任者麥明愷（Mike Manley）驟然面對艱鉅的局面。雖說2009年時就被任命為Jeep品牌的負責人，而且麥明愷領導下的Jeep一個品牌就能抵得上菲亞特克萊斯勒的300億美元市值，但是面對最重要的中國市場，FCA的困難絕對不少。
正如《經濟學人》中所寫的，“接替馬爾喬內這樣一位汽車業公認的明星翹楚的工作將是一項艱難的任務。”馬爾喬內的天才，還在於其具備“指向未來”的能力。因為只有這樣，才能幫助組織不斷地朝向未來發展，這也成為組織進化的路徑。麥明凱在這方面還需要相當時間的鍛鍊，然而現在卻沒有緩衝期就被“趕鴨子上架”了。
“這對當時的整個機制來說是個衝擊”，今年1月中旬的底特律北美國際汽車展上，麥明愷在媒體圓桌會議上表示，“儘管有很多關於繼任的討論，但它突然變成了現實，不管你處在一個什麼樣的環境，你都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去展現你的領導力。”
馬爾喬內的過分成功，導致了麥明愷在“2022年Jeep品牌銷量要從2017年的140萬輛增加一倍”的五年計劃中要承擔的任務成為“不可能完成的”。而且，“權力越大，責任越大。” 馬爾喬內素來擅長以“剃刀一般鋒利”的手段進行改革，而且目標的設定往往會讓人覺得“瘋了”，麥明愷有這種超強的魄力和手段嗎？
正如老話講的“有一利必有一弊”，像馬爾喬內這種超強個體領導人的出現，也會導致過分的集權和接班人能力的風險。就像看似偶然的戈恩事件，其實就是集權過甚的反彈。
而戈恩事件中，不管是不是像日產方面聲稱的，在這起涉案總金額或高達50億日元（約3億元人民幣）的案件中，為了少申報其得到的報酬以逃避稅務，以及多年來在有價證券報告書上以少申報收入的方式逃避稅務，都讓我們清楚地看到，正是這位帶領日產走出黑暗的領導人，在長年的集權後被反攻倒算，職業生涯戛然而止。
而此事的背後，正是雷諾-日產聯盟雙方多年文化裂縫的無法彌合，在外界的壓力下，貌合神離多年的關係已經禁不起動盪而在風雨中飄搖，面臨聯盟的分崩離析。但是對於曾經登頂全球銷冠的雷諾-日產聯盟來說，無論最後戈恩時代結束換來何種結果，對於這家巨無霸的傷害都是相當深遠的，畢竟，聯盟內目前還沒有任何一個人有“成本殺手”戈恩的這種能力來引領未來。
相比之下，馬斯克的特斯拉董事長被換掉，卻是意外的另一種體現。1月2日，特斯拉宣佈創下了全新的季度交付紀錄：90700輛。同時，特斯拉公佈了2018年全年的交付數據：共交付了245240輛。但是特斯拉的業績雖然讓所有曾經反對的人閉嘴了，馬斯克還是沒能保住他的董事長位置。這也意味著，特斯拉將不再是馬斯克的特斯拉，終於成為美國的特斯拉。
對於馬斯克這個集權天才，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已經勒令特斯拉換掉了他的董事長位置，聘請現任董事羅賓·丹農（Robyn Denholm）接替。而年底前的12月28日，新的董事拉里·埃裡森(Larry Ellison)和凱思琳·威爾遜-湯普森(Kathleen Wilson-Thompson)的到任，也給馬斯克上了套，監督和加強對特斯拉的治理。不過對於超級強悍的馬斯克，能不能被“管得住”，還是個未知數。
就像大潤發創始人離職時曾說的：“我戰勝了所有對手，卻輸給了時代。”這也呼應了張泉靈在2018年初的“領航者大會”上的那句“時代拋棄你時，連一聲再見都不會說。”這種不期而至的“蝴蝶效應”，讓2018年的全球車市以一種“不確定性”收場，更預示了2019年的動盪。
中國的就是世界的
《易經》坤卦有云，“履霜，堅冰至。”中美貿易戰的開始，也震醒了所有裝睡的人。這個古老而偉大國家的偉大變革，就像《流浪地球》的宏大敘事，從微觀到中觀到宏觀，牽一髮動全身。而中國汽車市場經歷了增量市場的告訴增長後，開始存量市場的“大洗牌”，而在這個瞬息萬變的時代洪流中，展開波瀾壯闊的畫卷。
在這種變革過程中，一個時代的結束，往往是另一個時代的開始。就像9月27日，戴姆勒集團宣佈，董事會主席蔡澈博士（Dieter Zetsche）將在2019年5月正式卸任，研發總監康林松Ola Kaellenius將正式接替他的職位（任期五年）。而康林松（Ola Kllenius）也是奔馳公司內部硅谷管理模式的倡導者。
不得不說，蔡澈在其任期即將結束之時進行了近十年來公司最大的變革，然後交棒給康林松，就是意識到在趨勢和潮流下，主動求變更有可能成功。蔡澈曾把奔馳這家擁有130多年造車歷史、在全球擁有20多萬員工的傳統車企比喻為一頭犀牛，而犀牛隻有快速適應市場，破除不合時宜的傳統思維，才能不被時代淘汰。
在蔡澈任內，奔馳迎來了歷史上最好的時刻。蔡澈為戴姆勒工作了42年，在他的帶領下，2017年戴姆勒集團全球總銷量達到330萬輛，同比增長9%，創下歷史新高。雖然2018年面臨下滑局面，但無損於他的威望。而他的繼任者康林松，至少會比麥明愷從容許多。
當然，不管是奔馳還是雷諾-日產聯盟，抑或大眾集團和特斯拉，他們共同的目光都瞄準了中國市場。
就大眾而言，隨著大眾汽車集團管理董事會成員、大眾汽車集團（中國）總裁兼CEO海茲曼將於2019年1月退休，德國沃爾斯堡宣佈剛接任大眾集團CEO的赫伯特·迪斯（Herbert Diess）接替他擔任中國管理董事會負責人。而迪斯的直接兼任，也意味著對於大眾來說，中國市場的重要性達到了空前的高度。迪斯手中的權力也達到了大眾歷史頂峰。
從大眾集團在2015年受到爆發的“排放門”事件強烈影響後，在其前全球CEO穆倫帶領下艱難轉身，但是穆倫卻在今年4月12日很突兀地宣佈離任。穆倫任職的近三年中，大眾集團2017年銷量達到1070萬輛，營業利潤達到170億歐元，同比大幅增長16.5%。但是，這並不能阻擋背後的保時捷家族為“丟卒保帥”將其替換掉。
弔詭的是，在這家高度集權的德國工業巨獸決心自我改革時，卻賦予了其領導人史無前例的集權領導力。也許，大眾是想賭一把，由被稱為“效率專家”和“成本殺手”的赫伯特·迪斯擔任CEO，是大眾集團準備在產品效率與財務方面做出巨大的變動。
而上任不到兩個月的大眾集團CEO迪斯，新年工作第一天就來中國“打卡”。並且，1月9日他出現在了上海，同上汽集團董事長陳虹協商保時捷國產事宜。巧合的是，同日，特斯拉CEO伊隆·馬斯克在7日參加完上海超級工廠開工儀式後，趕到北京會見總理，還得到了“中國綠卡”的特許。
全球掌門人的換防和對於中國市場的排兵佈陣，中國也沒閒著。2018年5月，劉衛東調任中國兵器裝備集團公司（長安汽車的母公司）任副總經理職位，雷平調任中國第一汽車集團公司任副總經理一職，尤崢調任東風汽車集團副總經理職位，這次人事變動已是一汽、東風、兵裝三大央企高層管理團隊第三次大換防。
種種跡象都表明，作為國資委管轄下的三大汽車央企，面對千萬輛級別的跨國車企的進攻，也極有可能要迎來一次史無前例的重組，三家汽車巨頭合而為一的形勢正在明朗，中國將首次形成一個年產銷千萬量級的航母型汽車巨頭。不過，整合的速度到底能有多快，我們還不得而知。
隨著國內股比開放，中國市場的最後一道防火牆打開後，全球競爭的撲面而來，也對各大車企的掌門人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這對於中國汽車行業，將是一場“人”和“體系”的真正對決。長安汽車在去年連著提拔了四個年輕的副總裁，做起了年輕化的準備。而像面臨董事長徐和誼即將退休的北汽集團這樣的，則掌門人的選擇和換防顯得更加急迫。
所謂“多算勝，少算不勝。”2019年的中國汽車行業，不會再靜水流深，或暗流洶湧，而是會顯現更多的“圖窮匕見”的結果。在此起彼伏的“迭代”競爭中，能不能跟上時代的節奏和全球競爭格局的要求，將成為對各車企掌門人的最致命的挑戰。
“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像諸葛亮這樣能夠提前規劃“天下三分”的，是豐滿的理想。但是，骨感的現實往往是，企業來不及做好準備培養合適的掌門人。
德魯克在《鉅變時代的管理》一書中曾說，任何企業和任何經營都離不開三個基本假設：組織環境的假設、組織特殊使命的假設、完成組織使命所需核心能力的假設。這三個基本假設如果你有明確的答案，就可以指導你的經營，讓你的企業持續不斷地成長。
不過，從這些全球性車企的合縱連橫以及掌門人的換防中，以及國內三大央企掌門人的換防種種，我們都看到未來的挑戰不是每個車企都能應對好的。
蘇軾有句名言：“蓋將自其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變化是表，不變是裡。在所有的變化裡，都需要車企遭遇激盪之中有靜。有靜氣，然後能謀慮。稻盛和夫曾經說過，企業領導人需要具備五種特質：擁有使命感、明確地描述並實現目標、不斷挑戰新事物、獲得團隊成員的信任和尊敬、抱有關愛之心。我們希望各大車企的掌門人，能積極適應和創造變化，無愧於這個鉅變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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