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月95884

简单来说，得看时期和封地。

明朝建立不久，朱元璋就有感于功臣跋扈而皇族孱弱，有意广建宗室，大举封建。不过当时皇子们还小，这事就暂时搁置了，等到洪武中后期，年长皇子相继成年，经过朱元璋一番安排历练，一步步走向重要岗位，开始取代那些功臣。

朱元璋也知道分封制的弊端，所以他对藩王们做出了许多限制，诸王虽分封各地，拥有爵位，但王府之外，不领有封地和臣民，而是由朝廷颁给“宗禄”。

不过各藩王的王府可不是简单的一座大房子，有些大藩王的王府堪称城中城，是具有足够军事防御功能的，这些藩王也掌控着数量可观的护卫军队，甚至有些还能节制封地的军权，他们就是“九大塞王”。

塞王的封地分布在明朝与北元残余的边境线之间，从东到西是指辽王、宁王，燕王、谷王、代王、晋王、秦王、庆王和肃王，他们都是朱元璋的儿子，手握军权，镇守边塞，取代了他们长大前镇边的功臣宿将，要说放心，还有什么能比儿子更让朱元璋放心的呢？

塞王们的王府设有自成体系的官属，手下实控兵力就有万余，再算上节制的明朝边军，只会更多，在和平时期，他们在封地周边组织屯田，到点率军出塞狩猎，进攻北元残余，守卫明朝边境。

在这种节制放权形态下，塞王可以对地方的军政事务施加极大影响，只不过在朱元璋的绝对权威面前，他们也无权直接管理地方，地方的最高首长还是朱元璋任命的布政使司等官员，但这些官员最多有监督塞王、上报朱元璋的权力，管塞王是管不了的。

塞王之下，那些不在边境的藩王一般不能染指兵权，但也可以管一下政务，朱元璋分封他们本身就是为了巩固政权，监督官员是一项职能。

朱元璋去世后，朱允炆继位，掀起了削藩，不过策略是先弱后强，一场靖难之役，江山换了主人。

燕王朱棣自己就算藩王上位，刚上位的时候表示永不削藩，大家还是像洪武年间那样啊，然后没两年就狠狠地削，什么军政影响护卫等全部剥夺削减，藩王就在王府里边当猪吧，有点兴趣爱好就鼓捣兴趣爱好去，没有就吃吃睡睡等死。

当然，王府仍是藩王的一个独立空间，地方官想要进王府抓人之类的，得先报给皇帝审批，藩王也管不了地方官，要是出王府闹事，皇帝直接搞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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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王爷全在地方，不在中央，成年以后，王爷们都必须去封国就藩，这跟清朝很不一样，清朝的王爷全部呆在京城，参与中枢政事。明朝的王爷则全在地方上，大致分为两种，一是亲王，就是一字王，如朱元璋的儿子们是秦王、楚王、蜀王等等，二是郡王，就是两个字的，如朱元璋的侄子是靖江王等。

明朝的藩王在地方上一般是住在自己的王府里，明朝的王府和清朝的也不一样，清朝的王府一般就是一座豪宅，而明朝的王府不是“房子”，而是一座“城中城”，藩王一般到了地方上就会修一座王城，明朝法律《大明会典》规定亲王的王城，城墙的高度为二丈九尺（将近10米），王城的周长为三里（1.5公里），所以明朝藩王的王城，在地方上就是个城中之城，国中之国，而不是一个四合院或者带大花园的别墅。

比如秦王府在西安，晋王府在太原，他们在西安、在太原的王城是他们直属的地盘，他们可以在自己的王城里发号施令，地方官管不了他，明朝藩王和地方官的关系，不同的时代是不同的。

朱元璋时代，藩王在地方上相当于“军政联席会议”的主席，藩王们有兵权，自己的王城有护卫军，一般是万人左右，少的几千，多的可达二万，除此之外，藩王还有指挥各地军队的权力，地方上的都指挥使司（省警备区司令部）直接听命于藩王。同时朱元璋时代为了增加藩王在地方上的权力，一般是让王府的属官兼任重要的地方官，如秦王府的左相兼任陕西行省参政（陕西省副省长），晋王府左相兼任山西行省参政（山西省副省长），晋王府的左傅还兼任太原卫指挥使。这样地方上的军、政两方的官员基本上都是王府的属官，藩王就是他们当然的领导。

不过这种情况没有维持多久，明成祖造反成功以后，就开始大力削减藩王的权力。藩王们基本上失去了在地方上的军事指挥权和行政领导权。藩王的命令出不了王城，失去了对地方军政事务的领导权，甚至不准干预地方军政事务。朱棣当皇帝后，有一次发现河南各地的府、县衙门的公告栏里经常张帖周王府（封地在开封）的长史司发布的文告，朱棣非常生气，把周王府的长史找来训斥了一顿。

明代中期以后，藩王虽然地位高，但却没有权力指挥本城的知府、本省的布政使等地方官做事，如封地在保宁府（四川阆中）的寿王朱佑耆（明宪宗之子、明孝宗之弟）有一次因为保宁知府打了他的王府属吏，非常生气，就让他的长史拿着自己的亲王令旨去四川巡抚衙门，命令四川巡抚将保宁知府革职查办。结果四川巡抚根本不听他的，并且把这事上报朝廷，明孝宗下令以后长史司不许听从藩王的“乱命”，藩王的命令要是不对，要劝阻，长史司要是去执行藩王的乱命，干预地方行政，允许各省巡抚将长史治罪。

所以明代中期以后，藩王无权指挥地方官做事，但地方官也无权管藩王，特别是王城，那是藩王们的国中之国，藩王们在王城中做什么，地方官无权过问。甚至藩王在地方上违法乱纪，地方官也不能直接处理，只能向朝廷汇报情况，等候朝廷的处理。因此地方官在本府、本省管不到当地的藩王，一些藩王借此乱来，胡作非为的多得很。最离谱的是嘉靖年间在河南安阳府的临漳王的王子，据《明实录》记载，他伙同无赖少年一百多人，跑到太行山里当山贼，“创立山寨，招纳亡命”，把持陆路的关口和水路的码头，公然抢劫过往的商人，地方上的商人“无不倾家荡产”。由于当地地方官无权处理藩王，当地的巡抚、知府也拿他们没办法。

所以明代中期以后，藩王在地方上和地方官是互不统属的关系，藩王不能干预地方官的事，地方官也不能干预藩王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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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就得分时候了，靖难之役前后这个明朝王爷们的权力区别很大。

在明朝建立伊始，为了管理天下，朱元璋开始学习刘邦，大肆分封诸姓诸侯王，接着再把这些诸侯王分封到各个地方，然后让他们来管理各个地方的财政和军政。不过，前提是都在封地里给我待着，没事儿不准进京瞎晃。

据明史记载：“初，太祖大封宗籓，令世世皆食岁禄，不授职任事，亲亲之谊甚厚。”

他们有私兵，有田产，有岁禄，甚至可以过问领地周围的地方事务，所以，说明朝初期的王爷，权力是很大的。

明朝初期的王爷权利大到可以直接关系到每一个地方官的任命，可以这么理解，明朝初期每个地方官，基本上就是王爷们直接任命，如果是朝廷任命的地方官，王爷可能不会把他放在眼里。所以说明朝初期的王爷权力很大。

这便是朱元璋所开创的国营养猪制度，是朱棣能够造反成功的最大原因！

不过在经历朱允文和朱棣两朝之后，明朝王爷们的权力大大下降。

因为朝廷发现这“猪”越养越肥，出现了两个问题，一个是藩王拥兵自重，过于独立，威胁中央，一个是养不起了！所以建文帝继位后开始考虑对付他的叔叔们，周王朱橚，代王朱桂，湘王朱柏；齐王朱榑；以及岷王朱楩在一年时间里相继被废。

燕王朱棣为了自保，发动靖难之役，取而代之。而朱棣自己就是靠着造反起家，他自然比任何都明白，藩王如果权力过大会有怎样的后果。

所以在朱棣上位之后，为了避免自己这种现象在于后人效仿，所以他开始继续进行削藩。

从这之后，明朝王爷们的权力大大被削弱。在地方官的任命上面，明朝皇室会直接任命，明朝王爷不可以再干涉。明朝王爷们如果没有天子的召见，是不能直接去京城的。就算是自己的生母在皇宫里面去世，明朝王爷们也只能在封地进行祭奠。就算得到准许可以前去京城祭奠，不能进入京城内部的。所以明朝王爷们其实从最开始的拥有实权，再到最后的被剥夺权利，这一系列的过程，是经历了一个转折的。在变成一个空壳之后，明朝王爷基本上已经无所作为，在封地甚至还要听从当地官员的命令。

无事可做的明朝王爷，不得不闲散在家里。眼看着终日无所事事，明朝王爷后来竟然找到了一个很大的乐趣，那就是不停的在家里娶老婆生孩子。如果哪个明朝王爷生孩子多的话，那么他就能够得到一大笔养孩子的费用。所以明朝王爷们从最开始权力很大，到最后没有丝毫权利，此当地官员并不需要听王爷们的话。

跟明朝王爷形成鲜明对比的就是清朝王爷，清朝王爷虽然能够住在京城，但是有一点特别不好，那就是清朝时期的王爷们，基本上是没有任何权力的。虽然领着大笔的俸禄，但是由于清朝皇帝每一个都特别勤勉，所以清朝王爷们基本上是帮不上皇帝忙的。在政治领域不能施展才华，在另外也没有封地，这就造就了清朝王爷们基本上都是闲散子弟。在清朝快要灭亡的时候，那些王爷们基本上已经成了每天都日遛狗，丝毫不关注国家命运的纨绔子弟。

这种情形十分像明朝后期的王爷们，他们在无所事事的情况之下，不得不另外去寻找乐子，所以在最后国家消亡之时，这些王爷们基本上已经成为了国家的蛀虫。

这是晚明爆发如火如荼的农民军起义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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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藩王和各地官员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明初的藩王在明太祖朱元璋“众建屏藩、以卫京师”的指导思想下，不仅手里握着数千至数万不等的护卫。而且，封地地处边疆的藩王还有守土戍边的职责，自然是有权节制、甚至调动都指挥使司麾下军队的。这也是明成祖朱棣之所以能够有本钱发动“靖难之役”的原因之一。至于民政，理论上明朝的藩王不临民。但是，明初手握重兵、实际上形同地方一霸的藩王们如果想干预承宣布政使司和提刑按察使司的工作，以皇子（靖江藩非皇子）的身份和手握的重兵作为筹码施压、干预决策，多少还是可以做到的，只是没有那么理所当然罢了。

明成祖“靖难”之后，鉴于自己的过往，对于兄弟、侄儿们那是一万个不放心，生怕这群兄弟、侄儿会有样学样，再来一次“靖难”。在短暂的安抚之后，便重新开启了侄子明惠帝朱允炆未竟的削藩大业。当然，明成祖很大程度上是被侄子明惠帝逼反的。因此，他没有像明惠帝那样粗暴撤藩，而是采取了温水煮青蛙的方式。首先，是将驻守边疆的藩王内迁。理由嘛，冠冕堂皇:“弟啊、侄啊，你们在环境恶劣的边疆地区，日子过得那么苦。时不时北边的蒙古人还要过来找点麻烦，你们的安全也没有保障。不如迁到内地享享清福，戍边的事就交给那些专业丘八吧。”于是，边疆的藩王纷纷被迁到了内地。接着明成祖又说了:“弟啊、侄啊，你们已经不戍边了，也没有人身安全的威胁了，留着那么多护卫也没什么用，索性就交了吧。”于是，识趣的藩王交出了大部分或全部护卫。不识趣的呢？“不交是吧？那就别怪我了！”找个由头，削了你的护卫；再不老实，就直接削了你的王爵！经过这么一番折腾，原本是地方一霸的藩王们只能夹起尾巴做人，翻不起什么大浪了。

虽然兄弟和侄子被收拾老实了，但是儿子又成为了新的藩王。对于儿子，明成祖就没有对兄弟和侄子那么果断和狠心了。久而久之，朱高煦尾大不掉，开始觊觎皇位，甚至有样学样，学他老子明成祖武力造反。结果，还没正式开打，朱高煦就被御驾亲征的侄子明宣宗给吓了回去，居然投降了……再之后，身为阶下之囚的日子并不好过，朱高煦自然牢骚满腹，甚至在侄子明宣宗“看望”他时，有意绊倒了明宣宗。“叔，你已经被我收拾了，还不服气是吗？那你就去死吧！”于是，气急败坏的明宣宗把朱高煦罩在铜缸里活活给烤熟了……

鉴于父亲和叔叔的教训，明宣宗大举限制藩王活动空间，制定了一套严苛的制度。诸如藩王无宣召不得进京、各藩严禁相互来往、藩王未经允许不得私自出王城等等，把藩王们彻底变成了锦衣玉食的囚徒。那么，宣德之后的明朝藩王和地方官员的关系如何呢？

名义上，藩王与地方官员互不干涉、各行其事。明朝的藩王和清朝不同，并不居于京师，而是到封地就藩。清朝的王爷们在京师王府林立，明朝却不同。明朝的藩王实际上居住的不仅仅是一座王府，而且一座王城，王府则位于王城之中。实际上，这种王城的形制类似于北京的城中城——皇城，而王府则与紫禁城类似。王城之内，属于藩王的地盘，藩王说一不二，地方官员无权干预。但是，出了王城，藩王就没有任何话语权了，说了地方官员也不会听，搞不好还会被上报给皇帝，那接下来这位藩王很可能就要倒霉了。

这只是名义上的互不干涉、各司其职。实际上呢？明朝有规定，藩王出王城必须报备，获准后方可，涉及王城以外的事务亦然。那么，问题就来了。明朝可没有电脑、手机，没有QQ、微信，更没有火车、飞机。所有大事小事全部上报中央处理，必然是不现实的。那么，向谁报备？只能是地方官员。如果地方官员和藩王关系不融洽，脸难看、事难办就够藩王们喝一壶的。更何况，地方官员还肩负着监视藩王的职责，一旦添油加醋上报给皇帝，那等待藩王的是什么，可想而知。因此，明朝中后期的藩王基本上是不敢随便得罪地方官员的。当然，皇帝老子活着时，一些受皇帝老子宠爱的皇子藩王除外。但是，这些皇子也要考虑到皇帝老子死后的事情，通常情况下，也是不会轻易得罪地方官员的。至于那些皇帝外派的钦差、太监，藩王们就更加不敢轻易得罪了。

总之，明朝中后期的藩王基本上就是一群锦衣玉食的囚徒，终生被囚禁在王城这座大监狱中，稍有不慎还可能由这座大监狱转入凤阳高墙这座更大的监狱，那日子就难过了。地方上的事务就更不要指望能够插手了，连地方官员都是不能轻易得罪的。百无聊赖的明朝王爷们最后就只能生娃儿玩了……明朝末年，宗室成灾，竭全国财政无力供养宗室。再之后，明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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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爷在不同朝代有着不同的权利与待遇，在同一个朝代里也分有亲疏远近，内姓外姓之分发，是一种非常尊贵但却也非常敏感的爵位或官职。

秦以前，王是周天子和诸候的称谓，这时的王拥有至高无尚的权利。

汉朝时，刘邦对打江山的有功之臣和自己的亲戚进行分封，譬如韩信被封为齐王，英布则被封为九江王，这都是以地域进行分封的。

唐朝也皆有王，如李世民为秦王，李治则为晋王，李泰则为魏王，虽以地域分封但并不统领一方事务。

宋朝时也有王，譬如我们所熟知的八贤王等，但相对比较严苛，其在国家治理中发挥的作用也不是很大。

清朝时王爷也是比较多的，有亲王，郡王之分，他们有的出任职务，有的不出任职务。

在明朝也有王爷的称谓，但分阶段而言，王爷在国家权利体系中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朱元璋立国后，规定其子孙由国家奉养，最初实行的是属地化管理，也就是王爷在封地内拥有全部的军事、经济及行政权利，所辖区域内的事就是王爷的事，其权利是比较大。王爷手下都配有一个文相，一个武相，文相管地方，武相管军队。王府的亲兵多达一万五六，同时亲王还可以指挥当地的驻军。

在朱棣登基后意识到藩王权利太大，可能会引起叛乱等行为，不便于中央的集中统一，便开始剥夺王爷的地方治理权，所受封的王爷只能在自己的王城内发号施令，而无权要求地方行政官员，不能节制地方官员，相反，地方官员虽不能干涉王爷的内部事务，但却拥有奏报权，这就极大的限制了各藩王的势力。"明代中后期的亲王，是没有太多自由的，只能在自己的内城里活动，要想踏出自己的内城非要朝廷的允许不可，否则可能引来杀身之祸。

当然，虽然皇帝对各藩王削弱了其政治权力，但经济上却一直没有亏待他们，但对于哪些生育太快太多的亲王，子孙因为太过庞大（达几十万之众），也就没有办法了。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明朝时期的王爷在前期还是很有存在感的，只是到了中后期，也就是一个有吃有喝但不能多事的名头而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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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王爷在朱棣靖难称帝之后就受到了严格的控制，不但没有了直接的王府卫队，不能离开自己的封地，可以管理的基本上也就王府的大墙里的人。到了明朝中后期，甚至想出城扫墓游玩都需要得到巡抚的同意，当然这个时候文官集团已经势不可挡，连皇帝也不能违背文官的意思。

明朝藩王是没有什么实权的，说白了就是国家养的皇室大地主，衣食无忧，荣华富贵，但是没有什么参政的权力。没有皇帝的征召不得随意入京，连离开封地都要打申请。很多藩王是皇帝弟弟的，即便自己生母挂了，也不能去北京奔丧的。说白了藩王只是爵位，当地的官员，掌管一省的大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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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时封王的领地中，王与地方官的关系是什么？

王位是一种爵位，属于爵位制度；地方官是官位，属于行政制度，两者若同时出现在一地，那么当地应该听谁的呢？

在古代先秦时期，朝代的最高统治者都被称为“王”，如周武王、周文王、纣王等等，直到秦始皇一统六国后，取“三皇五帝”中的“皇帝”取代了以前“王”的称谓。但是“王”已经作为一种爵位传承了下来。

周朝实行分封制，将有功之臣和宗室分封到各地，以周天子为大宗，各诸侯王为小宗，小宗听从大宗的命令。到了汉朝，汉高祖刘邦的一句“非刘姓子孙不得称王，否则天下共击之”，这句话成为了后世几千年的封王标准。王也成为了一种至高无上的爵位。

明朝的藩王有亲王和郡王两个等级，朱元璋开国之初，将自己的子孙分封到各地，成为藩王。但是各藩王的领地内又有中央派任的地方官，这两者之间的关系其实并不复杂。

朱元璋封王的本意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但是又不想让这些子孙留在京城勾结朝臣，怕对自己的统治造成威胁，而且开国之初，各地都还不稳定，只有自家人前去镇守，朱元璋才能放心。可以说，开国之初的藩王还是有比较大的权力的，与地方官的分工也比较明确，此时还没有较大的冲突。

随着朱元璋休养生息的政策一步步落实，社会也开始恢复稳定，但藩王的势已然做大，朱元璋又狠不下心来对付藩王，到了建文帝朱允炆登基时，藩王势力已经发展到跟朝廷分庭抗礼的地步。建文帝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下令削藩。俗话说：权力滋生欲望。藩王们在领地内俨然就是皇帝派头，只是名义上要遵从中央政权的领导，所以说藩王势力本就与中央政权貌合神离，这下皇帝要把自己的权势夺走，藩王们纷纷不干了，由朱棣领头，开启了靖难之役。最终结果当然是以朱棣为代表的藩王势力胜出，朱棣成功登基称帝。

朱棣登基后，由于自己是藩王上位，对各地的藩王势力更加忌讳，虽然对自己的皇帝侄子很不满，但是依然继承了建文帝的“削藩主张”，只是朱棣做得比建文帝高明、隐蔽一些，也愿意花时间去耗。随着朱棣及继任者对藩王势力的打击，各地藩王又不能拧成一股绳，结果中央取得完胜，经过两三代人的努力，各地的藩王已经空有一个名头，而无任何实权了。

朱棣之后，历代皇帝都对藩王势力进行强力打击，虽然偶尔会有一些藩王的余部死灰复燃，但在中央的强力镇压下也没有掀起什么大风浪，随之而来的是皇帝对藩王的限制越来越严重，哪怕是没有什么实权的王也被严格控制。不许随意离开自己的封地，离开前要打报告，不许结交地方官员，不许从事任何行业，连出城扫墓也要经过批准才行，甚至自己及儿孙都不能与京城的官员结亲，只要有任何的沾亲带故，是不能在京城做官的。可以说，明朝的王爷大多是高级囚徒，没有自由，跟清宫里的嫔妃差不多，对地方官员也就没有什么指手画脚的能力了。这就形成了“有明诸籓，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食禄而不治事”的局面。

所以，明朝的王在明初是有实权的，势力也很强大，一度对中央造成威胁，在地方更是不用说了，地方官名义上是中央指派，实际上就是地方藩王的手下。但随着削藩政策的实施，明朝藩王便空有名号，而没有实权了，地方的军政大权也掌握在了中央指派的地方官手里。

虽然明朝的王爷没有什么自由，但是明朝的王爷待遇是比较好的。只要老老实实的待在自己的封地，不要有什么非分之想，朝廷是不会亏待这些藩王的，虽然不允许藩王从事任何行业，但是朝廷每年给的俸禄足以让整个王府富贵荣华，亲王的俸禄甚至比朝廷的一品大员还高。不用做什么事，还有数不完的钱财，藩王自然没有动力去造反了。在地方，藩王虽然没什么权力，但是王爷的身份摆在那里，任何地方官都要给藩王面子，只要不过分、不违背朝廷的原则，王爷在地方过得还是比较滋润的。

历史风云阁阁主

在明朝初年，王府的官员曾经兼任过地方行政官员。

朱元璋最初分封诸子时，王府相、傅多兼任地方要职，且多由勋旧大臣担任。如洪武三年（1370）四月，以郑九成为秦府左相兼陕西行省参政；汪河为晋府左相兼山西行省参政。洪武三年六月，以广西行省参政蔡仙为靖江王相，仍兼参政提督广西卫。同月，命秦王府武相耿炳文兼陕西行省右丞；都督佥事郭子兴为秦王府武传，仍兼陕西行都督府佥事；都督同知汪兴祖为晋王府武传，兼山西行都督府同知。

上图大同代王府

不过，此时诸王尚未之国，以王府官兼地方官在此时对政权稳定并不构成潜在阻碍。洪武九年（1376）正月，诸王即将之国时，明太祖就开始重新任命王府官员，此时王府相、傅虽仍由勋旧担任，但已经不再兼任地方要职。

上图桂林靖江王府

洪武十一年（1378）七月，明太祖以靖江相府官欺凌地方卫所指挥使，命“武相有警则出而为将，获卫，指挥副之。归则勿与金毂刑名之事，军务则文武议之，无事则导王以善”。进一步明确禁止王府官随意干涉地方军事，削减其权力。洪武十三年（1380）“罢诸王相府及长史司、录事，升长史司为正五品，置左右长史各一员”。彻底取消了由勋旧担任王府相傅的制度，代之以仅仅正五品的长史。

上图汉王朱高煦剧照

经过建文、永乐两朝后，特别是明宣宗平定汉王朱高煦叛乱后，亲王政治、军事特权受到裁抑。明初王府之官员还可以升迁到地方的职位，后来很难升迁了，以至于视担任王府官职为禁锢和落魄，当然王爷也被严格限制干预地方的行政，地方官也不会听命于当地的藩王。

陵西散人

皇帝不称朕，专注史评与时评

根据明太祖朱元璋的制度设计，皇子在各地分封为王（主要是亲王），承担着“镇戍”的重任；亲王不仅拥有三护卫的兵力，而且其封国内的军卫有司，都要受其节制。洪武时期，亲王的权力是非常大的。

需要说明的是，明代亲王所居为“封国”，不是题目所称的“领地”。因为在明代的分封政策下，亲王“分封而不锡土，列爵而不临民”，地方军民二政，由布政司和都指挥使司分管，藩府不能直接干预，地方有司的军政官员，也由朝廷（即中央政府）任用。

建文帝即位后，对错误的分封制度进行了修正，下令“亲王不得节制文武吏士”，并且规定王府官员不准兼任地方职务，从而斩断了亲藩干政（干预地方之事）的渠道，也开始重新调整亲王与地方有司的关系。

（朱棣御容/皇帝不称朕）

众所周知，明成祖朱棣是从燕王起家，夺取大位，成为皇帝的。他是明初藩封制度的最大受益者，然而当他坐天下后，跟曾经反抗的建文帝一样，延续了“削藩”之略，采取多种措施削夺亲藩的权利。

从永乐时期起，明朝封在各地的王爷，与所在地方官员，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宣宗（朱棣之孙）即位后，才一年就发生了“（汉王）高煦之乱”。其实，要说朱高煦造反，证据不足，宣宗这位野心勃勃的叔叔，很大可能是“被造反”的。不管怎样，朱高煦被杀后，明朝对宗室的控制遽然加严，出现了许多针对亲藩的“藩禁”。

（铜缸：汉王朱高煦的下场/皇帝不称朕）

“藩禁”的内容很多，比如亲王不准上京，藩府之间不准往来；别说亲王兄弟不能相互走动，就是想出城踏个春、扫个墓，都有严格的禁令，需要提前奏请，得到旨允才能出行，如果未请而私自出城，就是“违制”——这些被称之为“城禁”，其目的是为了限制亲藩的活动，它在事实上将无罪的宗室变成了没有自由的囚徒。

明代的“藩禁”在宣德以后就非常严了，而这些严格的禁令，由谁来复杂实施呢？

那就是地方有司。

虽然有司官员在一些重要的节日里，可以朝见亲王（平时不准无故进见），相见时行君臣大礼，似乎亲王的地位很尊贵，可是这些官员都是能掐住王爷脖子的人，是真正得罪不起的！比如藩府所需钱粮，要由地方拨付；王府要办事，也得找官府，如果亲藩与地方关系不睦，你要办事，地方找各种借口刁难，给王爷们来个“事难办，脸难看”，王爷还真没办法；地方官负有监视王府之责，看王爷不顺眼，抓住王府什么事，上疏参他一本，说他违法乱纪、不轨有迹，就教王爷吃不了兜着走。

所以，王爷们到了地方，还得拜地方官的“码头”，对布政司、按察司的大员，如布政使、参政、按察使、副使等，凡事都得客气着；对统管一省政务的巡抚，以及朝廷派来的巡按御史、镇守太监，更是不敢得罪。

这到底是谁在谁的地方吃饭呢？

这样的例子不少，封在南昌的宁王是一个典型。

从第一代宁王朱权，就开始“吃瘪”，他的一举一动都在地方官的监视之下，随便叹口气、发句牢骚，马上就会被奏报到他四哥朱棣那里，朱棣立马不客气派人来问，“你几个意思”？

朱权吃了几次亏，就怕了，为了避祸，只好搭间小屋，天天坐在里面写书吹箫，自称“神仙”——哪里还敢提，他四哥朱棣当年可答应过，要与他“中分天下”的！而且南昌也不是宁王的本封之地，关外的大宁是回不去了，可他想要的苏杭，四哥又不给；到了南昌，连王府都不给他盖，教他住在过去布政司的房子里。你说这位神仙气不气？

可能是打朱权那起，就跟朝廷和地方积下宿怨，后来几代宁王，与地方相处都很不好。朱权之孙朱奠培在位时，与朝廷及地方守臣发生了严重的冲突。也许是这种怨气的积累，到朱奠培的孙子朱宸濠做宁王时，一心复仇，要造反，最后将南昌省城的全体军政大员一网打尽。

从几代宁王与地方的恶劣关系来看，第四代宁王朱宸濠的反叛，一点都不突兀。

明代的亲藩，被逐渐剥夺“事权”，又不准他们参加科举考试，入仕做官，甚至连从事“四民之业”，自谋生路都不准，使得名义上高贵的宗室，沦为完全的寄生阶层，成为地方官严密监视下的囚徒。（皇帝不称朕答题）

皇帝不称朕

明朝的藩王在靖难之役前后，地位和处境都不同。

相对来说，靖难之役之前，藩王地位比较高，不仅有爵有禄，有府邸，而且有封地，更重要的是，有护卫，也就是有兵。因为朱元璋的想法是，要把自己的儿子分封到各地去，坐镇一方，可以帮衬朝廷，如果朝廷出现了权臣，藩王就可以率兵入京，清君侧。

也就是说，藩王们的典礼和待遇非常高，只比天子低一点，下面的公侯将相见了面都必须拜服，也就是以君臣之礼相见，而不是以同事礼仪相见。地方上的行政官员自然也一样，见面都必须以君臣之礼相见，是非常恭敬的。

这其中，兵权尤其重要。藩王的护卫少一点的有三千人，大多数在五千人，多一点的达到一万九千人，规模就相当庞大了。明朝初期规定的兵制中，一个卫才只有五千六百人。朱元璋的三儿子晋王和四儿子燕王因为处在和北元相接的边境地带，所以朱元璋还特地培养他们带兵打仗的能力，让他们节制奉命出征的大将，开国时期的名将冯胜、傅友德也在此列。

“军中事大者方以闻”，就是说，晋王和燕王节制诸将的时期，在军中几乎是代表皇帝在行使权力，大事才需要上奏皇帝，一般的事情完全可以自己决定。这是一般奉命出征的大将想都不敢想的权力。

也正是因此，藩王权力太大，又有护卫兵权，而且晋王和燕王还有军事经验，对皇权的威胁比较大。建文帝登基以后，开始着手削藩，虽然做法上不够谨慎和老道，但大方向是没有错的，也还是激发了燕王以清君侧为名，发动靖难之役。

靖难之役结束后，因为朱棣是从藩王造反起家，登上帝位的，更清楚藩王的势力太大对皇权的威胁很大，所以他接着做建文帝想做而没有做到的事，继续削藩。而其中最关键的便是撤销了各藩王的护卫，只留了很小的一部分，完全不足以进行大规模军事行动。即便如此，后来也还是发生了宁王叛乱和安化王叛乱，但相比之下，轻易就被平定了，没有能复制成祖靖难之役的成功。

但成祖削藩比建文帝老道了很多，是逐步渐进的，成祖并没有很少对自己的亲兄弟们动手，多数是在嗣封的藩王的时候，抓住他们的一些过错，迫使这些藩王辞去护卫。但也有例外，比如周王朱橚是成祖的同母弟弟，但成祖还是以有人告他谋反为名，对他施压，迫使他辞去了护卫。

而且，这个过程也是成熟一个做一个，并不是一下子全部都控制起来，一直持续到玄德时期，才基本上完成。

也是在靖难之役后，藩王和地方官的关系有所变化。此前，地方上的行政官员由朝廷任免，藩王无权过问，但地方官对藩王都是毕恭毕敬的。到靖难之役后，虽然地方行政官员对藩王表面上仍然很恭敬，但相互之间的关系颠倒过来了，地方行政官员实际上有代表朝廷对藩王进行监视的职责。

所以，到英宗时期以后，在地方上的藩王不但很少有能力威胁朝廷，而且在地方上形同幽禁，连出城都要经过地方官向朝廷请示才能放行，不然是不能出城的。所以，大多数藩王就在府邸里吃喝玩乐，养尊处优的过日子，连出王府都很少了。尤其是和朝廷大臣交往，更是被视为心怀不轨的重大嫌疑，更加不敢了。

但还是有些藩王闲不住，喜欢交结朝廷官员，但见面时候的礼节一般都还是按照太祖时期规定的礼节，无论公侯将相，都得以君臣之礼拜谒藩王。张居正在回家居丧起复的时候，路过襄王、唐王的封地，二王都是出城迎接，张居正没有按照君臣之礼相见，而是以宾主礼相见，在当时被视为张居正僭越礼仪的证据之一。

關鍵字: 功臣 明朝 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