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月，当苹果公司宣布将中国地区的Icloud服务置于“云上贵州”时，很多用户对贵州的了解还仅仅限于“贵州”这个名字。在中国的诸多省份中，贵州因为地处边缘，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不曾引起人们注意，外界对贵州的认知，往往是碎片化的、印象式的。对于地道风物的采访团队来说，即使多次深入贵州，每个成员都获得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但是，若想对贵州有一个整体的了解，仍然需要艰难的探索历程。
贵州是如何诞生的？在这次探索中，我们发现，可以用“三次地理大发现”和“两个空间”来建立对贵州诞生的整体认知。
进入帝国视野
2500年前，中国在列国征战之际，诞生了一个极为辉煌的精神时代，各种哲学流派纷纷诞生，并为后来的中国文明奠定了思想的框架，当这个时代结束时，随之诞生了世界性的帝国——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思贝尔斯在叙述世界历史的结构时，将中国这一春秋战国时期的文明与同期的印度文明、希腊罗马文明并称为世界文明的“轴心时代”。
在当时，生活在中国文明核心区的人们，几乎不知道如今的贵州所在地是什么样子。唯一的记载来自于当时楚国的一次不起眼的行动——楚国希望向西南扩张版图，派将军庄蹻沿着沅水西进，庄蹻在途中攻克了一个叫做“夜郎”的小国，一路攻到滇池一带，然而由于归途被阻，庄蹻留在云南自立为滇王，融入了当地民族之中。
真正让贵州这个地区名声大噪的，是轴心时代之后，汉代的地理大发现时期。西汉的博望侯张骞不但凿空西域，从官方角度开辟了通往西方的丝绸之路，他同样希望在西南地区找到一条通往身毒（今印度）的道路。在行走西南地区时，他遇到滇王和夜郎王，二王问出了同样的问题：我们的国家与大汉相比，究竟谁更大？“夜郎自大”一词从此流传。在新近的考古成果中，人们渐渐认定，夜郎核心所在地，就是今日贵州西部，毕节的赫章一带。
今日来看，夜郎很难称得上是“自大”。夜郎国在当时的西南地区十分繁荣、势力广大，只是因为山高路远，信息阻隔，使之不能了解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早已经历了重大文明发展；而对汉朝使臣来说，同样出于地理信息的匮乏，张骞寻路止步于云贵高原——由于喜马拉山与横断山的阻隔，以及当地部族的反对，他无法在西南地区走向印度，只是发现这一区域向南可通往交趾（今越南一带）。
“夜郎自大”只是一个小话题，而对当时的帝国来说，几乎同时发生的一件大事是，岭南地区（今广东）的南越国谋反，帝国的统治者此刻发现，从夜郎经过牂牁江（今北盘江）可以一直通往岭南地区。自此，夜郎所在区域的重大地理意义正式浮出水面——昔日的夜郎一带，西南可通云南地区并进入越南，东南可一直通往广东，对当时的帝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必须纳入治下。这一重大发现，使汉帝国同时攻下了夜郎国与邻近的且兰国，将贵州的重要地区纳入汉朝的郡县制之中。
对处于遥远边地的贵州区域而言，纳入帝国的视野与版图无疑是这次地理大发现的直接结果。
一次隐秘的大发现
在官方发现贵州之前，还有一次未被载入史籍的、隐秘的地理大发现，同样参与塑造了今日贵州的样貌。
这次隐秘大发现的主人公，是苗族的先民。史前时代影影绰绰的传说大致勾勒了苗族先民的生活轨迹：大约在炎帝黄帝时代，苗族先民的部族在黄河流域争夺资源的战争中落败，从而开启了被迫迁徙之旅。他们沿水路进入今日的贵州、云南一带，并在后来的战乱中不断分散南迁，逐渐扩散至东南亚乃至全世界。
苗族先民在的迁徙道路上发现了一个理想的定居地，就在今贵州黔东南的雷公山。贵州本以山地著称，雷公山区域则是山地最密集之处——这里没有平原沼泽，没有大型河流，目之所及只有苍茫无尽的群山。
在雷公山定居是一次集体性的隐居，其影响绵延数千年。苗族先民是复杂的混合人群，许多习俗和语言彼此相异，他们没有文字，没有核心统治者，每个村寨有自己的发展轨迹，但是有两样东西将他们整合为一个整体：远古大迁徙的族群记忆，和逃避统治的生活选择。大迁徙的历史记忆被历代族人编织进“苗族古歌”中世代传唱，逃避统治则塑造了主动远离文明侵袭的生活方式。雷公山成为苗族先民的核心聚居区，他们在这里静止下来，隐没于历史之中。
山地为苗族先民的隐居提供了最有力的保障。当代美国人类学学者詹姆士·斯科特在《逃避统治的艺术》一书中，为中国西南地区与东南亚北部山地画了一个圈，称之为“赞米亚”地区，他总结这一区域的特点为：山地地貌，位于各国边疆，远离所属国的主要人口中心，远离经济活动中心，是一个巨大的“无国家空间”。最重要的是，逃避国家统治是活动在这一空间内的人群的主动选择，差异性而不是一致性是这个地区的标志。显而易见的是，雷公山区域就是詹姆士·斯科特描述的赞米亚地区的典型形态。
汉帝国与苗族先民对贵州的两次地理大发现，使“无国家空间”的坚持与文明核心区的统治此消彼长、相互震荡，在漫长的年代中共同塑造了贵州的样貌。
东西主干道的开通
在汉代第一次地理大发现时，云贵高原地区被称为西南夷，这个区域里的原住民众多，从事游牧、半农半牧或农耕，他们被文明核心区的历史记录者统称为“濮人”，也叫作“百濮”，足见族群之复杂。夜郎人很可能就是濮人之一种或数种；后来南方的百越民族也有一小部分延河流北迁到如今的贵州境内。这诸多民族与苗族先民一起形成了后来贵州的众多少数民族。
对中央帝国而言，统治一个拥有诸多民族的边疆山地，在很长时间中都几乎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帝国的统治和文化只在四川盆地沿着乌江和赤水向南延展，浅尝辄止地停在贵州高原的北部边缘。正是这种不可能，才造就了各民族共享的“无国家空间”。直到明朝以前，贵州地区都没有完成有效的政区整合。羁縻政策是一种长期策略——将当地部族的头人纳入纳贡体系，就算完成了对这一地区的统治。即使对当地统治者而言，支离破碎的山地也无法让政治统治推进到更广大的地区。先进的农耕技术、人口管理技术、纳税政策……所有与国家和先进文明相关的主题，都无法在山地进一步推行，这片区域一直是一个化外之地。
北宋时候发生了一个小插曲：今贵阳及附近地区，名叫炬州，“炬州”在当地的发音类似于“贵州”，所以，当炬州土著首领附于当时的朝廷时，宋朝任命其为“贵州”的羁縻州长，贵州这个名字才第一次出现，此“贵州”辖地只有今贵阳附近一小片区域。而今日贵州省的大片区域实际则呈碎片状态，由当时周边的夔州路、荆湖北路、潼川路、广南西路分别管辖。
支离破碎的贵州，由于第三次地理大发现的出现，从而有了整合为一片完整区域的可能。这第三次地理大发现，“发现”的是一条道路。
这条贯通贵州的东西向道路很普通，而且被很多人走过：从湖南西部延水路上溯，一路向西，又经过今日的贵阳、安顺，最终通往云南。战国时候的庄蹻入滇走的就是这条路，苗族先民西迁也多取此道，然而这条路并未被汉唐大帝国使用过，其真正进入帝国视野并为之所利用，始于元代。
身为游牧民族的蒙古人，有“将天下视为其游牧之地”的野心，所以，他们头脑中的地图比此前任何朝代的统治者都要大得多。对汉唐统治者而言，进入西南地区，只要从其都城长安所在的关中出发，经四川西南角进入云南即可（夜郎国就在这条路上），所以很长时间里，从湖南到云南的东西向道路是被忽视的。而对蒙古人来说，从四川取道，南下攻打云南，只是其踏平天下的一小步而已，从云南出山，向东进入湖南并连接中原地区，才能将其征服的广阔天地连在一起。因此，贵州的镇远-贵阳-安顺一线就升级成为一条重要的道路。
然而蒙古人的脚步是暂时的，真正利用这条道路，给贵州带来突破性发展的是明朝人。
贵州隆里
两个空间的较量
在“无国家空间”中，各族群那些隐秘的、碎片式的生活痕迹，无法系统地留存在历史记录之中；只有当文明世界的国家空间以某些形式进入这些碎片化地区时，这一地区的历史才得以被记录。
14世纪，贵州的历史记录有了前所未有的、爆发性的增长——160万来自江南与中原等地的汉族移民，在国家调征之下，陆续进入镇远-贵阳-安顺一线，从此世代定居。
最初的原因是国家巩固版图的需求。明初，为了消灭元朝在云南的残余势力，一只明军由贵州进入云南并赢得了战争；这样一个遥远的边疆地区需要持续巩固统治，因此，当战争结束时，这只军队被勒令驻留在通往云南的贵州道路上，同时，为了让驻军得以繁衍壮大，大量移民被国家驱动进入贵州。
这是“无国家空间”与文明国家之间一次激烈的正面交锋。这次交锋最初是琐碎的：移民与原住民之间进行了漫长的一村一寨、一土一瓦的争夺与建设；后来渐趋宏观：国家对当地统治者逐步改土归流；当这个过程在胶着与反复中渐渐尘埃落定时，一个结果出现在地图上：贵州建省。
这个看似明晰的、属于国家层面的胜利，有诸多显而易见的成果。核心文明区的人口管理体系、先进的农业技术、生活方式、建筑样式、文化教育系统、风俗习惯、宗教信仰……这些文明成果随移民大量涌入贵州，并在主干道上渐渐沉淀下来。然而，国家空间与“无国家空间”的拉锯战是长期的，文明沉淀过程绝非一帆风顺，安顺的屯堡人就是其中的一个案例：今日安顺地区的屯堡人，世代自称为明代军队的后裔，而事实并非如自称那般精确——屯堡人是明军遗民与明清时期陆续移居此地的汉族的综合体，这个不断有新人加入的汉族移民群体，将长期面临与原住居民争夺生存资源的考验，为了团结生存，必须竖立一个旗帜建立自己的族群认同，“明军后裔”的自称就是这个有效的旗帜。屯堡人的族群心理，成为这一段复杂历史的一个注脚。
更多时候，贵州发达的山地系统作为天然的屏障，使国家空间只能驻足于主干道，“无国家空间”在远离主干道的群山深处继续得以坚持与保留。
持续推进的道路网络
“两个空间”的较量在明代达到顶峰，贵州后来的历史即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国家化”的历程。
至清代时，清王朝与吴三桂之间的战争，使贵州已开发地区又一次陷入抛荒与凋敝状态，为了巩固中央政府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康熙、雍正二朝持续调整贵州省边界，将原本属于周边省份的区域划拨至贵州省，基本形成了今日贵州省的疆域范围；与此同时，新一轮的人口迁入使贵州的人口数量激增，至清末已突破千万。伴随人口增长而来的，是道路交通网的修建与贸易网络的开通。
贵州的公路系统在民国时期正式开通，而真正令贵州交通进入重大发展时期的事件，则是新中国在1960年代开始的“三线建设”——这是一次从备战角度出发、在中国大后方的“三线地区”进行的现代国防工业建设，贵州省作为战略后方要地，迅速进入国防工业发展时期，这个过程促进了贵阳、遵义、安顺等城市的现代化发展，并开通了以贵阳为枢纽的川黔、贵昆、湘黔铁路干线，成为今日贵州交通的基础线路。
时至今日，贵州的生态环境优势成为其日益发展的动力，随着旅游资源的持续开发，更多的道路通往过去无法通行的深山之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一区域丰富的历史景观与人文景观，大多可以在其中找到“三次地理大发现”和历史上两种空间相互作用带来的影响，这一区域中各民族强健质朴的生命力与多元的文化系统，仍将在长久的时空中如群星一般闪耀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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