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國家、信仰、傳統，能構造出最強大和持久的“我們”，但仍然是接受的結果，而不是凝固的、不變的、實存的概念
劉洪波湖北仙桃人。長江日報評論員，高級記者。
一個活在當下的“我”，怎樣知道過去發生的事情，怎樣確信歷史上的事情真實發生過？這是一個看起來無厘頭，其實很深奧的問題。
一般地說，“我”相信歷史的真實，無外乎幾個原因。例如感知的連續性和記憶，“我”今天仍在處理昨天沒做完的事情，證明我昨天確實經歷某事；一件昨天做完了的事情，今天仍在影響現在的心情。例如歷史在現實中的跡象，一些長久的過去在現實中仍留下了投影，時間並不是風過無痕，而是把它的形狀投射到了現實之中，習俗和文化遺產在提示我們過去的生活。例如書籍，記載了“我”從未經歷的過去。例如口述故事，一代代講下來，“一直都是這麼說的”。例如考古材料，確鑿地證明了一些“我”未聞經歷的事情。
不過，所有這些，都不是不可質疑的。感知可能發生偏差，“我”怎樣相信一件今天仍在做的事情，一定是昨天未完成的工作，而不是前天？記憶可能產生疏誤，記憶中留下的可能是夢境、幻象。“我”認為的歷史投影可能有不同的解釋，就像一雙手和一隻兔子都可以在光影中形成兔子的形狀。書籍記載的未必真實，流傳中還會產生差錯。口述故事的不確定和不準確更容易發生。即使考古材料，也同樣有不同解讀，即使解讀無誤，也未必等於真實，因為一件考古物品在多大程度上代表某個時代的生活是大有疑問的，器物與生活不等同，而且同時代更多的器物不再存世，容易腐朽的器物可能更能代表當時的生活。
時間中發生過的事情，有些就是永久失去了，少量不隨著時間的流逝而消失的，也不再是原來的樣子。時間拋舍了世界上的絕大多數信息，才能留下一些人們能夠記下的東西，即使在現實生活中，“我”也與世界上絕大多數的人、物和事情毫無干係，唯其如此，“我”才能展開個人的生活。如果“我”全然掌握某個人的信息，就相當於“我”作為他而活著，因為那個人將完全充塞“我”，取代“我”，而“我”沒有時間的空隙可供展現。
至於“我們”，雖然可以確切地說在時間上不能算是虛無，但也很難說是實有。賴以形成“我們”的，是一些被確信的共性。“我們”與“我”是有聯繫的，但不同之處更多。每一個“我”，都是具體的生命，具體的存在者，但所有的“我們”都是一種結構。生物同類能形成“我們”，但一隻老虎與另一隻老虎之間、一群猴子與另一群猴子之間，極易形成格殺爭鬥。人類的“我們”很複雜，生物群類上，親族血緣上，地域關係上，文化傳統上，性情愛好上，信仰體系上，都可以形成“我們”。舉凡一切用以區分的東西，同時也就是一切用以類聚的東西，一切用以形成“你們”和“他們”的東西，都可以用來形成“我們”。
人類大同的理想是存在的，無分“我們”和其他的想法是存在的，但“我們”與“你們”、“他們”的分野是更加經常的。五月花號登陸美洲後，美利堅的“我們”幾乎把“他們”印第安人消滅一空，雖然還用感恩節來吃一吃火雞。今天世界上除了南極和北極，可能任何一片土地上，都曾經發生過“我們”與非“我們”血流遍地的戰鬥。如果說“我”不曾經歷過去，還可以肯定地說，“我”的祖先經歷過過去，他們穿過時間而把我拋到世界裡，“我們”則是可以完全是一個流動性的概念。《大唐西域記》記載了幾百個國家和城邦，就是幾百個政治和信仰共同體意義上的“我們”，現在同一處所上也生存著不少“我們”，這些“我們”與《大唐西域記》中的“我們”，即使地理和人種上無異，但文化上、信仰上、政治上、心理上已經完全不同，時間把“我們”重新配置了。
嚴格地說，“我們”不在時間中。“我們”沒有過去時，“我們”中的所有人，既沒有體驗過百年以上共同的過去，也未必有一起體驗過那個過去的一群祖先。一群愛好嘻哈的“我們”，沒有共同的嘻哈史，其祖先們也不會有共同的嘻哈經歷。“我們”與其說是一個客觀實在的所指，不如說是一個基於“接受”的所指。一些人接受某一種共性，從而形成了“我們”。而這一接受，有時是基於實有其事，更經常地是基於一起相信。“美利堅民族”這個說法，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它不同於任何一種經典的民族定義，但仍然被不少人接受，似乎只要接受美國製度、懷抱“美國夢”，就可以成為“美利堅民族”的一員。《大唐西域記》中描繪的人文景象，與今日同一地理位置上的人文景象，有著很大的不同，同樣在於“我們”在接受和相信上的改變。
民族、國家、信仰、傳統，能構造出最強大和持久的“我們”，但仍然是接受的結果，而不是凝固的、不變的、實存的概念。華夏文明形成一個強大的文明，在於歷史上越來越多的人接受它、發展它。今天的漢族人即使在人種學上也不是單一來源的，但大家都接受漢文化，並以之為母體文化，今天的中華民族更是不同種族、文化、歷史的人們結成的民族百花園，是一個以中國這一具有地理、歷史和文化意義的共性為紐帶而形成的“我們”。
“我們”顯示了“相信”的力量，這可以解釋一些明顯不科學卻仍然存在的群體類聚現象。恐怖主義者心中也有一個“我們”，這個“我們”有著對世界、對無辜與有罪的特別理解，從而產生對自己行為正義性的解釋，否則其超越生存本能的自殺式襲擊行為就不可理喻。
“我”的存在，因切實的時間體驗而不可否認，而“我們”說到底是接受和相信的結果。一個人可以決定自己屬於哪一個“我們”，但不能決定他作為“我”而存在，他把“我”變成“非我”的唯一方法是殺死自己。“我”是時間性的切己存在，無可選擇，而“我們”則是隨接受而異的構造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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