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人们差不多都是从范进和孔乙己身上去认识和评价科举制度的。确实，我们从他们身上看到了科举制度的荒唐和残酷，虽然只是文学形象，却实实在在地反射着历史。但若只用这些艺术形象来概括整个科举制度，又不免太轻率、太缺乏理性了。

试想，如果中国历史上没有科举制度，不通过考试来选拔治理国家的人才，那将是什么状况？其实，我们的老祖宗早就试验过。

最早在夏、商、周三代，采用的是世袭制，又叫“世卿世禄”，即通过血缘关系来确定官员的任用，还在娘肚子里，乌纱帽就给他备好了。这种方法简单节时，可弊病太多，当官需要才能和智慧，这可不能完全遗传。古往今来，“衙内”的口碑普遍欠佳，不是平庸之辈，就是逞强之徒，国家交给他们治理，老百姓不服，统治者也不放心。再说，父位子袭，等于剥夺了君主对官吏的任免权，既有碍于中央集权，也不利于贯彻政令。

于是，东周出现了招贤纳士制度。这种办法在战国时代最流行，各国君主为了在动荡的局势中维持和扩大自己的势力，作出“礼贤下士”的姿态，不分出身贵贱，广揽人才。如秦孝公革新内政，下令求贤；燕昭王筑黄金台，礼聘天下贤士；平原君、信陵君、孟尝君、春申君等各有食客数千。各国用这种办法确实网罗了不少人才，商鞅、蔺相如都是通过这个途径显示才干，登上将相高位的。但是招贤养士的随意性太大，缺乏严密的考核程序和制度保障，鱼龙混杂，沙泥俱下，鸡鸣狗盗之徒、滥竽充数之辈混迹其间，漏洞不小。

后来，秦汉开始实行察举制，由州郡地方官通过考察向朝廷举荐人才，叫做“举孝廉”。魏晋开始，为了慎重，再由中央派出“中正官”分赴各地，将被举荐的人分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九品，根据这种等级来决定任命官阶的高低，这就是在当时通行的九品中正制。这个制度看起来比较完整严密，如果能认真贯彻，也不失为一种好的选才办法。但具体操作起来，毛病也不少。首先是那个“中正官”不中正，往往仍以门第出身作为唯一标尺。正所谓“高下逐强弱，是非随兴衰”，“强者”、“兴者”自然多是豪门世族出身，哪有平民百姓的份！这就必然会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从无法考证的原始社会的“选贤授能”，到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两千多年来，统治者在选才问题上费尽心思，想尽办法，也没有找到一个公正无漏洞、完美无弊端的制度。最后，终于制定出了科举考试制度。

这实在是个无奈的选择，但这也是个正确的选择。

科举制度的实行，打破了豪门世族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把执掌政治管理大权的官吏职务向普通民众开放。“学而优则仕”，只要你能考上就有官做。不分地区，不分年龄，不分民族，不分出身，机会几乎均等。南宋绍兴年间，有个名叫陈修的人高中榜眼，宋高宗接见时见他已须发花白，问他多大岁数，他答说七十三岁，又问他几个儿子，他答说还未娶妻，宋高宗便把宫女施氏嫁给他。洞房花烛时，有人写诗戏曰：“新人若问郎年纪，五十年前二十三。”除他外，还有更大年岁才考取功名的。可见，再老也不迟，只要你有参考的热情就有机会。据历代科举考试情况看，社会地位低下的贫寒之士考中的比例比出身权贵者更大。

读书人是社会中最活跃的部分，他们的知识文化如果没有派上用场的机会，很可能给社会带来麻烦。现在有了科举制度，大家一心去考试求官，博得闻达，就不会再多想。他们皓首穷经，寒窗苦读，“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只想着那朦胧的远处有个机会在等着他，即使有所怨愤，也能克制和隐忍，然后在期待中消解，不至于跟政府及权贵们对抗。这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科举制度最值得称道的，还在于选才时把文化水平放在首位，能考上的人大多数都熟读经书，有一定文化根底。他们从政后，对官吏的整体素质，乃至对全民族文明程度的提高都有助益。

科举制规定还要考诗赋文章。其目的自然不是为了选拔诗人、作家，但是却把无数考生吸引到诗赋文章的学习研究上，这对中国文学的繁荣发展起了相当大的推动作用。仅在状元中就出现陈子昂、王维、贺知章、张九龄、张孝祥、陈亮、杨慎等文学史上名垂千古的人物，进士出身之文学家更是数不胜数。

由此看来，中国在科举考试上以文化素养作为唯一录取标准的做法，在历史上是进步的，就是今天的读书人想起来都感觉温馨。当时，连外国人都对我们这种“文官选拔制度”赞叹不已，说这是中国的“第五大发明”。

范进和孔乙己

说到这，也许有人会问：你把科举制度说得这么好，那范进、孔乙己的悲剧如何解释？

首先，笔者并没有过分夸大科举制的作用，而是从整个历史脉络着眼，客观地对其进行分析。相反，提问的人应该先回答：你对科举制真的不存在偏见吗？比如上文中提到的老状元陈修，若放在现在，恐怕会被宣传成“锲而不舍”、“勇于追求梦想”、“老而弥坚”的精神典范，只因其参加的不是公务员考试而是科举考试，人们才会对其进行讽刺性地评价。说白了，都是把从语文课角度解读范进和孔乙己当成从历史课角度解读科举制度的观念给害了。

其次，范进、孔乙己的悲剧固然与科举制相关，但他们自己的责任难道不该反思吗？现代高考制度已日趋完善，照样逼疯了不少学生，难道就该对现行考试制度全盘否定？

孔乙己在考场上拼搏了大半辈子“连半个秀才也没捞上”，若是稍清醒些，就应该为自己考虑一条后路，可他放不下“长衫客”的架子。这跟前些年没考上理想大学的学生流行复读类似！他本来家穷，又好吃懒做，已沦落到讨饭的地步，还不肯面对现实。他到丁举人家混口饭吃，又顺手牵羊做偷窃之事。丁举人私设公堂打断他的腿固然不对，但他做的事终归不体面。显然孔乙己的个性品行，才是造成悲剧收场的主要因素。

也许又有人说了，封建思想对孔乙己毒害太深，他已彻底变异扭曲，无法改变了，其根本罪恶还是在科举制度。孔乙己从小受“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学而优则仕”的调教，中毒太深乃是事实。但清朝末年那些八旗子弟所受的特权思想教育难道不深吗？清政府垮台，铁杆庄稼被一笔勾销，人家不也想方设法自谋生路吗？

再说，如果我们细读《孔乙己》就会发现，陆逊对孔乙己虽有同情，但更多的是批判，不但是对科举制度的批判，也有对孔乙己个性的批判，有一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愤慨。而且愚以为，从整篇小说来看，鲁迅批判的锋芒，或者说重点，其实并不是科举制度，而是通过对孔乙己在奚落、嘲笑与欺凌中死去的不幸遭遇的描写，去批判那个如冰窖一样冷漠的社会以及当时的中国人麻木昏沉的国民性。我们从鲁迅所处的时代背景来看，当时文人志士的首要任务也不是总结封建社会的遗毒，而是唤醒中国人的爱国情怀及中华民族的团结与忧患意识。

至于范进的悲剧，本是一件不该发生的成功者的悲剧。考中的举人反倒精神失常，疯了，其实这只能怪他自己太脆弱。举人只是个中级功名，只能派任八品以下吏员，要考上了进士才有当七品芝麻官的资格。试想，如果范进考中的不是举人，而是进士甚至三甲，岂不马上血压升高脑梗而死，岳父大人有再大的本事，也唤他不醒了。

正常的心态往往是考中以后按捺不住的欣喜得意，但也有沉着冷静的。比如有个叫韩偓的举子考上了进士，第二天骑马参加聚会，这本是高中者最得意的时候，但他写诗抒发自己的心情时却这样写道：

清寒著背雨凄凄，九陌无尘未有泥。

还是平日旧滋味，漫垂鞭抽过街西。

也许是故作姿态，但能写出这般潇洒平静诗句的人，谅来是不会发癫发狂的。

俗话说，考场如战场，胜败乃常事。拿时下来说，高考制度恢复多年来，每年考取的和落榜的数以百万计，也偶尔听说有发疯的、轻生的，但谁也不能因为个别事件把高考制度全盘否定。而你之所以全盘否定科举，正是因为你对它有偏见。你之所以对它有偏见，则是因为在念书时你的语文老师过度解释了《范进中举》和《孔乙己》这两篇文章，代替你的历史老师来给它的历史功过下了错误的定论。

政治压迫科学

就像笔者期望各位不要全盘否定科举一样，我自己也不会全盘肯定科举。

科举自然不是十全十美的考试制度。不仅如此，它的弊端还很多；不仅弊端很多，随着历史的发展，这些弊端还越来越明显，越来越严重。

首先是考试内容。起初，科举还有算术等自然科学科目，到后来则完全固定在政治方面。即使考诗文，也不是为了选文学家，还是选官吏。这种单一化导向，把千千万万书生都驱赶到政治管理的独门专业上。我国古代虽然有辉煌的科学成就，却长期停滞不前，这与科举考试内容的狭隘不无关系。隋唐以来，我国历史上出现的大政治家、大文学家，几乎都是科举出身。其他领域，诸如数学家李淳风，医学家孙思邈、李时珍，发明家毕昇、宋应星，地理学家徐霞客，农学家王祯等，都与科举无缘。重科举、轻科学已成为朝野共识。

清末光绪年间，清政府根据贵州学政严修的建议，决定在八股取士外开设经济特科，考内政、外交、理财、经武、格物、考工六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七月，光绪亲自主持考试，梁士诒考中一等第一名，杨度考中一等第二名。但慈禧却听信了“梁士诒是梁启超的兄弟”的谗言，所谓的“梁头康足，其人品可知”。慈禧本就对维新党人恨之入骨，听说后，不问情由就把初试大臣撤了职。梁士诒自然不敢参加复试，杨度也因在试卷中大谈新学，有维新之嫌，不敢参加复试。本意在减轻政治分量的这场考试，却因政治的压力而变了味，成为科场笑话。更可笑的是，梁士诒与梁启超根本不是兄弟，虽然都是广东人，但一个祖籍三水，一个则出身新会，连小老乡都说不上。一场严肃的考试竟闹得如此荒唐，其结果可想而知。

科举的第二个弊病就是重理论、轻实践。它讲究读死书、死读书，最后自然不免读书死。有幸活着冲上去的，从州县考试到殿试，都是耍笔杆子、卖嘴皮子，一套套安邦定国之策全是纸上谈兵。成天埋头读书的考生莫说处理复杂多变的国家大事，就是在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面前，也往往束手无策，连他们自己也承认“百无一用是书生”。可就是这些毫无处事经验的书生，一旦考上，立即被委以官职，或调停钱粮，或管束税务，或参与政事。中国官场上历来存在的官僚主义、文牍主义，及普遍流行的办事呆滞、效率低下、教条化、程式化等诸多积弊，都与科举制度有关。我们看戏曲中县官审案，往往不是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而是灵机一动，耍些小机灵、小智谋，什么冤假错案立即真相大白。书生们就是靠这类小聪明踏入官场的，又岂能把国家治理好，把百姓照顾好！

热情烤焦亲情

科举制度的长期实行造成的最严重的问题是民族心理的变异与失衡。

历代帝王都以超乎寻常的热情投入到对科举考试的指导与管理中，每个大比之年都要发诏书，下命令，任命一批官员，组建考试班子，以示隆重与严密。据《菽园杂记》记载，明洪武四年御试，任命和调集中书省官、读卷官、监试官、对读官、礼部提调官以及御史、编修、尚书等各类负责官员二十余人。而在日程安排上，二月十九日廷试，二十日午门外唱名，张挂黄榜，除授职名：第一甲三名赐进士及第，一名授员外郎（从五品），二、三名授主事（正六品）；第二甲十七名赐进士出身，俱授主事；第三甲一百名，赐同进士出身，俱授县丞（正八品）。三月一日皇帝亲试策问。三月三日，文武百官聚集殿上，锦衣卫两边侍立。鸿胪寺官员唱名，礼部官员捧黄榜，由鼓乐队引导出长安门外张挂。顺天府官员用伞盖仪从送状元游街。四日，赐宴礼部。五日赐状元朝服冠带及进士宝纱。六日，状元率众进士上表谢恩。七日，状元和诸进士再拜孔庙，经礼部奏请由工部在国子监立碑题名……礼仪隆重，铺张而繁琐，无外乎为了造声势、营气氛，表明天子对这件事的重视，让众进士领略一下浩荡皇恩，以后更好地对朝廷尽节效忠。

既然皇帝如此看重，考上的进士们更是热情高昂，把礼数也做周到，如拜谢考官，参谒宰相，参加杏园宴、闻喜宴、月灯宴等各种宴会，以及游江观戏，赏花题诗，好不热闹，好不风光。正是：

二十八人初上第，百千万里尽传名。

又如：

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遍长安花。

一些商人也趁机大发进士财，唐时长安办了个叫“进士团”的商业服务机构，专为留居京城的进士租房子，办酒宴，跑腿听差，喝道开路，生意红火。

得意也只是暂时的，之后是趾高气扬、目空一切，是对过去付出的追偿、索赔。“多年的媳妇熬成婆”，该他扬眉吐气，给别人脸色看了。

清乾隆年间，江西南昌出了个状元叫戴衢亭。他自幼聪慧，勤奋好学，是闻名乡里的大才子，但一连考了三十年，连小小的秀才都未能考上。这年县试，又榜上无名。明知是县太爷作怪，于是众朋友替他出钱买了个秀才，这才取得乡试资格。凭借惊人的毅力和满肚子的学问，短短80天中，他接连参加乡试、省试、殿试，每次都考第一，“连中三元”。皇帝钦点他为头名。戴衢亭衣锦还乡时，县太爷自知理亏，挂冠而去。但戴衢亭仍感怨气未出，写了副对联高挂在故乡的祠堂上。

三十年前，县考无名，府考无名，道考又无名，人眼不开天眼开；

八十日里，乡试第一，京试第一，殿试亦第一，蓝袍脱下紫袍归。

这对联虽有几分狂傲，但还算有分寸，无伤大雅。然而有的人就按捺不住了，如《唐摭言》中记载的王泠然，很有代表性。

王泠然考中进士后尚未得官，给当御史的老朋友高昌宇写了封信。信上说：你现在身居高位，我有两件事相求，一是希望你在今年内帮我找个女人，二是希望你在明年之内为我谋个官职。如果你帮我解决了，我感激不尽；如果你贵人多忘事，不帮我这个忙，也没关系。我已及第，当官是迟早的事，说不定有天我与你并肩台阁，共处高位，那时我侧过头来看你一眼，你一定会感到后悔，甚至向我道歉。不过，请你放心，我会给你好脸色看的。

其实，想写这种信的人何止王泠然一个？

考生的后面是家庭，是社会。全民族都被网进了这个“科举情结”中。古书《玉泉子》里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某地方官设宴，请某将军携家人参加，将军有个已出嫁的女儿也来了。这个女儿嫁给了一个叫赵琮的书生，因多年考不上，十分潦倒。将军女儿愧对众人，其家人也感到脸上无光，于是在她的棚座前挂了块帷帐遮羞。宴会进行中，突然一骑快马奔来，报告赵琮考中了进士的消息。将军大喜，高呼道：“赵郎及第矣！”忙命家人撤去帷帐，还为她重新梳妆打扮，扶出来与众同坐。这时，她容光焕发，得意洋洋，好像一下子从黑牢里走出来了一样。

当时，整个社会都在发烧。那时没有歌星、影星，状元、榜眼、探花、进士、举人乃至秀才，就是“发烧友”心中的“星”。热浪滚滚，把本应纯洁温暖的人情人性也都烤出了焦臭味。

功名场上悲苦多

科举成全了许多人，但也铸就了更多的人间悲苦，因为能考中的毕竟是少数。可是人们都不愿放弃那美好的愿望，所以，“公子落难在街沿，小姐赠金后花园。终身私定去赶考，状元及第大团圆”这类喜剧，一代代、一出出不停地在科举的舞台上演，而更多的悲苦却被历史的帷幕淹没，只要稍稍撩开一角，就有看不完的催人泪下、凄惨哀伤。

据《唐摭言》中记载，有个叫公乘乙的人离家赴京赶考，屡屡失败，十多年未回家。因他生了一场大病，家乡人传言他死了，其妻千里迢迢赴京奔丧，两人恰好在路上相遇。他见一个疲惫衰老的女人骑在驴背上，有点像自己老婆，但又不敢冒昧去认；他老婆也看他面熟，却因多年未见，认不准，托同路人一问，果然不错。于是夫妻相认，抱头痛哭。

据《南部新书》记载，有个名叫杜羔的考生，久试不第，正准备回家，正好收到了妻子来信，信中有诗一首，曰：

良人的的有奇才，何事年年被放回？

如今妾面羞君面，君若来时近夜来。

若因此说这位妻子狠心，倒也未必，因为社会舆论压力实在太大，她快感到承受不住了，于是写诗刺激丈夫一下，叫他坚持到底。

当然也有想得开的，比较了一下，认为还是夫妻恩爱胜过功名富贵，比如唐朝进士出身的诗人王昌龄《闺怨》一诗中写道：

闺中少妇不知愁，春日凝妆上翠楼。

忽见陌头杨柳色，悔教夫婿觅封侯。

杂史中还有个浪漫色彩很浓的悲剧：福建泉州人欧阳詹，考上进士后去山西太原游玩，与一名妓女相识，倾心相向，约定终身，说好回京城办完事后来迎娶，后来因俗务缠身未按期归来。那妓女苦苦相思，终于一病不起，弥留之际剪发留诗，以明心志。欧阳詹到太原后看到发诗，止不住嚎啕大哭，也因过分悲痛而死去。

至于众多落第举子的羞愧凄苦，更是自不待言。他们许多诗作就是写这种感受的，比如：

落第逢人恸哭初，平生志业欲何如。

鬓毛洒尽一枝桂，泪血滴来千里书。

又如：

十年沟隍待一身，半年千里绝音尘。

鬓毛如雪心如死，犹作长安下第人。

再如：

寡妇携儿泣，将军被敌擒。

失恩宫女面，下第举人心。

读了这类诗我们会发现，他们的悲剧不仅是落第后的凄惨和悲痛，更在于他们毫无醒悟，至死不回头。他们虽然恸哭泣血，有的且已白发苍苍，但仍要孤注一掷，拿自己的青春与生命作为赌注去与命运较量。而等待他们的，很可能又是一次重复。

而范进和孔乙己，大概也只是如此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