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中的小飞
按理说会！而且前期的确出现良币驱逐劣币现象。
从宋朝始，中土已经出现铜荒、银荒现象，中土范围内的已知铜矿、银矿已经进入“枯竭”期（主要是边疆区域的银矿没有发现，比如南宁凤凰山银矿是到清朝才发现并开采的）
宋朝缺银、铜（金就不用说了，唐朝更缺），根据《宋.食货志》赋税篇，宋朝的赋税就没把银子当成赋税主要收取对象。如下图所显示
也就意味着宋朝的国家财政收入是通过实物加铜钱作为赋税根本的。（所以那些影视剧里，宋朝用银子，可以鄙视一把编导了）
蒙元一统后，一样缺银子。
南海考古经常发现元朝青花瓷；还有朱棣刚靖难成功，就可以组织如此大规模的船队出海。其实是因为蒙元朝廷缺银子。
南开大学李治安教授曾说过：“元朝的存在反而促进了科技精品的发展。”原因很简单，元朝时期，工匠、工坊“国有化”，为了追求精品，可以不用理会残品率及成本。“所以唐宋朝之前的瓷器没有元青花瓷漂亮，而明朝宣宗之后，再无青花瓷。”
而青花瓷最好的销售地就是占据中东（现伊朗地区）的伊尔汗国，同样青花瓷所需的矿物质在当时也只有这地区生产。
但海上贸易根本无法满足如此庞大的帝国财政及支出，尤其是蒙古人对钱财的热爱，以及军事战争的支出。
所以早在忽必烈只是漠南诸王之首时，就已经允许王文统根据前人的基础，设置出一套纸币制度。（这套制度其实很现今，理念跟起拜年后英国牛顿设置的金本位如出一辙）。
只是王文统因多重原因，被忽必烈杀掉后，纸币制度就崩之一溃，色目人虽然懂得理财却不懂纸币，因此滥发、频发纸币。也让纸币和通货膨胀成为元朝覆灭的根本原因之一。
明承元制，在早期为了应付铜、银荒所导致的货币崩溃所导致的财政贫瘠现象，朱元璋同样也通过发行纸币（大明宝钞，后都用纸币来书写本文）来“平衡”财政收入及军费等支出。
只是朱元璋及其后来者均因为历史局限性，同样犯了色目人阿合马的错误，滥发、频发纸币。以及金银可以兑换纸币，但纸币不能随意兑换金银，而且还用纸币来作为政府机构的俸禄来发，但又拒绝收取纸币作为赋税。
这完全与王文统的银本位纸币政策相背弃。所以元朝被推翻了，只是明朝运气好，全球刚好进入大航海时代。
14世纪-15世纪时期，明朝主要还靠与日本贸易获取白银（量虽大，但依旧不能满足帝国需求）。到了15世纪末，也就是万历时期，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的商船从南美洲获取白银，却将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白银“送到”明朝，进行丝绸、茶叶、瓷器的贸易中来。
因此在这段时间，明朝废除了纸币政策（再不废，连厕纸都不如），而是承认了货币白银化。
也就是之前提到的良币（白银）驱逐劣币（纸钞）的历史阶段。
为什么如此多的白银，并未能造成明朝通货膨胀
“民以食为天”！可根据《明.食货志》来看，从宣宗到崇祯元年，明朝的大米价格一直稳定在0.5两左右一石。
请注意，是白银0.5两，而不是大明宝钞这一纸币。这也间接说明大明王朝的百姓，对于白银的认可。
这也造成了流入的白银无法形成冲击的原因之一——百姓囤积白银。
白银是明朝的通硬货，当贸易得到的白银，作为获利的海商并没有将白银作为在帝国时运用的货币，而是铸造起来囤积起来，以作为子孙后代保身立命的根本所长。
这是没办法的，因为谁叫商人在明朝地位低呢，除了买房买地之外，出门连丝绸都不允许穿，还不允许奢侈代步等等。而且还要防止不能留给把柄于他人，以免的银子全缴纳充公（沈万三就是个例子）。
哪怕是流通出来的白银，也不能满足帝国的日常交易，因为百姓同样也学习商人囤积一部分白银。甚至连赋税都主要以实物为主。
最后竟然出现国家国库空虚，而大明的百姓富裕现象（与宋朝刚好相反）。
一条鞭法使得白银虽然流通，但抑制了物价
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最大确定是没有完全开海禁（其实明朝所谓的海禁是禁止大明商船，却不禁外来商船和走私）和开商禁。
一条鞭法不多说，这里只说一点，由于只收取白银作为赋税，农民的农产品集中上市，需要兑换成白银缴纳税收，致使了市场粮食饱和，反而抑制了物价。
明后期白银限流
日本进入了幕府时代，幕府的闭关锁国，虽允许明朝海上，可也一样只开几个口子，使得交易成本增长。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西班牙人在菲利宾对屠杀劫掠华人。
明朝军费支出爆增
万历时期的三大佂、辽东建州女真的崛起、设立九边等等，使得军费所占据国家财政收入的一半甚至是以上。
这种情况也致使明朝政府如同散财童子，过手财富。
斐駺
其实明朝时因为白银流入，而造成造成白银贬值的问题，其实很早就有学者讨论过了。
黄仁宇在讨论明末经济问题的时候就明确说过过，白银货币化进程中，明代的西北地区受到了极大地伤害。
首先，由于白银流入是不均衡流入，东南沿海地区白银多，西北地区白银少，但是全国的物价指数波动是传递性的。比如说东南沿海白银多了，米价下降了，但是对应的铜钱对白银的比重就会上升。因为白银可以兑换成铜钱，白银一多，自然就显得铜钱变少了。
这一问题传递到西北等白银稀少的地区，一斗米对应的铜钱下降，农民收入锐减，所以当地农民的生活就会产生非常大的问题。另一方面白银普遍流入北方，而且加重了各地官员的贪腐。北方遍地贪官，农民自然没法生存。
其次，白银货币化和大量流入还加重了朝廷对南方的压榨力度。实际上，南方的普通百姓在这一过程中受害最深。因为明朝在南方有大量税粮要收缴。根据一条鞭法制度，大部分的税粮都换为了银子收缴，但是苏淞地区承担的400万石的税粮，大明官方是不予白银兑换收纳的。换言之，大明官方对于苏淞地区是特殊对待，当地百姓一直呼吁能够上交白银抵扣粮食，但是官方不允许。这样一来江南的白银大量积压在手中，导致江南物价增值更加严重，导致明末江南也出现了经济危机。
所以说白银的流入对于明朝来说是双刃剑，一方面刺激了商品经济的繁荣，另一方面干脆就直接导致了明末经济危机加剧，直接让整个明朝政府陷入了一个怪圈，赋税增加，流民四起，官军剿灭需要更多银两，赋税继续增加， 流民继续扩大，所以流贼越剿越多，最后彻底失去控制，可以说明朝是灭亡于白银也毫不为过。
那么问题来了，明朝这种贬值是不可逆的吗？清朝就很有效的解决了这种问题，清廷使用屠刀让江南富豪交出了手中的白银，这样一来江南的银子就可以大批转运到西北。这个方法血腥，然而有效，平衡了全国白银，流通自然就解决了。
冷兵器研究所
在明朝的时候，随着世界第一次全球化的运动，大航海时代的影响。世界性贸易进入了新的繁荣时期。西方的冒险家纷纷来到亚洲，建立殖民地，通过贸易和掠夺来获取巨额的财富。在这个贸易中，与明朝的贸易占了极大的比例。
有人开玩笑的说起那个时代。中国的前辈们，用泥巴捏个东西一烧，或者在树上摘点树叶，养些虫子一缫丝，织一下就直接卖给外国人，就换来大把的银子。这个说法虽然有点夸张，但是反映了当年的一些实况。
在当年，西班牙、葡萄牙和荷兰豆来到了太平洋地区，与中国进行贸易是它们主要的目的。而当时的明朝，虽然还处于海禁状态，但是，在全球贸易浪潮下，也深深卷入其中。
在对外贸易中，明朝商人除了香料外，主要收取的就是银子。由于中国在丝绸和瓷器等方面无以匹敌的制造业和出口，与任何国家进行贸易都是顺差。这就逼迫那些外国商人，不得不用银子来和中国商人进行交易。这使得中国为银的入超国家。
在这些流入的白银里，以日本、西班牙的白银为主要来源。据美国学者弗兰克的估算，在16世纪至17世纪中叶，流入中国的白银数量大体如下：
当时美洲生产的白银30000吨，日本生产的白银8000吨，总共38000吨。这些白银中最终流入中国的白银为7000到10000吨。
换而言之，就是当时的中国占有了世界白银产量的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换算成中国的算法就是大概3亿两白银流入了中国。
按理说，这样大批的白银涌入中国，肯定会造成白银的泛滥，使得白银贬值。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白银的价值一直是在一个比较稳定的范围内波动。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是因为，白银在中国，它不仅仅代表着商品，它还担任着货币的角色。在中国，白银、黄铜都是贫矿。由于实物的不足，明朝初年，货币是以纸币的形势流通的。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使用的是宝钞多少多少贯。这种纸币虽然是官方发行，但是没有贵金属做抵押，当然信用极差。
而白银的流入，恰恰弥补了这一缺陷。随着白银这种具有保值作用的贵金属的普及，它自然而然的起到了货币的作用。也由于这一优势，后来明朝实行“一条鞭”法的时候，就确立了明朝银本位制的地位。白银成为明朝的通用货币。
在庞大的明帝国，要用白银去替代那些滥发的宝钞纸币，是一个巨大的数量。这就需要大批的白银进口。再加上赋税、贸易等方面，就需要更多的白银。
这样一来，从国外流入的白银就正好填补了这个巨大的缺口。比如前面那个进口的白银数量，恰恰和当时国家国库税银收入的总和相当。这后面代表着一些深刻的含义。
而作为国家的货币，国家就需要以国家机器为后盾，对白银的价格有一个基本的规定。比如在国家的法令里，交的赋税折合的价值也就成为了国家对白银价值的指导价。这也有助于白银的价值稳定。
这样一来，由于政府的干预和市场的需要，再加上每年的入超的白银和社会增长的生产总值上有着微妙的平衡。这一切都使得白银在中国一直保持着比较稳定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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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笑春风
从海上贸易的规模来看，明朝的海运贸易规模应当是在宋代之上的。而且宋代同样没有幸免，也一样被输入资本所剥削。可以说宋代经历几次重要机遇，都没能把握住收复北方。很大程度上，灭亡真实原因并不是文官集团的懦弱或者缺马之类的借口，其实是输入资本的剥削。由于贸易地位上的天然优势，明代在进出口贸易上，处于完完全全的入超地位。就是出口远大于进口，贸易优势巨大，资本不停流入，当然主要是白银。南洋的商人，还有经由印度西北口岸，往红海经地中海贸易到欧洲的商人，他们当时有什么东西可以出口给明朝？除了弗朗机和一些印度香料外，几乎没有。
而明朝出口的纺织品，陶瓷，茶叶，竞争力无可匹敌。因此，白银当然会持续不断的流入。白银作为主要硬通货之一，持续流入带来的后果就是通胀。货物流出，白银流入，无法阻挡的结果。当时织造局已经有几百人集合的手工作坊，必要时可以召集上千人规模，据考证，是已经有所分工的，效率很不错。而且朝廷所有的织造局并不是主力，民间作坊大规模兴起，贸易商户很多。因此，东南沿海，得到了源源不断的输入资本。最关键的事情是，最初这些资本，不上税。
明代的税收结构比较落后，以农业税为主。万历也曾经重视过商业税这个问题，往发达地区派过许多税务监督。但是，有功名在身的，不用交税.....而税检也免不了碰上各种糖衣炮弹。因此实际上征收商业税，在明代被变形为针对国内流通的小工商业和小买卖人的重税。而大宗的海上贸易资本则享受超国民待遇豁免权。
明朝初期，没有什么白银，靠的是没有保证金的纸币，很快就变为主要靠铜钱了，因为那时候禁止开采银矿。但是银子的信用依旧好过铜钱，到了海上贸易繁荣时期，日本和墨西哥等地开采出来的银矿，源源不断的流入国内。明朝实际上基本变为银本位。而万历时期，重新开设矿监，开采国内银矿，也更加加大了白银的数量。此时，一条重要的改革方案出台了。
就是张居正著名的一条鞭法......张居正那条鞭啊，啊不是，张居正的改革制度，实际上是将征税基本全部改为流通货币，取消各种实物抵扣，明确账目和审核监督，任务预算等。大大提高了朝廷收入，降低了中间做手脚，账目混乱的事情出现率。很可惜，这条条款大大充实了万历国库的同时，也给明朝的灭亡埋下了重要导火索。当硬通货转变为白银之后，明代的税务官僚们对农民们不再接受铜钱，主要收取白银。而白银匮乏的农民阶层，尤其是西北那片，全都得找人兑换白银才能交税。因此，兑换白银，成了白银资本集团又一个重大牟利机会，而且经过一定操作，可以规避许多税收，又不让税检难做人。
高峰期，西北往东南跑生意的人，个个都有兑换白银的副业。沿海白银资本盘剥他们一重，他们再盘剥内地农民一重。这是流民产生的初期导火索。而沿海白银资本利用货币流通优先地位，资本力量，对土地进行大规模购买。也是无地流民的重要起源。
当阶层分化开始的时候，白银在资本家阶层，还有地主，比如明代的那群藩王们手里，是不停的通胀。而在中下阶层百姓手中，却是不停的紧缩，税务的盘剥和购买定价权的差异，使得财富分化往极限走去。而官僚阶层，比如东林党等货色，极力的阻止了税务制度的彻底改革。因此，白银在南北地区冰火两重天。
在刚开始的时候，还能有些许流通出来。因为资本集团购买物资，土地，各种服务，使得白银还有一些流通。但是那个时候，白银属于通胀期，通胀期间，提前购买者是占便宜的。而后来，日本率先闭关锁国，白银来源少了一部分。而白银资本集团的资产负债表扩张也达到了一定程度，开始放缓。
这下子可惨了，白银一下子由通胀转变为通缩。在北方地区尤其通缩的厉害。白银资本集团开始积极储备白银，作为保值贵金属。而越储备，就越升值，北方就越缺乏白银，越通缩。一通缩，白银就难以完成税收，小工商业也开始大规模萎缩.........而由于权力结构和税收制度，更沉重的压力开始压向中下阶层。于是，恶性循环开始了。
中下阶层压力越大，白银越从他们手中通缩出去。他们越通缩，白银资本集团的议价能力和话语权，以及掌握的生产资料就越多。再循环回来，中下阶层可使用于产生经济物资的生产资料和条件就越少，就更通缩了。
反复恶化之下，终于发生大规模的崩盘。天下皆殁，覆水难收。白银的先通胀，后通缩，一前一后，倾尽天下。白银资本运用自己的能力，也使得朝廷税源越来越少！实际上，大旱，后金，乃至于鼠疫，都只不过是骆驼背上的一根草而已。白银资本，早已将大树内部慢慢虫蛀空了。
这些都只是高潮的前奏，真正值得研究和探讨的事情，更多属于大灾难下，各个国民阶层所作出的不同的选择。在社会分配制度的主要推动下，明王朝走向崩溃。在这个过程中，白银资本集团做出了什么样的抉择呢？在明朝廷极度缺乏白银饥渴白银，需要大量资金做事的情况下，大资本家们宁愿死死抱着自己的白银，也一个子儿都不借给崇祯。
李自成在北京就血腥征收了一批人，相当一部分权贵家破人亡，一贫如洗。相信他们临死之刻，只会默默的想，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借一半给崇祯和比起被人用屠刀抢走一半，岂不好太多了？可惜这世上没有后悔药吃。
一个是侥幸心理，认为即使改朝换代也可以投靠新老大，却没有想过，积累多年的愤恨，贪婪的屠刀，对不公的控诉，怎么可能轻易放过他们？另外一个是外逃心理，北京丢了，我去南方行不行？行，当然行。我带上全副身家去南方，损失不了多少，比捐一半给崇祯强啊，到了南方，又是同样的两种思路，别看明王朝有很多有骨气的子民拼死抵抗，被屠杀。实际上，还有很多，登船逃亡东南亚。
这叫什么？这就叫做负方向博弈，如果要他们立刻在眼前损失部分利益，以免疫很可能即将到来的重大损失。那他们宁愿做出负方向选择。因为崇祯和朝廷没得选，他们有的选可以投降，可以跑，或许最后结果一样惨烈，但一方概率为零，自己这边无论如何还有部分几率全额逃脱。
科学事实证明，博弈双方的主要筹码并不是强弱，而是几率，几率占优的人，大多数时候都处于博弈优势方。最终，在资本利益的博弈下，中华民族最终得到了一个几千年来最惨痛的结果，最糟糕的事情。那就是满清入关。
浮白墨客
总说通货膨胀害人，总是通货膨胀引发经济危机，这主要是因为纸币被广泛使用。纸币以国家信用为背书。所以纸币的本来价值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纸币的象征意义和信用价值。信用这东西，任谁都会滥用，而从来不会不用或节制使用，所以动不动就通货膨胀。
但是，要知道通货紧缩比通货膨胀更可怕。
别被这些名词概念吓住了，简单一点儿说：通货紧缩就是市场上没有可供使用的货币了，干啥都要钱却干啥都没钱。
这时候是最可怕的，尤其是对国家。
就古代中国而言，基本上就没有通货膨胀的问题，全是通货紧缩。这是一个千年来，任谁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朱元璋胡乱发行纸币，是特例，这不能算。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明朝时如果国外白银大量流入，根本不用担心白银贬值，因为庞大的中国市场和当时的最强生产力完全能够消化。
明朝，最该担心的是白银不够而货币不够，继而引发的通货紧缩。
1.国外大量白银流入是既成事实，而不是假设问题
国外大量购买明朝的茶、丝和瓷而白银大量流入中国，这不是一个假设问题，而是一个真实历史。
随着地理大发现和海洋贸易的大发展，明朝的丝绸、茶叶和瓷器成为当时最为畅销的产品。
发愁的不是大明朝的产能不足，而是国外有没有足够的白银来购买。
而美洲和日本的两大银矿被发现，整个世界市场突然获得了足够的货币消费能力。于是，大量的白银汹涌地流入大明朝。
于是，明朝的经济立即被激活，市场上有了足够多的白银，立竿见影的效果就是国家有钱了、老百姓有钱了。
2.正是因为白银的大量流入，才实现了大明繁荣
从内部视角来看，明朝前期繁荣是因为元末战争之后的百废陡兴，明朝中期繁荣是因为张居正的财税改革。
但外部视角来看，则是因为国际白银的大量流入，使中国市场获得了足够多的货币。
最形象的例子莫过于电视剧《大明王朝1566》。一开幕就是国家最高财务会议，归根到底一个字就是钱、两个字就是银子。
对付满清和蒙古要用钱，对付南方倭寇要用钱，朝堂和宫廷、皇帝与大臣都要用钱。
钱和银子从哪来？于是，开始推行改稻为桑，大量生产丝绸，而丝绸当然不是卖给国内而是卖给国外，让欧洲人、日本人以及中东人拿着银子赶紧买，而大明朝要的就是他们的白银。
没有外国人的白银，大明官员的工资都发不起了。这当然有影视剧的夸张成分，但能够反映出的问题就是银子不怕多就怕少。
3.没有国外白银的流入，大明朝举步维艰
满清入关，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当时的小冰河期，北方气温骤降所以游牧民族要南下。
但是，世界是复杂的，而系统也是复杂的。
很少有一个原因就能摧毁一个庞大系统，大明朝就是这样的庞大系统。
小冰河期，满清不好过而明朝也不好过，关中遭灾而李自成起义，国内流民遍地。
这也是一个因素。
还有，就是大明朝遭遇了货币危机和通货紧缩。1618年到1648年，欧洲爆发了“三十年战争”，而北美白银的开采和流通就是欧洲人主导的。既然欧洲打仗了，那么白银只能往欧洲流，因为打仗要花钱，丝绸毕竟是奢侈品，战争才是关键。同时期，日本开始对白银实施管制，把大量白银用作军费来侵略朝鲜。
外部白银的减少，导致了大明朝的经济紧缩，而接下来就是因紧缩而起的经济危机。
当真是干啥都用钱，赈济灾民用钱、安抚流民用钱、抵御满清用钱。
但是却干啥都没钱，种茶赚不来钱、卖丝赚不来钱、瓷器也赚不来钱。
银子是大明这个庞大经济系统中流淌的血液，没了血，也就一切都玩不转。
所有的朝政问题、所有的民治问题、所有的边地问题，最终都要落在钱的问题，都要落到银子的问题。
而银子没有了，那就只能是战争，战争的结果就是彻底把大明朝玩死了。
所以说，白银流入而白银贬值根本就不是问题，白银不流入而通货紧缩才是问题。
减水书生
这个问题要延伸出来，会是一个很学术化的问题，涉及到明朝的政治、经济制度的变革，乃至于中国传统的经济秩序的改革进步或者倒退。直到如今，似乎也没有一本专门的论著来阐释贵金属在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中所扮演的重要作用。
明朝是一个典型的小农经济的王朝，朱元璋设计的制度是建立在四书五经的基础上的，由读书人组成的官僚集团，以道德而非法制对国家进行管理。所以，明朝特别在意礼法制度，一切都要按照古礼来，因为除了这个，满朝的文武精英们也想不到其他的办法来管理这么一个庞大的帝国。
（明朝的立国理论是儒家四书五经）
官员们要以道德作为表率，因此就要轻利重义，不能谋取私利。可是明朝官员的俸禄很低，如果不谋取私利，日常开支都供应不起。所以，虽然朱元璋反腐很厉害，杀了不少人，可是到了中期以后，明朝的贪腐问题已经成为整个王朝心照不宣的秘密了，连皇帝都认可了。可是，这毕竟是有违于四书五经的教导的，所以，官员们背地里贪污行贿，表面上却还要冠冕堂皇。这就造成了明朝财政上的困难，因为朝廷如要加税，就面临着与民争利的道德审判。皇帝也经常被文官集团怼的无话可说，只能成为礼仪制度的牵线木偶，大明帝国的形象代言人。
朝廷耻于言利，可是事事都需要用钱。那怎么办？那就只好加强工商业，从商品流动中增加税收。这是与朱元璋定下的祖制是违背的。朱元璋痛恨商人，因此在他的管理下，社会物品流通被限制在很小的规模，而且多数在政府的主导下。人民群众总要缴税吧，朱元璋规定了要交实物税。什么绢麻丝织品，粮油日用品，等等，都是要交实物。全国1100多个县，也没什么精确的财务预算，也没有精确的核实物产，就随意定了那么一个数字，按数征收。有的县富裕一点，税率不高。有的县贫穷了点，税负就高的要逼人造反。明朝的好官的标准就是能够交的上税，而且还能摆平因此而起来造反的农民，不要让圣天子忧心。
南京城的城砖，就是由各地贡献出来的，上面还刻着各地的工匠和县官的名字。如果是南京附近的郡县还行，路途不远。可如果是偏远的地方，送这些砖头进入南京的路费都要花掉不少。
（明朝南京城砖头都是各地贡献的实物）
这种情形，自然不利于国内经济发展，对政府税收也造成了很大的障碍。虽然明朝初期有过纸币的做法，可是那算是糊弄老百姓的。元朝皇帝的纸币，已经让政府信用破产，明朝初期的纸币同样也没好到哪里去。这个东西毕竟是会上瘾的，印出来一些纸就能换东西，成本太低，很容易就会放弃掉准备金制度，直接滥发货币。明朝初期的纸币政策是完全失败的，老百姓不认，最后都成了物物交易。这样的情形，更加坐实了明朝小农经济制度的本质。可是，这样的经济制度，在经济恢复阶段无伤大雅，可是在经济腾飞发展阶段，就成了严重阻碍经济发展的桎梏了。
所以，明代中期以后，国内市场上的白银流动开始频繁起来。在16世纪中叶上下，外国白银大量流入之前，国内白银流动的市场已经先期建立起来。可是，中国不是一个白银富有国，国内白银存量的不足，始终制约着明代经济的发展。最终由于海外白银的流入加上国内外白银流动市场的切合，使得古老的中国市场与当时的世界市场连为一体，明代晚期蓬勃的经济发展也有了可靠的润滑剂。
嘉靖、隆庆时，海禁开放，海外白银大量流入，采购中国的丝织品、茶叶、瓷器等，中国因此出现了改稻为桑的改革，还出现了买办阶级。皇帝在北京也派了宦官来到东南，参与分一杯羹。当时流入中国的白银有几个渠道，日本、马尼拉、南亚、中亚等地。在18世纪以前，中国几乎获得了相当于世界产量一半，大约60000吨白银。
（隆庆开关，商业大发展）
商业的大发展，与明朝在四书五经的理论指导下建立的政治制度，始终存在着矛盾。这就使得买办商人商人一直缺少安全感，他们不愿意投入生产工厂，也不愿意研发新技术，满足于手工作坊。得来的利润，他们都投入到了田产和庄园。这才是四书五经理论指导里的正确方向，种地收租，不会受到政策的影响。所以，明朝虽然获得了世界一半的白银产量，可是到了明朝末年，还是一样遭遇到了钱荒。市场上没有白银，没有流通货币，实际上就是大商人把白银都投入到了地产里，财富都在社会顶层的政商圈子里流动。普通老百姓能挣到的几个铜板，有能有几个购买力？所以，明朝后期看似海外贸易风风火火，实际上得到好处的不是老百姓，也不是皇帝，而是那些东南地主。
他们得到了好处，穷奢极欲，也不愿意缴纳财税。政府为了应对危机，只好向农民征税。农民早就被榨干了油水，到这会也彻底活不下去了，纷纷起来造反。江南富商直到这时也不会觉得自己有什么问题，直到农民军的刀枪和满清的大炮来到了面前，那些多年来的积累，都成了给他人做嫁。
（政治与经济的背离使得国家内部分裂）
说到底，这是明朝的立国理论与社会经济发展严重不切合的原因造成的。儒家的小农经济的理论思想指导不了日益增长的经济文化发展的需求，造成的后果只能是贫者更贫，富者更富。最后社会阶层割裂，政府上不能制大户，下不能安黎民，政府职能陷于停滞，应对外来危机的能力减弱，最终整个系统崩盘，没有赢家。
所以，中国自从宋代以来，一直说着资本主义萌芽，却从来也没有发生资产阶级革命，其原因就在于此。传统小农经济的思维模式太过强大，而整个国家又没有一个全新的建国思路，只能沿着秦朝以来的封建专制制度修修补补，即便是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也无法与另开赛道的西方列强竞争。
而知而行的历史
当然会。事实上，中国本土银产量很低，是靠国际贸易外来输入构成银本位货币体系。
那为什么明清两朝白银购买力都比较坚挺呢？一方面是中国外贸规模还不够大，市场一直处于饥渴状态，白银输入量还没有达到通货膨胀的临界点。另一方面，中国商业资本还不独立，依附于立足农业经济的社会精英，并一直试图回归农业经济主流，所以大量通货没有进入流通，而是购买田产固化了，更极端的甚至铸成巨大银锭收藏起来，完全失去通货作用，这也抑制了通货膨胀。
这两个方面又是相辅相成的，如果外贸规模大到一定程度，商业资本自然会强大起来，反过来影响其依附的主流精英，到时候通货价值在于流通而不在本身的道理就好理解了。
真正鳄鱼不哭
这个问题是个伪命题，白银和纸钞还是有根本区别的，在社会财富总体不增加的情况下，白银增多物价上涨，如果社会财富增加成都高于白银数量，物价仍然会下跌，社会财富总体增加量和白银数量增加量之间的关系才能决定白银的直接购买力，另外以下几个方面可能会对白银与物价的关系有相对关系：
第一，白银是本质上具有使用价值的货币，最开始的阶段白银主要作为首饰和餐具使用，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人类对于交易媒介的迫切需求以及黄金供应不足的矛盾使得白银进入了货币流通，成为了一种比较重要仅次于黄金的贵金属，甚至于在某些时间段和国家，白银的价值甚至高于黄金，白银具有使用价值，由于市场竞争力的影响，成为了等价交换的货币，具有一定的数量限制，不同于纸钞，可以无限制发行。
第二，在古代白银虽然还没有被广泛应用于电子工业元器件和化学工业上，但作为饰品的天然属性存在，由于白银具有诱人的白色光泽，较高的化学稳定性和收藏观赏价值，深受人们（特别是妇女）的青睐，因此有女人的金属之美称，广泛用作首饰、装饰品、银器、餐 具、敬贺礼品、奖章和纪念币。银首饰在发展中国家有广阔的市场，银餐具备受家庭欢迎，后来才有银币的产生和存在。
第三，白银的历史购买力
在现在的许多小说和古装电视剧中，古代人下一顿馆子就要花上好几两银子，少奶奶们赌一次钱就要几百两银子，丫鬟的卖身契更是在有些影视剧中价值千两，那么在古代真一两银子究竟有多大购买力呢？
首先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情，那就是通货膨胀，和其他商品一样，作为一般等价物的银子也会因为产量的上升而导致价值的降低。从唐代到清代，银子的价值一直是呈现贬值趋势的。
以嘉靖年间的大清官海瑞为例，他的年收入在20两左右，而当时的一斤牛肉价格为18文（1000文≈1两），百姓的家庭年收入为4两左右，可见当时的经济情况和白银的购买力如何。时间来到清朝，作家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曾经写过，刘姥姥吃了一顿豪华至极的螃蟹，才花了24两银子，而这实际上这相当于当时5口之家一年的收入总和。虽然清代的时候白银的购买力已经相比明代有所降低，但是也不会出现在影视剧中，动辄几百上千两的情况，实际上千两白银在古代可以吃喝玩乐一辈子了。
第四，在16世纪内，欧洲的黄金数量从大约55万公斤增加到119万公斤；白银数量从700万公斤增加到2140万公斤，西班牙的物价上涨4倍，谷物价格上涨5倍，英、法、德三国物价平均上涨2倍多。这些变化主要来自于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对于殖民地白银矿产的开发掠夺，让欧洲市场流通的白银增加三倍左右，欧洲的物价在财富总体增加不明显的情况下飙升明显。
第五，欧洲白银流入亚洲，历史上我国国内白银产量一直难以满足货币流通需要，所以白银直到与海外增加了贸易流通的宋元之后才充当了国内主要货币。明清时期通过对外贸易，主要是通过在广州、泉州等地的洋行贸易，实现对外贸易常年高额顺差，从而中国从南洋市场中鲸吸白银成为数百年贸易的主体。
直到鸦片的输入改变了中国在对外贸易中顺差的角色。明到清初时期南洋对外贸易对象主要是以葡萄牙在东南亚经营为主的殖民地经济。葡萄牙、西班牙等早期殖民地国家从美洲掠夺、开采的大量白银通过大西洋三角贸易源源不断地流入欧洲，在欧洲通过商品的交易而扩散流通，其中一部分白银也随着商品的流通流向亚洲，一部分流向南亚印度等国家，少量流入日本等国，更多流入中华老大帝国。
只有鸦片战争前后，欧洲白银流入大清国数量明显增加，鸦片战争后，流回欧洲的数量明显增多。
第六，一个产银不多的国家，如何在近 500 年中维持银本位?答案在于海外白银。
中国是贫银国，其产银数量究竟多少，可以从《明实录》银课收入(也就是对白银赋税)中一窥究竟。洪武二十三年到洪武二十六年共 75 070两，洪武二十六年到成化二十二年共9 786 462两，立朝之初的洪 武二十三年到正德十五年共1 510 032两。从成祖初年至武宗末年合计 共1 510 032两，此后每年银课收入大约为10万两。明代银课在银矿产额 中所占的 例 宋代和元代高，也高于当时的西班牙(一般认为西班牙金 税为 1/20，而银税则为 1/10)，明代银课一般被认为是银矿产额的 30% 左右 ，如此可以推算明代白银产量并不算多，平均每年 30 万两略多。
如此少的白银产量，自然无法承担庞大的明朝经济货币化的历史重 任。事实上，这一重任主要是由大规模流入的海外白银来承担。海外白 银有两个主要来源:传统上是日本白银，在唐代遣唐使的贡品中往往可 以看到白银的出现，而其带回日本的物品中各类钱币也是屡见不鲜;更 具有意义的则是美洲白银，其通过各种贸易渠道进入中国。中国白银货 币化的进程，不可避免地与肇始于地理大发现的第一次全球化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第七，16 世纪是一个分水岭。1492 年，冒险家克里斯托弗·哥伦布发现 美洲新大陆。1545 年，一个叫瓜尔巴的印第安人在安第斯山高地发现 巨大银矿山，这座银山被喜出望外的西班牙人取名为“富山”(The Rich Hill)，成为美洲一个标志性的事件。随着 1563 年在秘鲁发现提炼银子 所用的水银，美洲白银开采全面发力，金融史学家金德尔伯格估算美洲 白银最高年产量为 300 吨。
即使算上中国本土历朝历代的白银存量，海外流入白银仍远高于同 时期的国内存量。学者刘光临认为，宋代白银存量不超过 1.5 亿两，在 元朝禁止白银流通而流失中亚各国、窖藏、陪葬等因素作用下，留存 到明朝的前代白银不超过3 000万两，加上明朝产银2 000万两，16世 纪初明代的白银存量合计为5 000万—6 000万两，而从16世纪中叶开 始，海外白银流入量约为 2 亿两。其中，各家估算差异较大，美国学者 万志英(Richard von Glahn)估算为1.92亿—1.97亿两，中国学者吴承明估计为 0.86 亿—1.11 亿两，学者神木哲男和山村耕造等人估计为 2.32 亿—2.89 亿两，是本土存量的 4 倍左右。
笊白
明朝时如果国外大量白银流入购买茶、丝、瓷。不会会造成明朝白银贬值。促进一带一路发展，金融活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