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是“均输”,为何桑弘羊和王安石会存在异同?需求决定业务

自从人类出现文明以来,人类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矛盾一直都是困扰人类的巨大难题,为此古代先民们做出了一系列的而经济改革举措。在我国数千年经济历史上,有两个人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那就是桑弘羊与王安石。

此二人推行的经济改革可谓是中国经济史上“商鞅变法”。此二人的经济改革却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及其的推崇“均输”之法。虽然桑弘羊是均输法的开山鼻祖,但是王安石却把此种均输法发扬光大,并且做出了相应的改革。今日我们就来着重的研究二人的“均输法”以及其异同,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二者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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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弘羊和王安石的“均输”政策

1. 桑弘羊的均输政策

元丰元年即公元前110年,桑弘羊出任治粟都尉兼任大农令,在经历了五年多的基础试验后,桑弘羊正式在全国实施“均输法”。均输法规定自汉武帝元丰元年春起,西汉境内各个刘姓诸侯国不在全部以当地的物产作为上供中央的贡赋。

除了一些及其名贵的珍惜的当地物产,其他的贡品全部折换成当地富饶价格便宜的土特产,并且由专门设置在诸侯国的均输官来统一收购,运输到其他地区,将其高价卖出,折换成钱币,要么直接输入中央朝廷,又或者继续使用变卖诸侯国土特产得来的财富继续购买当地物资,用来进行下一步的交易,又或者在发生灾荒的地区直接购买粮食赈济灾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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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弘羊均输政策的实施,使得各个诸侯国所上供的贡品避免了在运输至京城所带来的损耗,同时也减少了各个诸侯国因为运输贡品给人民带来的繁重的徭役和经济负担。

均输法实施了一年之后,均输官的营业收入居然达到了五百多万匹帛,这极大地充实了国库,缓解了政府的财政压力,有力的支持了北方边塞地区的军事行动。同时因为,由国家直接实施大宗货物的异地运输,极大的打击了民间富商大贾对于市场的垄断,间接减少了民众的负担。因为国家的直接投入,使得全国各地的商品交换更加的频繁,南方的柑橘大量出现在北方的市场,北方的毛织品大量地出现在南方地区,促进了全国境内的物资交流和商品经济的发展。

与此同时,均输法还起到了平抑物价,维持市场秩序的积极作用。桑弘羊的均输法为西汉中期的经济稳定起到了重要作用,正是由于桑弘羊的均输政策,挽救了汉武帝连年对外战争所造成的国库巨额亏空所带来的经济危机。桑弘羊也为后世的历代经济改革家所推崇。

2. 王安石的均输法

王安石的均输法主要是解决当时的东南各路的漕粮运输问题。大致内容如下:“徙贵就贱,用近易远。”国家不在固定不变的向各地征收实物税,而是主要在灾荒物价高涨地区征收钱币,在用钱币到丰收的地方,贱价购买上述物资。如果有同时多个地区,丰收物贱,则优先在邻近地区购买。

王安石的均输法实施时间不长,因此效果不甚明显。但是他的初心显然是好的,那就是希望可以减少物资损耗,减轻人民负担,增加政府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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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桑弘羊和王安石二人均输政策的异同

1. 二者的相同之处

首先均输和均输法都是对于当时的地方社会对中央政府的输贡制度的改革。它们在目的上保证对于中央的物资供应,同时调控物价,抑制富商大贾对于市场价格的控制,同时来增加政府收入在征收对象上,二者的涉及范围都极广,包括粮食和金银,布帛当地土特产等。

双方都秉持着实物税和钱币税结合的方式,用来减少人民负担,同时增加政府的财政收入。二者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为了打击富商大贾,维持市场的正常价格秩序,减轻人民负担,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二者都是国家直接干涉社会经济发展,干涉经济秩序的正面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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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桑弘羊的均输和王安石的均输法二者的不同之处

虽然桑弘羊和王安石的均输政策有着一定的“血缘关系”但是因为所处的社会环境的不同,以及面临的而社会问题的不同导致二者的均输还是有一定的区别的,以下就是其不同之处。

其一,二者针对的对象不同,对于桑弘羊来说,他的均输主要是针对的当时的刘姓诸侯国,但是王安石的均输法却是为了解决当时积重难返的东南地区漕粮运输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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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二,双方的核心内容并不一样,桑弘羊的均输主要是指将各个郡国所上交的贡品,都折合成当地最为“物丰价廉”的货物,在运送到价格高的地区进行交易和转卖,从而达到和商人在贸易上竞争,提高国库收入的目的。其核心内容在于“与民争利”性质上是为了通过官营贸易追求经济利润。但是王安石的均输之法则是为了解决东南地区的财赋困难,其核心内容在于降低国家在征收税赋过程中的成本,减少国家财政支出,是资金高效利用的目的。而非与民争利。

其三,二者在征收方式上也有很大的区别。随着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北宋年间的经济活力远远高于汉武帝时期,尤其是东南地区货币经济的迅速发展,使得北宋出现了“货币租”这一税赋形式,这极大地方便了国家财政税赋的征收。而在桑弘羊时期,货币经济尚未成型,在征收税物时,依旧是以实物为主。

王安石可以在发生灾荒,农作物歉收,从而物价高涨的地区直接使用货币税,这在桑弘羊时代时办不到的。

其四,二者的根本目的不同桑弘羊的均输直接目的就是通过国营企业直接接入市场,利用自身强大的社会资源的调动性来获得巨额利润,从而达到充实国库的目的。然而,王安石的均输法目的显然就单纯多了,它纯粹的就是为了解决当时的京师汴梁的粮食供应问题,通过减少征粮运粮途中的损耗来达成保障京师的粮食供应问题。

三· 为何二人的均输法会有如此大的区别

对于任何的一项经济政策,我们都不能够脱离当时的社会环境和社会需求来分析。因此我们想要弄清楚他们为什么不同,就必须首先要了解当时的社会环境背景和社会需求。

1. 桑弘羊时代的社会环境及其社会需求

桑弘羊的均输实施时期主要是在汉武帝执政的中晚期,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汉武帝一生都在开疆拓土,而且当时的大的社会背景也是积极的拓土开边,人民争相踊跃参军,在战场上求取功名。可是汉武帝的连年的对外用兵,造成了巨大的国家支出。这就是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汉武帝连年发动的对匈奴战争,耗费巨大,使得文景两代人四十多年的财富累积几乎消耗殆尽。截止到公元前120年,西汉帝国的国库就已经被连年的对匈奴战争这个巨大的“烧钱”窟窿给挖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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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熟悉历史的我们知道,第二年,汉武帝就发动了对于匈奴历史上的最大规模的远征,十万骑兵主力,补给线长达三千里。这么大的财政消耗使得汉武帝不得不想办法聚敛财富来支持他的伟大野心。但是常年战争民间赋税已经相当严重,再增加赋税恐怕会激起民变,与此同时黄河地区发生了大水患,四百万农民流离失所。这就使得桑弘羊不得不考虑在不增加民众负担的情况下来增加国库收入去支持战争。这就是桑弘羊时代实施均输的社会需求。

2. 王安石时代的社会环境和社会需求

王安石的北宋时代所面临的社会环境和社会需求和桑弘羊时期完全不同。作为华夏历史上战斗力最为薄弱的中央政权,北宋政府并没有开疆拓土的强烈的社会风气。尤其是对于西夏和北方辽国的连年战争的失败也使得北宋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

自从1004年宋辽澶渊之盟签订之后,北宋维持了将近半个多世纪的和平,整个社会处于一个安定平稳的状态。加之唐末战乱五代十国兵乱的影响,此时的北宋皇室想的只是如何维护自己的地位,保证自己的赵家天下连绵不绝的传递下去。为此,北宋政府建立了一套臃肿的官僚体制,各级官僚之间互相制约,这极大地增加了社会负担。同时因为失去了燕云十六州,同时定都开封导致京师无险可守,使得北宋政府不得不维持庞大的军力。这就是当时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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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百年多的发展之后,到了王安石时代,由于落后的体制所造成的社会问题已经十分的突出,北宋官员数目增加了一倍,而军队更是增加了三倍有余,达到了惊人了123余万,为先前历朝历代之最,这给国家造成了极大的社会负担,因而使得“养兵之费,十得七八”关键是这么庞大的军力却并没有为北宋朝廷解决外患问题。

整个北宋朝廷的有识之士包括王安石在内都在呼吁减少国家不必要的财政支出,从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加之汴梁人口的急剧增多,对于京师的供粮问题也成为了在重中之重。先前的完全依靠实物税的征粮方式实在是损耗巨大,不合时宜。

桑弘羊和王安石时代的均输法分别的代表了那两个时代的所处社会环境的极高的经济智慧,虽然二者的均输法多有不同,但是却都是适应他们所处时代的大环境的产物,都达成了当时的社会需求。需求绝对业务,前人的智慧,对于我们现在面临的经济难题具有一定的启示作用。

参考文献:

1.《盐铁论》

2.《资治通鉴》

3.《汉书》

4.《宋史》

5.《临川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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