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永曆十六年（1662AD）、清康熙元年，春城昆明迎來了一位十分特殊的客人，因為就在三年前，他還是這座城市的主人。此人便是大明朝第十八代天子永曆帝。然而，這時的他已然是一個亡國之君，眼前已不再是大明的江山，身邊則是黯然神傷的百姓和各懷心事的滿漢將士。
當晚，永曆帝及宮眷一行便被安置在前徽國公李本高位於世恩坊的宅邸內，據說在那一夜，這位大明天子始終面南而坐直到天亮。期間，清平西王吳三桂麾下的將佐相繼前來覲見，或拜或叩首，皆行君臣之禮。隨後吳三桂也前來探視，但卻長揖不拜。看他行止與眾不同，永曆帝便問來者何人？這句話竟讓對方噤不敢對，一再追問之下，惶愧不安的吳三桂乃伏而拜地並稱名應詔，隨後便默不作聲。得知來者就是吳三桂，永曆帝便說道：
“今亦已矣！朕本北京人，欲還見十二陵死，爾能任之乎？”
已是面如死灰、汗流浹背的吳大將軍隨即應道：
“臣，能任之。”
這是明遺民戴笠於《行在陽秋》中的記錄，雖然十分戲劇性，但從情理而言彼時情景也自當如此。其他的史料也從各個角度證明了《行在陽秋》基本上所言不虛——也就是即使在如此險境之下，蒙塵的永曆帝在言談舉止上也不失一位帝王和君子所應有的雅量，近世錢海嶽先生在《南明史》中選擇了最有畫面感的片段：
“上自蒙塵，冠馬尾楞鬃帽，衣屯絹大袖袍，束黃絲帶，舉止端莊，甲士參謁，靜坐不視，奏語不答。”
無論滿、漢、旗、民，凡是曾經有幸一睹天顏的人都承認，被俘至此的大明天子儀表堂堂，氣度不凡——“面如滿月，須長過臍，日角龍顏，顧盼偉如也”——雖然已是“虎落平陽”，但卻仍舊有著王者的不怒自威。在十七世紀，無論是東方還是西方，都十分注重個人的魅力，一位器宇非凡的政治家往往會很容易得臣民到的信任和支持，哪怕是這些人曾經是你的敵人。
影視劇中比較好的甲冑復原
滿洲巴圖魯中有一位隸屬於正藍旗的參將，也就是甲喇章京，名叫兀兒特，對永曆帝的頓生欽佩，繼而怒道：
“吳三桂食明厚祿，何無毫髮恩乃爾！”
然後這位勇士對他的戰友們說出了一個大膽的想法：
“此真天子也，可奉之為百世功。”
不少八旗將士們紛紛贊同，並爭著割去辮子，作反正的標誌。除兀兒特之外，以統領邵爾岱為首的四十餘名滿洲八旗將佐參與了反正計劃。因為吳三桂的主力來自於漢中大營，所以起義者便將“平漢”作為口號，而且還暗中準備了新的關防印信，約定趁著城中唱大戲時舉事——擁新主永曆帝殺回漢中，建立理想的國家。
但這場可能會逆轉歷史洪流的起義卻胎死腹中——舉事前夜，兀兒特手下的一個馬弁向上揭發了此事，於是參與者皆被處死，為首的四十餘人自不必說，據說受株連者更是多達兩千人。
習慣於現代民族國家的今人無論如何都不敢相信這是真實的歷史，但在當時大量的史料卻都詳細的證實了這次未遂的兵變不僅確實存在，而且在失敗後還直接導致了吳三桂弒君殺主——不久之後永曆帝便遇難殉國。
更多的史料還記載了這些八旗將士為何要擁大明皇帝為自家的主子，那就是：
“此真主也！我等雖有主，今知其安在？”
而且《唯罪錄》的史料還透露了這些滿洲將士的旗籍——都是兩白旗和正藍旗的。
《南漢山城》中比較好的還原了清初滿洲巴圖魯的原始和彪悍
到此，這個看似不可思議的“謎團”就可以解開了：這些八旗將士，都是被大清朝“靠邊站”或是“踢下船”的，這些人從當時旗人社會尚存的一些封建道義上講，他們也確實都已經是無主之臣。因為在歷史上，“旗人”這個概念一直就是個身份象徵，類似於周之“國人”、漢之“功臣”、元之“怯薛”、明之“勳衛”，比之於外國，則可以對照羅馬之“公民”、奧斯曼之“佳吉”、日本之“武士”，對於這些人來說，最重要的是屬於政治概念的“君君臣臣”，而非近現代才產生的各種“家國情懷”。
既然是君臣關係，那按照自古以來的根本原則，就要“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如果 “君若無禮,則臣亦不忠也”。也就說君上與臣下之間的關係是雙向的。但是，對於這些在戰場上為大清灑血斷頭的勇士們來說，這大清朝卻已經沒法再讓自己“忠”下去了······
因為，大清朝從老憨王努爾哈赤起兵造反再到三藩之亂，半個多世紀之間君臣父子兄弟之間的內訌幾乎就沒停止過。
最早是老憨王殺害了與之共同創業的親兄弟舒爾哈赤以及後者的三個兒子阿爾通阿、阿敏、札薩克圖；到了皇太極和多爾袞這一代，清廷高層對元勳功臣的慘烈清洗比之於漢明二高帝的“鳥盡弓藏”也可謂有過之而無不及。其中有兩次清洗在旗人社會之間株連甚廣——第一次是發生在天聰九年。當時正藍旗旗主，御弟五王莽古爾泰在死後被親信揭發曾在生前私刻帝璽、圖謀篡位，於是就以大逆之罪追奪爵位，子“額必倫坐死”，其餘未成年的子孫由黃帶子降為紅帶子、姐哈達格格莽古濟（努爾哈赤之女）也遭凌遲處死。部下如正藍旗主將屯布祿、愛巴禮皆被處以極刑，同時，正藍旗建制被取消，屬員被分別編入正、鑲兩黃旗，“八旗”一時成了“七旗”。
雖然時隔不久，皇太極又將正藍旗編制恢復，但此時的正藍旗卻已不復當年的風光。順便說一句，這莽古爾泰也不是善類，當初其母富察氏曾犯有罪過，為夫君努爾哈赤休棄，莽古爾泰為了向父親邀寵竟然親手弒母。再往後，在多爾袞當權時期，數奇運否的正藍旗又因為新旗主豪哥被整肅而再受牽連，並被髮去戍邊當差而且待遇相當惡劣。
在清兵入關前後，兩白旗因為旗主攝政王多爾袞的君臨天下，從而成了旗人中間的“既得利益者”。比如在京畿周邊原兩黃旗的莊園房產就被兩白旗強行侵佔。但在多爾袞死後，兩白旗也隨之受到清算——作為多爾袞一黨如侍衛羅什、博爾恵、蘇拜、穆濟倫，爪牙額克親、拜尹圖、吳拜、蘇拜，謀主剛林、巴哈納、冷僧機、譚泰、皆被論罪，有的甚至還慘遭滅門連坐親友——這些人大多是兩白旗的。
既然在旗人社會內部有著如此頻繁和大面積的內訌，因無辜受累而心懷二志者自然也就大有人在。所以趁勢發動兵變，甚至起來反清復明更是不足為怪。何況旗人之中還有大量的尼堪外蘭部、葉赫部、哈達部、烏拉部這些和建州女真有殺君亡國之恨的部族，對於他們來說也許大明天子才是真正的故主。
這一事件之後，永曆帝便於是年四月十五日（1662 AD 6.1 ）遇弒，享年四十歲。後以延平王鄭氏父子為首的大明孤忠上帝廟號為昭宗，這就是歷史上明昭宗的由來。
位於貴州都勻高塘山的永曆帝陵寢
其實，類似的事件，在十五年前就發生過，地點在英格蘭。當時君臨大不列顛的君王查理一世也是有道無福，落在了以奧利弗·克倫威爾為首的一干驕兵悍將手中。不過，此時的克倫威爾還沒有覬覦至尊大位的野心。所以無論是在公開和私下，這位新軍統帥雖然很不情願，還是能做到一個臣下所應有的禮數。最起碼，在表面上十分的恭敬，一如後來吳三桂覲見明昭宗時的態度。而查理一世也表示，如果能各退一步，彼此兩便自不必說，他本人還可以下旨封克倫威爾為諸侯，賜伯爵之位。
但是，企圖對克倫威爾不斷施加影響的除了國王之外，還有一起造反的同黨們，比如喬治·蒙克將、托馬斯·費爾法克斯等人。於是無休止的新仇舊怨都被彼此翻了出來，並拿到議會上爭執不休。就在一干叛臣們爭得面紅耳赤之際，查理一世從軟禁中逃亡，播越至海島。內戰再次爆發，並於1648AD的夏秋之交結束——國王查理一世再次蒙塵。
但此時的克倫威爾已是野心勃勃的謀求最高權力，“弒君”這一舉動不僅將成為他立威的手段，更是他在權力的遊戲中擲下的骰子。在1648AD 12.6，克倫威爾令心腹的普萊德上校率兵清洗議會，一百四十名經常與“新軍”為難的國會議員被流放；經過這次清洗以後，議會中只剩下六十個對奧利佛克倫威爾一向奴顏婢膝的議員。因為寥寥的六十人根本達不到議會的法定人數，故而此時的議會被稱之為“殘缺議會”。1649AD1.27 “殘缺議會”扛出了歷史上屢次出現的罪名——“天子謀反”，國王查理一世被定犯有“叛國罪、挑起內戰罪、破壞法律和英國人民自由權罪”，處以死刑。三日後，查理一世於白廳遇害，時年四十九歲。
正如查理一世最堅定的反對派托馬斯·費爾法克斯男爵拒絕參與弒君一樣，出身於正黃旗滿洲的定西將軍舒穆祿·愛星阿也在明昭宗的最後時刻極力為昔日的敵人爭取著一位君王所應有的尊嚴，他和幾位八旗將領一起向吳三桂提醒：
“永曆嘗為中國之君，今若斬首，未免太慘，仍當賜以自盡，始為得體。”
“自古降王難瓦全”——多少亡國之君縱然苦心竭力，但也難逃“成王敗寇”的結果；“秦人不暇自哀，而後人哀之”的歷史週期率往往只是時間的早晚；而看著江山易改，生靈塗炭，遺老孤臣所發出的黍離之嘆也不過是異代同悲。
這就是大明朝——存在時，人們無比的厭惡這個時代；而在滅亡之後，大家卻又同樣程度的懷念著那段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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