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学派与反道学派
唐宋交际时的政治变动，传统的“旧儒学”已然无法满足士大夫的心理需求与社会需要。因此，“新儒学”应运而生。从北宋初年起，这便已有端倪。而到了仁宗朝，周敦颐、程颢、程颐等人慢慢地将新的思想集为一种学说、门派。其中，程颢程颐二兄弟著书立说、广收学徒，“二程”逐渐成为道学之大宗。
到了南宋初年，二程徒孙朱熹集前人之所长，彻底完善道学体系，史称“程朱理学”。而在孝宗一朝，朱熹因其渊博的学问与对道学的卓越贡献，更是成为道学的领袖。
思想变革的影响是巨大的，经过北宋的铺垫，南宋的士大夫或以道学为尊，或多多少少有赞同。
其实，所谓道学，不仅仅是孝宗眼里所见的“泛泛之谈”，“身体力行与兼济天下”亦有。然而，在道学成为“显学”后，一些“私生饭”就开始以庸俗予以对待，曲解道学缘由与思想。如周密所言：
有一种浅陋之士，自视无堪以为进取之地，辄亦自附于道学之名。褒衣博带，危坐阔步。或抄节语录以资高谈，或闭眉合眼号为默识。而叩击其所学，则于古今无所闻知；考验其所行，则于义利无所分别。
因此，“冒牌货横行”，人人高谈阔论而不干实事。与道学相悖，却口口声声道为“道学”，也难怪为孝宗不喜。除此之外，那些所谓真正的“道学者”也有着自身的弊病，这就比如说道学派往往欲“只”以道学为尊，其他门派一律是糟粕。天下偌大，岂只容一家？时人陈亮曾对此批评：
因吾眼之偶开，便以为得不传之绝学。三三两两，附耳而语，有同告密；画界而立，一似结坛。尽绝一世之人于门外。
因此，反道学派应运而生。他们来自四面八方，立于朝廷各处。到了孝宗淳熙年，道学派与反道学派矛盾公开，以周必大为朝廷代表、以朱熹为代表的精神领袖与以王淮为代表的反道学派正面开战。
在“出护山陵事件”后，王淮遭罢，道学派得势。然而在孝宗禅位光宗后，道学派的未来又有了极大的不确定性——光宗不喜周必大。虽然光宗仅仅是针对周必大之人而非背后门派，但不得不说，这给了道学派一个巨大的打击。
不过，反道学派也未因此占据多少上风。毕竟道学已经在成为“至尊”的路上一去不复返，大势所趋，不可遏制。因此，道学派与反道学派的斗争在光、宁二朝中未曾消减，反而愈演愈烈。
没有逐渐的“操盘者”——宋宁宗
孝宗一朝，道学派与反道学派虽有纷争，甚至演变成开战，但是始终未能掀起多少波澜，这跟当时孝宗对于朋党的压制分不开关系。孝宗的能力摆在那，“党禁”也不会发生。然而，孝宗退位后呢？
淳熙十六年，光宗即位。可悲的是，孝宗是个著名的孝子，然而却生出了个不孝儿。孝宗去世时，光宗都不愿主持。如此不孝，政绩上也乏善可陈。光宗在位五年，“乾淳之治”的辉煌就已经走向了下坡路。不过，光宗也是个可怜人——精神病患者同时还有个悍妇。
在理智清醒时，他也想做个明君。绍熙四年，他曾召见辛弃疾，并予以升迁。但是，辛弃疾提出的种种意见如“荆襄之防守”、“思安虑危，任贤使能”等等，光宗始终未能采纳。至于本文所论的道学之争，光宗也因杨万里（东宫旧臣）等如“摧折横暴，以扶善类”等殷殷劝谏未能有风波。而且，著名的“过宫风波”也将人们的注意力吸走。再加上，光宗的精神病随着年老愈发严重，党争起不来。不过，一场充满戏剧性的由太皇太后主持的禅位也因此上演。
铺垫了这么多，主人公终于登场——宋宁宗。坦白来讲，宋宁宗是个忠厚的想有一番作为的皇帝。在即位之初，他就任命了颇有抱负与能力的赵汝愚为相，同时也接受其提议令朱熹入朝讲学。宁宗虚心听取大臣的意见，并且还很好学，这博得了朝野之士的一致好感，纷纷认为其定能有所作为。
在以赵汝愚、朱熹为首的道学集团的推动下，宁宗初期的政治也算是可圈可点。尤其是在吏治方面，官员考核、京官外任、台谏、人才选拔等问题都得到了改善。
然而，“成也宁宗，败也宁宗”。虽然宁宗有一番志向成为明君，却又因自身的局限性，如知人用人上。于赵、朱等人之建议，全盘接受，无自己的见解。这就把道学推向了另一个深渊，宁宗既然可以全盘接受道学，也可听信反道学之言。没有主见，摇摆不定，若有人“添油加醋”，那自然倒向之。不过，庆元之党禁，断不可仅仅出于宁宗，没有反道学派，这风波也起不来。
反道学派领导人韩侂胄——怨
没有无缘无故的恨，也没有无缘无故的反道学，对于韩侂胄更是如此。要说刚开始，韩侂胄并无反道学之心，缘起一个人——赵汝愚。
赵汝愚何许人也？宋太宗赵光义的八世孙。韩侂胄何许人也？宋宁宗韩皇后的曾叔祖。一个宗室之臣，一个外戚之臣，二人从身份上来看就已经有了火药味。
在“光宗禅位”上，赵汝愚作为主导者策划了整个事件。在这之前，赵汝愚曾许诺韩侂胄，“事成之后，韩为建节（节度使）”。
节度使的诱惑力，不难想象，那可是武将的巅峰。可是，事成以后，赵汝愚却变卦了，“我是宗室之臣，你是外戚之臣，怎可论功行赏？只有爪牙之臣才可论功行赏。”于是乎，韩侂胄的节度使就这么没了。
不过，以上种种远不能让韩侂胄憎恨赵汝愚。古人追名节，也求尊重，可忍不了有人不尊。恰好，赵汝愚从心里就有点看不上韩侂胄，“他又有什么大功”这句话又狠狠地刺激了韩侂胄的神经。从此，韩侂胄走上了坚定反对赵汝愚、反对道学的道路。
道学派领导人赵汝愚——轻敌
叶适听闻韩、赵二人的矛盾后，也曾劝谏赵汝愚“与其节度使”。可赵汝愚仍以一种轻蔑的态度，对待韩侂胄。也许，正是这种轻蔑，使得赵汝愚在之后与韩侂胄的较量中落了下风。
而对于皇帝来说，宗室之臣与外戚之臣，谁更得信任？外戚之臣。宗室之臣若是势力过大，总会有篡权的威胁。因此，古来皇帝多重外戚而轻宗室。虽然宋朝有着严格的防止外戚擅政的祖制，但在宁宗这，不好使。韩侂胄因其特殊身份，被宁宗接连提拔，不久就升到承宣使，离韩侂胄梦寐以求的节度使仅有一步之遥。
但是，就差这一步，就仅仅是赵汝愚一句话的事，韩侂胄就能得到想要的一切，可赵汝愚始终没有照办。韩侂胄怨气欲生，就连“初来乍到”的朱熹都意识到了问题。
他曾劝以：
侂胄怨望殊甚，应该厚赏其劳，处以大藩，出之于外，勿使预政，以防后患。
其实，我们不难发现，赵汝愚有着一手好牌，而韩侂胄几乎在初期是被碾压的。然而，赵汝愚还是败给了韩侂胄。究其原因，除了轻敌，还有不懂得变通。
赵汝愚是个忠直之士，所选之士也皆是正气凛然，没多少瑕疵。然而，他始终没有跳出大环境来看，虽然这有些困难。在当时那个“大染缸”里，有多少人是积极的，有作为的？游仲鸿曾劝赵汝愚：
丞相之势已孤，却不忧此而忧彼吗？
可赵汝愚听后，还是“一意孤行”，难怪有人评其“忠有余而智不足”。而这个特性主要体现在“台谏”上。
关于台谏，苏轼曾有言：
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
对于文武百官来说，台谏可是个魔鬼一般的名字，为什么？他们的一句话几句话就可以摘掉你的乌纱帽！换句话说，谁控制了台谏，谁就能真正地“呼风唤雨”。赵汝愚显然知道台谏的重要性，然而其在选官上，又不能照顾所有人。非忠非有能力者不用，这就不免要得罪很多人，如刘德秀就转而投靠了韩侂胄。
慢慢地，韩侂胄就扶植了一大批台谏。在把持舆论后，韩侂胄迅速下手，先是朱熹没多久就是赵汝愚：
以同姓居相位非祖宗典故，太上圣体不康之际，欲行周公故事，倚虚声，植私党，以定策自居，专功自恣。
以“同姓为相，不利于社稷”，弹劾赵汝愚，这不免有些可笑。当初， 赵汝愚百般推辞，就是因宗室想要避嫌，在宁宗的强烈要求下，赵汝愚才“勉为其难”地接受。然而，韩侂胄联合台谏以如此理由参赵汝愚，宋宁宗竟然没什么反对意见，仍听之任之。不难看出，宁宗着实是个缺乏主见的人。
赵汝愚被罢后，一群道学派人士站出来声嘶力竭地反对：
汝愚之忠，陛下所知。作为祭酒属官，如见利忘义，畏祸忘义，我耻于这样行事。
像是说出这种话的，都被韩侂胄等人弹劾，党禁也由此拉开序幕。而宁宗依旧没什么反应，反而任韩侂胄去了，这也让他有恃无恐，打压道学派起来更是无所顾忌。
结语
在宁宗即位之初，他曾明确地强调“不植党羽”。然而，在他的统治时期却酝酿出诸如韩侂胄、史弥远等权臣。而“庆元党禁”在一定程度上，挫伤了很多正直的为国为民的士大夫，对他们的心理造成了极大影响。不过，道学派虽被打击，却未遭毁灭，甚至在理宗一朝上升为宫学。“庆元党禁”在一定程度上也带了所谓“进化”，对整顿吏治也有一定好处。所以，对于“庆元党禁”不能以“完全错误”之名盖棺定论。
但是，对于孝宗来说，这定不是其希望看到的。权力自然会有斗争，奥妙就在于平衡。过于打压一方，就会令另一方崛起，甚至是完全独大。在孝宗的治理下，秦桧的权相政治成为了过去式，而宁宗朝又死灰复燃。从此，权相一直贯穿着南宋朝，一发不可收拾。综上来看，“庆元党禁”还是弊远大于利的。
参考资料：《宋光宗、宋宁宗的时代》、《庆元党禁时期士大夫官僚的心路历程》、《宋帝列传》、《南宋文人与党争》、《宰相群体与南宋孝宗朝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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