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鄭和七下西洋後，明清沒能發展為海洋貿易大國？

2020-02-09 19:38:42 佚名

特斯拉2019

首先在於鄭和下西洋本身的目的，政治意義大於經濟意義！

鄭和下西洋，是明朝永樂年間以及宣德年間的一系列海上遠航運動，第一次航行始於永樂三年（1405），末次終於宣德八年（1433）.期間共歷經七次航行，由鄭和擔任出航正使，最遠到達東非、紅海。

鄭和其人，人稱三寶太監。自靖難之役便跟隨朱棣。在朱棣登上皇位後，更得朱棣喜愛。之所以讓鄭和擔任這個遠航正使，朱棣也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遠航的政治意義

從明面上來講，新皇登基，四海初定，彰顯國威一直是我國古代一個不變的傳統。最出名的莫過於大唐，出使吐蕃，和親等等。到了明朝，也不例外。在經過朱元璋對大明幾十年的統治後，到了朱棣這一代，內外政基本安穩，是時候向鄰國來展示我大明的國威了。

從暗地裡來講，朱棣登上的皇位，畢竟是從他侄子建文帝手中奪過來的。而南京皇宮的一場大火，建文帝生死未知，始終是朱棣的一塊心病。據《明史》載：先濙未至，傳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內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朱棣曾派出兩隊人馬尋找建文帝的下落，一隊是大臣胡濙，而另一隊，就是鄭和。朱棣得到傳言，說建文帝遠遁到海外，於是藉助船隊，一來彰顯大明國威，二來暗地裡尋找建文帝朱允炆。這就是遠航的真正目的。

鑑於此，遠航，從根本上就是一個賠錢的買賣。在鄭和遠航的15世紀，世界上發生了另外兩件和海洋相關的的遠航事件，一個是達伽馬繞過好望角到達印度，開拓了印度洋新航線；另一個就是哥倫布穿越大西洋抵達美洲。這兩個遠航，為歐洲人帶來了巨大的財富，因為他們本身抱著的目的就和鄭和不一樣。

明朝的海禁政策

說到鄭和的遠航，不得不得就是明朝的海禁。據《大明律》記載，凡是私自造大船的，前往番國買賣，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為嚮導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處斬，仍梟首示眾，全家發邊衛充軍。更有甚者，賣與夷人圖利者，為首者處斬，為從者發邊充軍。

一系列的高壓政策，使得明朝的海運貿易，陷入了封鎖的境地。包括後來的清朝，更是採取了閉關鎖國政策，更讓這種情況加劇，若是當初在鄭和下西洋建立的大好開端下，再採取開明的貿易政策，我國的海運，必定是要比蠻夷強取豪奪要好的得多，走得更遠，可惜，歷史不會重來，一系列的海禁政策，對海上貿易形成了一個巨大的打擊。商人無法通過海洋貿易，沿海的百姓更不能走這條路，只得入海為寇，長此以往，只能望洋興嘆罷了。

經濟形態決定意識形態

自古以來，我國一直是以農業經濟為主體經濟結構。這源自於我國地大物博，一切完全可以靠著自給自足來生存，而外國就不一樣，對於西方國家，能夠發展海上貿易是夢寐以求的事情。更多的資源，更多的人口，這一切都是西方國家求之不得的東西。所以，他們會想盡一切辦法來走海上貿易這條路。

反觀中國，封建統治下，維穩，是統治者最為重視的大課。如何維穩，首先是要愚民，如何愚民，那就是讓人老老實實在限定的土地上，重農抑商，是很多朝代的政策。商業確實能夠帶來財富，但是同樣帶來的就是政治的不穩定性。權衡利弊，在維穩和財富比較下，統治者還是非常願意放棄部分的財富來保持政治的穩定，畢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其中道理，不言而喻。

各種原因的加持下，鄭和下西洋，成為了歷史上非常有名的一個壯舉，但是卻沒有成為中國走向世界的一次機會，這不是誰的錯誤，是歷史的必然。

史曉生

筆者查看已有的回答，看到是大量篇幅敘述鄭和七下西洋的情況，對明清沒能發展為海洋貿易大國理由敘述感覺不夠透徹不夠清晰，這裡說一下自己的看法，不當之處留言點評。

鄭和下西洋是明代永樂、宣德年間的一場海上遠航活動，首次航行始於永樂三年（1405年），末次航行結束於宣德八年（1433年），共計七次。由於使團正使由鄭和擔任，且船隊航行至婆羅洲以西洋麵（即明代所謂“西洋” ）故名。

在七次航行中，三寶太監鄭和率領船隊從南京出發，在江蘇太倉的劉家港集結，至福建福州長樂太平港駐泊伺風開洋，遠航西太平洋和印度洋拜訪了30多個國家和地區，其中包括爪哇、蘇門答臘、蘇祿、彭亨、真臘、古裡、暹羅、榜葛剌、阿丹、天方、左法爾、忽魯謨斯、木骨都束等地，目前已知最遠到達東非、紅海。鄭和下西洋是中國古代規模最大、船隻和海員最多、時間最久的海上航行，也是15世紀末歐洲的地理大發現的航行以前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險。

鄭和七下西洋後，明清沒能發展為海洋貿易大國的原因

千百年來，人們毫不吝惜對鄭和下西洋的溢美之詞，可是這其中卻存在一個弔詭之處：鄭和率領船隊七下西洋，打通了航路，溝通了沿海各國。可以說，鄭和已經為中國發展海洋貿易提供了十分良好的外部條件，而且這一步，比西方還要早上百年踏出。可是，明清數百年間，卻始終無法發展成為海洋貿易大國，這到底是為什麼呢？

一個結果的發生，是由內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明清在鄭和七下西洋的情況下，依舊沒有發展成海洋貿易大國，自然也有其內因和外因。當然，這其中內因又是主要原因。內因主要有三：

一. 鄭和下西洋本身的侷限性

鄭和下西洋是一件偉大的歷史事件，但這並不意味著鄭和下西洋本身是沒有侷限性的，恰恰相反，從商業的角度來看，鄭和下西洋是一次徹底的“虧本買賣”。

《明史》載：“先濙未至，傳言建文帝蹈海去，帝分遣內臣鄭和數輩浮海下西洋，至是疑始釋。”馬敬則在《瀛涯勝覽序》中說：“洪惟我朝太宗文皇帝、宣宗章皇帝，鹹命太監鄭和率領豪俊，跨越海外，與諸番貨……蓋聲名施及蠻貊，使普天之下，含靈蠢動悉沾德化，莫不知有其君而尊親焉。”

這便說明，明代永樂、宣德年間，鄭和七下西洋，主要目的是尋找建文帝和宣揚明朝威德，至於“與諸番貨”，則只是順帶做的事情。事實上，鄭和下西洋中，與諸番貿易得來的也基本上都是香料和奇珍異寶，它們最終都要獻給皇室，而不是用於商業貿易。而且，為了宣揚威德，明朝付出的經濟代價往往要比諸番高得多。

1407年九月初二，大明國首都南京充滿了節日般的歡樂。遠航歸來的鄭和，在這裡舉行了隆重的獻俘儀式。當著文武百官和各國使臣的面，鄭和將其在南洋舊港擒獲的海盜首領陳祖義等三人獻給朝廷。明成祖(永樂皇帝)朱棣下令即刻處斬，“諸夷聞之震懾”。

　在官方的史冊中，陳祖義伏誅被看做是大明王朝揚威異域的一大勝利。“帝大悅，爵賞有差”(《明史》)。在擒獲陳祖義戰役中有功的舊港僑領施進卿，被任命為宣慰使，“賜印誥冠帶文綺紗羅”。宣慰使，是大明帝國為了治理邊疆少數民族而設的官職，為從三品。

　在一片彈冠相慶之中，包括在後世的普遍稱頌聲中，大多數人都不曾注意到：劊子手的鬼頭刀，不僅斬下了陳祖義的腦袋，而且也斬下了海洋中華的希望。波濤之上，中國“海盜”們與西方“海盜”們爭奪著蔚藍色的生存與發展空間。不同的是，當西方“海盜”得到其祖國的強大支持、成為拓殖先鋒時，中國“海盜”卻必須時時面對自己祖國、來自背後的攻擊。

所以，鄭和下西洋雖然打通了航路，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明朝的海上貿易，但這隻限於安全性，至於明朝海上貿易發展艱難的本質問題，則沒有得到解決。而且，鄭和下西洋還給明朝帶來了巨大的財政負擔，以致於最後明朝不得不停掉下西洋。常見的說法，認為鄭和下西洋拓展了中外的貿易交流。而實際上，鄭和下西洋恰恰摧毀了宋元兩代數百年來積累的中國商業文明和它的貿易體系。

二. 明清兩朝的“海禁”及閉關鎖國政策

從隆慶年間開放，明朝的海上貿易迅速發展來看，如果明清兩朝能夠抓住鄭和開闢航路的這個機會，大力發展海上貿易，那麼扭虧為盈輕而易舉。只可惜明清兩朝不僅沒有這樣做，反而大力推行“海禁”和閉關鎖國政策。

《大明律》曾規定：“若奸豪勢要及軍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為嚮導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處斬，仍梟首示眾，全家發邊衛充軍。其打造前項海船，賣與夷人圖利者，比照將應禁軍器下海者，因而走洩軍情律，為首者處斬，為從者發邊充軍。”清朝也曾針對海禁頒佈法律：“嚴禁商民船隻私自出海，有將一切糧食、貨物等項與逆賊貿易者，……不論官民，俱行奏聞正法，貨物入官，本犯家產盡給告發之人。該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盤詰擒輯，皆革職，從重治罪；地方保甲通同容隱，不行舉首，皆論死。”（《清史稿》）

不論是明朝的海禁，還是清朝的閉關鎖國，對於海上貿易都是一個巨大的打擊。在孤立、自閉的政策下，商人們無法發展海外貿易；沿海的百姓們無路可走，只能入海為寇，侵擾中國邊境，然後朝廷又因此加緊海禁政策，以致於形成惡性循環。

三. 中國的經濟結構決定的

這種海禁政策惡性循環的根源，還在於中國的經濟結構。其實，能夠發展海上貿易對西方國家來說是夢寐以求的事情，地理大發現的根本目的就是發展海上貿易。可是中國卻截然不同，以自然經濟、小農經濟為主的經濟結構決定中國必須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

作為農業賦稅供養的國家，中國統治者極度強調農業生產和內部穩定。在“維穩”的思路決策下,在統治者的眼中，商業能夠帶來財富，但它卻會危及統治，只有農業才是國之根本。所以統治者願意以放棄民間海上貿易為代價，封鎖沿海地區，防止倭寇侵擾，關起門來統治。更何況，官方也不是全然放棄了海上貿易。

據記載長期造船，長江中下游地區的大樹都被砍得差不多了，造船成本大幅上漲。明代早期造一條50米的大船大概要花2500兩白銀，到晚期就要4000兩，到了清朝康熙年間就得10000兩以上。

事實上，不能說明清兩朝的中國不是一個海上貿易國家，不論是否實行海禁，兩朝其實都沒有斷絕官方的海上貿易，畢竟自己賺錢這種事情統治者還是願意做的。只是，一個國家如果只允許官方進行海上貿易，其海上貿易的總體量和競爭力都會受到限制。當西方列國紛紛瓜分世界，發展海上貿易賺取大量錢財的時候，明清兩朝卻在自縛手腳，此消彼長之下，中國自然不可能成為海上貿易大國。不過，明清兩朝沒能抓住鄭和下西洋的機會發展成為海上貿易大國，也與外因有關。所謂外因，便是當時中國外部的海上貿易環境。鄭和下西洋打通了航路不假，但是航路上的威脅卻沒有清除。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後，海外有張士誠的殘餘勢力，還有倭寇的侵擾。

明謝肇淛《五雜俎》記載：“元之盛時，外夷外貢者，至千餘國，可謂窮極天地，罔不賓服，惟有日本，倔強不臣。阿拉罕以師十萬從徵，得還者僅三人。至明初，日本仍不服王化，冥頑如初。”

明朝派出使臣想和日本聯合剿滅倭寇，但是日本天皇卻將使臣殺害，並要求與中國通商。在這種情況下，明朝自然不可能答應日本的請求，只是開戰代價又太大，於是明朝乾脆實行海禁，“寸板不許下海”。

到清朝時，東岸沿海地區又有鄭成功等反清勢力。清朝為對抗他們，也實行海禁。在這種情況下，明清兩朝一旦開海，便要付出巨大的代價。從長遠的眼光來看，發展海上貿易的收益當然比開海所要付出的代價要大得多，但在將商業看作“末流”的統治者看來，實行“海禁”，是一個一勞永逸，簡單效率的方法。

反彈琵琶，另一種觀點，海禁，是為了發揮自己優勢

其實朝廷鄭和下西洋不是為了明朝的面子工程，跟外邦的朝貢貿易是賠錢賺吆喝，我們又不是人傻錢多，這就像漢唐時期花了那麼大的代價打通西域，那不是大老遠過去炫富的，是為了打通商路掙錢用的。到了明朝也是這個理，政府花了這麼多錢，出動了令周邊各國都顫抖的威猛艦隊，那也是為了增進貿易收入，打通朝貢海路用的，政府增進的當然是政府朝貢貿易了，這塊筆者要多說幾句，很多人都以為朝貢出於政治目的，完全用錢買心理安慰，其實朝貢貿易可不是出於政治的虧本買賣，而是優先考慮了貿易其次才是政治因素，明朝前期朝貢貿易是進口內銷掙自己人錢，結果導致是貨幣流出，1567年中國通過對外貿易引進白銀之前，朝貢貿易只造成中國財富和貨幣的流失，鄭和的遠洋活動輸出的銅錢以及白銀不計其數，當時銅錢也被賞賜給外國的使者，這就造成明初很多鑄造的銅錢以及白銀流失海外，朝貢初期朝廷向外藩進口的貨物多是珠寶香料等，而中國的代價則是貨幣，貨幣是商業資本特殊發達的社會財富最高形式，無論是打擊貿易還是鼓勵貿易，都會把貨幣外流視為頭等禁事，例如南宋也有“金銀銅鐵貨不許下海”，唐代《唐律疏議》記載“金，銀，鐵，不得度西邊北邊諸關”，所以明初實打實的真金白銀於朝貢中流失，真是當時最得不償失之事。

後來朝廷看到大量貨幣外流，心想這可不好，我得再賺回來，既然可以利用海洋貿易補貼貨幣流失為何棄之不顧，於是1567年國家外貿產生了，而且是基於海禁政策產生的，利用海禁限制自由貿易，然後進行國營貿易，國家壟斷進出口，與西洋國家進行絲綢，瓷器貿易中得到大量白銀，壟斷價格再賣到國內，賺的錢用來補貼國庫，《明史.食貨志》記載：“海外諸國入貢，許附載方物與中國貿易。因設市舶司，置提舉官以領之……”另據顧炎武在《天下郡國利病書》中所講，明朝政府對朝貢商品收取貨物稅。附進物先收50%的貨物稅，餘者由官府給值收購。貨物進入港口全部封倉後，待抽20%的貨物稅才準開倉交易。

到了明朝中後期隨著江南沿海一帶，南方手工業逐漸發達，體現在手工工廠即家庭作坊的數量.規模擴大,生產工具與技術更新,產量增加。最重要的是當時在江浙一帶的絲織業出現了以出賣勞動力為生的“機工”和以生產絲綢獲取利潤的“機戶”，以及福建泉州一帶的大型瓷器工廠，產地開始集約化，產量開始量產化，這一切帶來的是生產力的提高和資本主義的抬頭，然而當生產力大於國家外貿的程度時，很多商品就需要更加廣大的市場，就要通過政府更大的朝貢貿易使得明帝國出口大於進口，造成的貿易順差充盈了國庫。

弗蘭克在他的著作《白銀資本———重視經濟全球化中的東方》中認為，1400—1800年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單一世界體系格局，他用貿易和套匯來說明他的這一理論，證明了明代中國通過與西洋各國的官方貿易賺取大量貨幣。中歐海上貿易航線建立後，美洲白銀通過太平洋運到馬尼拉，再轉至中國，是美洲白銀輸入中國的主要渠道。

結語

鄭和下西洋，只凸顯了航海技術層面的偉大，卻鑿沉了本可遨遊全球的“海洋中華”的巨輪，斷送了銳氣勃勃的海外華人社區，從此海內外華商被抽去了脊樑骨，不依附於權力就無法雄起;雖然是政治壓倒經濟的偉大，卻令數百年來和平、富庶、充滿朝氣的中國海疆成為海上墓地。

參考文獻：

1.歷史戰爭，為什麼鄭和下西洋打通了航路，明清卻沒能發展為海洋貿易大國？

2.時事縱橫，中國為何在鄭和下西洋之後進行海禁, 歷史真相終於解開, 有人說這招真高！

中學數學深度研究

明朝公元1405至1433年，太監鄭和先後奉明成祖朱棣和明宣宗朱瞻基之命七下西洋。28年間，鄭和的船隊到達過亞洲和非洲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最遠到非洲的東海岸和紅海沿岸。

從時間上看，鄭和下西洋要比西方的大航海早半個多世紀。但新船路的開闢，為歐洲國家資本主義發展提供了巨大的生產資料和市場，而鄭和下西洋卻沒有促進明清的海外貿易。這是為什麼呢？

首先，是兩次航海的目的是不同的。鄭和七下西洋的目的是宣揚明朝國威，不是貿易和經商，這使得鄭和的航海國家耗費很多，必然不能長久進行。而大航海的航海家則明確的是為了尋找去往東方的新船路。據說，達·伽馬一次航行所得純利竟超過航行總費用的60倍以上。這極大的刺激歐洲後續的航海貿易活動。

其次，是後續歐洲各國和明清的國策不同。明朝在鄭和七下西洋之後至清朝都施行了“閉關鎖國”的政策，從政策上限制了對外貿易。而歐洲各國隨著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不斷支持和鼓勵海外貿易。

其三，中國社會屬於大河文明，在思想和文化上創新和冒險精神不夠。歐洲國家屬於海洋文明，有更為積極的創新和冒險精神。

林城布衣10001

明代鄭和七下西洋，想必大家都很熟悉，這是明朝歷史上的一次偉大航海壯舉！那麼既然有了鄭和七次下西洋的壯舉，為什麼明清兩朝未能發展為海洋貿易大國呢！

01

我們先來說下明朝，大明王朝自建國開始，由於東南沿海倭寇為患，因此明太祖實行“片板不得下海”的禁海政策。但明初所實行的海禁卻並非完全阻斷海外貿易，而是將海外貿易實行官方化，稱為“朝貢貿易”。

到了永樂年間，隨著鄭和下西洋開始，明朝的朝貢貿易發展至巔峰，據不完全統計，永樂年間共有60多個國家的國王或使臣200多次訪問中國，進行朝貢貿易。

由於朝貢貿易的高度發展，讓明代商人看到了海外貿易所帶來的鉅額利潤，民間商人為了利益屢屢犯禁出海，因此促進了明代海外私人貿易的興起。直至隆慶元年，由於東南沿海地區的倭患早已平定，再加上私人海外貿易的強烈需求，因此明朝政府迫於壓力不得不開放港口，允許民間商人進行海外貿易。

但明朝政府開放港口是有限制的，它僅選擇了月港這個狹小的地區作為通商口岸，正是因為狹小的空間方便控制，因此明代私人海外貿易雖然有所發展，卻不能過份高估，畢竟一個小小的月港，其影響力必然是十分有限的，因此無法發展為海洋貿易大國。

02

反觀清朝時期，清朝的“海禁”政策，則是全面禁止海外貿易，不僅民間私人不得出海貿易，就連外國商人也不許來華貿易，其所實行的“海禁”政策時間從清初一直持續到了鴉片戰爭，此間未曾廢除過“海禁”政策，實為真正的“閉關鎖國”。

如此禁海，又怎麼可能會有海上貿易呢！

漁公子讀史

明朝永樂、宣德年間，鄭和七下西洋。這是一次偉大的遠征，它“是中國古代規模最大、船隻和海員最多、時間最久的海上航行，也是15世紀末歐洲的地理大發現的航行以前世界歷史上規模最大的一系列海上探險。”（《劍橋中國明代史》）

一個結果的發生，是由內因和外因共同作用的，明清在鄭和七下西洋的情況下，依舊沒有發展成海洋貿易大國，自然也有其內因和外因。當然，這其中內因又是主要原因。

內因主要有三，一為鄭和下西洋本身的侷限性；二為明清兩朝的“海禁”及閉關鎖國政策；三為中國的經濟結構。

首先來講鄭和下西洋本身的侷限性。鄭和下西洋是一件偉大的歷史事件，但這並不意味著鄭和下西洋本身是沒有侷限性的，恰恰相反，從商業的角度來看，鄭和下西洋是一次徹底的“虧本買賣”。

這便說明，明代永樂、宣德年間，鄭和七下西洋，主要目的是尋找建文帝和宣揚明朝威德，至於“與諸番貨”，則只是順帶做的事情。事實上，鄭和下西洋中，與諸番貿易得來的也基本上都是香料和奇珍異寶，它們最終都要獻給皇室，而不是用於商業貿易。而且，為了宣揚威德，明朝付出的經濟代價往往要比諸番高得多。所以，鄭和下西洋雖然打通了航路，一定程度上推動了明朝的海上貿易，但這隻限於安全性，至於明朝海上貿易發展艱難的本質問題，則沒有得到解決。而且，鄭和下西洋還給明朝帶來了巨大的財政負擔，以致於最後明朝不得不停掉下西洋。

當然，從隆慶年間開放，明朝的海上貿易迅速發展來看，如果明清兩朝能夠抓住鄭和開闢航路的這個機會，大力發展海上貿易，那麼扭虧為盈輕而易舉。只可惜明清兩朝不僅沒有這樣做，反而大力推行“海禁”和閉關鎖國政策。

《大明律》曾規定：“若奸豪勢要及軍民人等，擅造三桅以上違式大船，將帶違禁貨物下海，前往番國買賣，潛通海賊，同謀結聚，及為嚮導劫掠良民者，正犯比照己行律處斬，仍梟首示眾，全家發邊衛充軍。其打造前項海船，賣與夷人圖利者，比照將應禁軍器下海者，因而走洩軍情律，為首者處斬，為從者發邊充軍。”

清朝也曾針對海禁頒佈法律：“嚴禁商民船隻私自出海，有將一切糧食、貨物等項與逆賊貿易者，……不論官民，俱行奏聞正法，貨物入官，本犯家產盡給告發之人。該管地方文武各官不行盤詰擒輯，皆革職，從重治罪；地方保甲通同容隱，不行舉首，皆論死。”（《清史稿》）

這種惡性循環的根源，還在於中國的經濟結構。其實，能夠發展海上貿易對西方國家來說是夢寐以求的事情，地理大發現的根本目的就是發展海上貿易。可是中國卻截然不同，以自然經濟、小農經濟為主的經濟結構決定中國必須實行“重農抑商”的政策。在統治者的眼中，商業能夠帶來財富，但它卻會危及統治，只有農業才是國之根本。所以統治者願意以放棄民間海上貿易為代價，封鎖沿海地區，防止倭寇侵擾，關起門來統治。

更何況，官方也不是全然放棄了海上貿易。事實上，不能說明清兩朝的中國不是一個海上貿易國家，不論是否實行海禁，兩朝其實都沒有斷絕官方的海上貿易，畢竟自己賺錢這種事情統治者還是願意做的。只是，一個國家如果只允許官方進行海上貿易，其海上貿易的總體量和競爭力都會受到限制。當西方列國紛紛瓜分世界，發展海上貿易賺取大量錢財的時候，明清兩朝卻在自縛手腳，此消彼長之下，中國自然不可能成為海上貿易大國。

不過，明清兩朝沒能抓住鄭和下西洋的機會發展成為海上貿易大國，也與外因有關。所謂外因，便是當時中國外部的海上貿易環境。

鄭和下西洋打通了航路不假，但是航路上的威脅卻沒有清除。朱元璋建立明朝以後，海外有張士誠的殘餘勢力，還有倭寇的侵擾。明謝肇淛《五雜俎》記載：“元之盛時，外夷外貢者，至千餘國，可謂窮極天地，罔不賓服，惟有日本，倔強不臣。阿拉罕以師十萬從徵，得還者僅三人。至明初，日本仍不服王化，冥頑如初。”

到清朝時，東岸沿海地區又有鄭成功等反清勢力。清朝為對抗他們，也實行海禁。在這種情況下，明清兩朝一旦開海，便要付出巨大的代價。從長遠的眼光來看，發展海上貿易的收益當然比開海所要付出的代價要大得多，但在將商業看作“末流”的統治者看來，實行“海禁”，是一個一勞永逸，簡單效率的方法。至於海上貿易大國，這在古代中國人的觀念當中從來就不是一個偉大的“目標”。

所以，別說鄭和沒有航行到西方，即便是他到了歐洲，只要中國的經濟結構、文化觀念不發生根本上的改變，中國就始終無法發展成為海上貿易大國。

《劍橋中國明代史》

《明史》

《瀛涯勝覽序》

《清史稿》

《五雜俎》

歷史戰爭

首先要明確一點，鄭和是奉明朝皇帝的御旨出使西洋的，出使的目的是為了擴大明王朝的政治影響，提高明王朝在國外的地位和威望，同時用中國的貨物去換取海外的奇珍異寶，所以乘坐的船隻又叫作“寶船”。鄭和每到一地，就表示中國願意和各國通好，然後與他們進行貿易，約請他們派遣使臣到中國來。

從永樂三年（1405年）到宣德八年（1433年）之間，中國傑出的航海家鄭和曾率領船隊七次下“西洋”，前後到達過亞非三十多個國家。

嚴格的說來，鄭和下西洋，不能算是貿易，只是宣揚國威，萬邦來朝。當然，鄭和下西洋也不同於近代的西方殖民掠奪。西方殖民者東來後，打著貿易的幌子，行殖民掠奪之實。他們能掠奪則掠奪，不能掠奪則開展正常的貿易。一旦自身實力強大，則殖民掠奪，與海盜無異。

歷史上，由於西方殖民者的海盜行徑，明清都實行海禁，嚴禁沿海人民出海貿易。直至乾隆時期，清政府規定，對外貿易只准在廣州進行。

清朝統治者狂妄自大地認為，這些外國商人都是來自微不足道的蠻夷小國，而自命為高於萬邦的“天朝”，他們根本不想去認真瞭解外國，天真地認為:天朝地大物博，無所不有，無須與外夷互通有無。這顯然是封建統治者們落後愚昧。所以，明清兩朝也就不可能成為海洋貿易大國。不僅如此，落後就要捱打，正是由於清政府閉關鎖國，盲目自大，唯我獨尊，中國從近代遠遠落後於西方。

皖北隱士

因為天朝上國不需要貿易，我們自給自足已經足夠了。

這裡要肯定鄭和確實是中國古代的航海家，但其七下西洋與歐洲的大航海的目的是完全不同的。

鄭和七下西洋的目的：

1、尋找建文帝，當時有種說法是建文帝逃跑去了海外，用現代思維來看，建文帝往海外跑是一個很不明智的選擇，但朱棣不信邪啊，即使有萬分之一的可能，他也要試試。

2、揚威海內外，朱棣是造反起家的，為了彰顯大國風範，排除船隊去海外揚威是必不可少的。而這其中也是有貿易的，當時主要是朝貢貿易，即厚往薄來，說不好聽點是賠本賺吆喝，其政治目的更為明顯。

3、虔誠的意志，鄭和原名馬三寶，他是典型的回族人，信仰伊斯蘭教，下西洋也有鄭和自己的意志——他想去麥加朝聖，那是每個穆斯林的終身信仰。而鄭和在第七次實現了自己的願望，而他在歸途中去世。

而歐洲大航海的目的很簡單：錢！錢！!錢！！！

那時的歐洲剛剛經歷中世紀的愚昧無知，當時的歐洲十分需要亞洲尤其是中國的外貿產品，但大陸通道被奧斯曼所控制，窮則變、變則通，為了生活的歐洲人開始向海洋探索。

早期的葡萄牙和西班牙開闢了新大陸，但他們更多是為皇室掠奪財富來奢侈的生活，而後來的荷蘭和英國在掠奪的同時，為自己後來資產階級革命、工業革命奠定了物質基礎。而隨著自身的強大，他們打開了世界其他國家的大門，這才開啟了貿易，雖然多數是不平等的，正是那些不文明的對外貿易，才開啟了歐洲文明的大門。

這裡要問了，明清500多年，為何一直閉關鎖國，對外貿易一直非常慎重呢？

從政治來講：讓國民少接觸外界事物有利於控制民眾思想，也是自古以來重農抑商的思維作祟，而且帝國的執政者也不支持。

從經濟來講：我國曆史上人口並不算多，即使到了清末也不過4億人，中國的物產絕對可以滿足國民的基本生活，不需要通過對外貿易來賺錢。

從文化來講：我們一直以天朝上國自居，中央之國不是白叫的。當時的執政者看不起那些番邦外國，認為他們都是蠻夷，不屑於與他們貿易。乾隆時期，馬嘎爾尼訪華時，英國工業革命早已開始，正式這次出訪為後來的鴉片戰爭奠定了基礎。

所以說，無論何時，我們都要打開自己的眼界，去了解外面的世界，取長補短、互利互惠才能讓自己進步。

黑水布衣

鄭和下西洋後，中國對外貿易不但沒有停止，而且越來越大，至晚明時已發展成海洋貿易大國。

這一點許多人可能不同意。不過，大家可能沒注意到，到晚明時，鄭和的另一同姓人鄭芝龍己成為東南沿海響噹噹的人物，海商集團的霸主，擁船數千艘，富可敵國。他便是明朝海上對外貿易的典型代表。

說到鄭芝龍，許多人可能不熟悉，說到他兒子鄭成功，大家可能就知道了。

在鄭和下西洋之後，官方對外貿易停止了，從海洋上退卻了。但是私人貿易卻篷勃地發展起來了。也因為明朝的海禁政策，使得明朝的海上民間貿易與官方禁止行為發生了尖銳的矛盾。沿海居民紛紛造船出海，朝廷禁止時則從事海盜事業，朝廷解禁時則從事海商事業。其中出了許多名人，號稱“五峰船主"的王直便是其中的代表。

16世紀初，西方殖民者葡萄牙來到中國，要求開阜貿易。因其野蠻的殖民性格被拒。於是葡萄牙人從廣東北上來到浙江，與中國海盜，日本倭寇勾結起來，從事劫掠性的海上貿易，佔據浙江的雙嶼島為據點。開闢了中國一日本一歐洲的三角貿易航線。

這便是當時東南沿海錯縱複雜的倭寇禍亂的深層次原因。

明朝大臣胡宗憲主政浙江後，堅持抗倭政策，用計擒殺海盜頭子王直，蕩平倭寇巢穴雙嶼島，重用名將戚繼光等反倭。給倭寇以重大打擊。

蕩平海波後，明朝順應時代潮流，開放海禁，史稱“隆慶開海"。其後明朝對外貿易光明正大地發展起來。

在這個時侯，福建一個不起眼的港口一一月港發展起來，福建人也順應時代，成為海上貿易的主角。就在這個時候，鄭芝龍登場了。

鄭芝龍的身份是亦官亦商亦盜，他在明朝風起雲湧的海上貿易中崛起，通過殺伐成為海盜集團的首領，又來往於中國大陸，日本與呂宋之間，從事貿易，獲利巨大。最後通過招安，成為明朝的將軍，有了官方的身份。

在鄭芝龍時代，明朝海上貿易格局發生深刻變化。除了葡萄牙開闢的中國大陸→印度洋→非洲南端→歐洲的商貿航線外，西班牙人也來到中國，他們先是佔據呂宋(菲律賓)，後佔據中國臺灣北部(後被荷蘭趕走)，開闢了中國大陸→呂宋→太平洋→美洲大陸→歐洲的新商路。

一種叫做“馬尼拉大帆船"的海船航行於太平洋上，開闢了另一條海上絲銀之路。

這一時期，中國對外貿易內容發生很大變化。中國對外出口絲綢，棉布，瓷器，茶葉等特產，從海外換回鉅額白銀，運回中國。當時西班牙殖民地美洲正好發現世界級大銀礦，派上了用場。就這樣，大量白銀流入中國，使中國的貨幣流通發生深刻變化。白銀代替了銅錢，寶鈔，成為中國市場主幣。這也為張居正的一條鞭改革奠定了經濟基礎。

這種對外貿易的變化，深深改變了中國的經濟結構。長江三角地區的紡織業蓬蓬勃勃地發展起來，其產品棉布，絲綢不但行銷於世界各地，而且行銷於全國。

京杭大運河與長江兩條大水道發揮了極大的作用。大運河把江南的棉布行銷中國北方，又將北方生產的棉花運到江南加工，棉花生產地與加工地發生了分工。湖廣成為新的商品糧基地，大量的稻米被長江運往江南。江南大量的土地改種桑樹，而不再種植糧食。

整個經濟佈局發生深刻的變化，衝擊著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正因為如此，明朝後期，高度發達的商品經濟發展起來，整個社會朝著近代化方向逐漸邁進。

這一切均停止於明朝末年一場聲勢浩大的農民起義。1644年，李自成進北京，推翻明朝統治。隨後滿清入關，一場殺害遍佈全國。

在此期間，中國南方人民對滿清侵略者給予了堅決的抵抗。其中又以鄭芝龍的兒子鄭成功最為堅決。為了斷絕大陸人民對起義軍的支援，滿清統治者實施了野蠻的“遷海令”，凡沿海居民一律後撤，將海岸線變成無人區。這樣一來，中國人徹底告別了海洋，使海洋成為西方殖民者的天下。

17世紀80年代，隨著滿清收復臺灣，鄭經父子投降，中國人徹底退出了海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