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呼万唤不出来
鲁迅在其著名的中篇小说《阿Q正传》中借阿Q这一典型形象，揭示出由盛而衰民族国民性的一个弱点：无可奈何地吹嘘、标榜和自慰“我们先前比你阔多啦”。这也居然是政治强化管理下历史描述和研究的特征或要求之一。各个民族和国家都尽量将自己的历史写得长久些和厚重些，以增强自豪感、自信心和凝聚力。生活在激烈竞争的当代社会中的沅陵人，当然也会这样做。沅陵县在古代属于黔中郡区域，黔中郡治所地或黔中郡古城疑是沅陵，沅陵人于是就千呼万唤黔中郡，而黔中郡城并未如期而至。越是这样，沅陵人就越加想象和鼓吹黔中郡硕大无比：“北有兵马俑，南有黔中郡”。其实这二者根本不能同日而语，也没有可比性。当二十一世纪的一个山川秀丽、生活着众多民族、孕育了多种文化的广大区域，却要借一个皇帝的陪葬陶俑来提高自己知名度和地位的时候，得到的结果当然更多的是反讽。武陵山区域或原黔中郡区域毗邻四周,就酝酿打造“ 黔中郡文化圈”，林河认为：这个文化圈所拥有的古代文明，在整个大中华文化圈里一点也不逊色。而溆浦县的地方文化寻根者则一直在在非常虔诚、小心地论证黔中郡治所地或黔中郡古城就在溆浦，比起沅陵人的大声疾呼似乎来得更像模像样。
沅陵人的“历史悠久论”是具有其特殊的发生原因的。隋唐宋元明清，沅陵为实实在在的六朝州府治所地，由于地处沅水河谷走廊，紧扼西南大通道，甚至为争论中的古代西南陆地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故在历史上是荣极一时的。而在1949年以后的当代，却回到一个普通“县”的等级，而且是一个山区县，不通铁路、航空，内有资源缺乏，外来投资有限，政治地位中落，丧失区位优势，沅陵人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失落。
当然，沅陵人的“历史悠久论”，还同时为当代中国经济承包制、管理分级制或地缘化引领下的寻根浪潮的产物。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责任承包席卷农业、工业和社会管理的各个领域。首先是“中国特色”理念，矛盾特殊性大于普遍性为这一理论提供了哲学支撑，即使是前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老黑格尔，也强调“这一个”；其次是财政分级管理；再次是行政首长负责制。文化上相伴而行的当然是“寻根”之风，“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就成为一面无往不胜的大旗。哲学方法论范畴的后现代主义也刚好吻合这种社会现状，“寻根”就几乎成为解构主义的一个实际注脚。在全球化政治经济漩涡中和“上帝死了”“主义没了”的思想文化背景下无所适从的人们，会本能地“寻根”，寻找精神出路；被主流政治遗忘了的角落中的人们，也会“寻根”，在寻根中寻找失落的东西。美国小说《根》就是这双重含义的产物。当代沅陵人呼唤黔中郡，自然也难免不落这双重含义的窠臼。
史籍中的黔中郡
先秦史书或作为史料的《尚书》、《诗经》、《春秋》、《左传》《国语》、《国策》中没有黔中郡的信息。原因应该为：一是黔中郡所属的楚国或秦朝，都为后起的强国或王朝；二是黔中郡毕竟为中国中南与西南相交的边缘区域，与西安、洛阳等许多政治中心相距较远，不被特别关注和记录；三是秦朝立国时间较短，本身就没有留下太多历史资料。虽然在沅陵人眼中黔中郡几乎与秦始皇互为代名，但要找到黔中郡城的确切位置则仍是一件难事。当代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根据研究，仅仅大致画出了黔中郡的大小、方位图，黔中郡城在何处，在这块土地上究意发生过什么，以及它自身的来龙去脉，仍然是一个谜。支撑沅陵历史悠久论的黔中郡及其郡城，显然还得有些具体实在的东西来佐证。
黔中郡首次较多出现在汉代司马迁的《史记》中。司马迁写作《史记》这样的主流文化作品,似乎与其人生遭遇具有很大的反差,于是先要特别讨论一下他的写作动因。一是世代史官的职业道德和责任感,使其忍辱写作此书；二是人类敞帚自珍式地对即将失去的东西的惋惜和挽留；三是被意外羞辱后“春秋笔法”式的无可奈何的报复。司马迁被处宫刑后，心身都遭受巨大摧残，但却在双重的痛苦和艰难中写完了《史记》。正因为如此，只有一个被逐出政治主流漩涡而成为旁观者的人，写作“旁观者清”的政治主流之书，才能相对逼近真实。这从《太史公自序》、《项羽本纪》和《陈涉世家》等许多篇章可以看得出来。实际上，司马迁生前并未出版或印行此书。中国的史书，一般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或打磨才能出来。而一经打磨之后，就常常失去史料价值，因为统治阶级的政治标准是制约打磨的核心潜规则。
即使《史记》是一本“穿刺”性质的忧愤之书，我们还是要指出，《史记》提供的仍只是历史的“间接证据”。司马迁写作《史记》离汉朝建立已160多年，加上《史记》印行，实际上已近两百年。两百年应该是一段不少的岁月，因此，《史记》不是当代记事文。由于《史记》中的相当部分，都无汉朝以前的文字记录依据，因此，《史记》中的许多东西，与其说是纪事本末体的“史”，不如说是纪传体的文学作品（这里涉及对文学艺术和写作学的哲学定位问题，此不展开讨论）。例如，其中的人物传记，以及关于夏朝至西汉王朝的叙述，较多的是根据人类史诗般的口耳相传，再进行加工而成。对这种情况，可以有两种结论：一是在史实的细节方面有重大缺憾；二是史实经过写作主体的筛选、提纯之后，当然有夸张、拔高、遗漏和缺失。历史与历史学从其诞生至今，就一直处于化合状态，即很难分清哪些是原始史实，哪些是经过研究或加工后的历史。因此，就有胡适之论：“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女孩”。于是，中国的历史学家，大多都以编著一本通史或断代史为己任。如此讨论的目的，是要揭示这样一种情况：《史记》在没有直接依据的情况下对当朝以前史实的描述，当然不会完全是信史。顶尖级的历史学家，会认真地进行一个或数个专题研究，得出最逼近真实的严谨的描绘一部或几部分历史的结论，而一般的历史普及或政治宣传工作者，却往往不是这样。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甚至别有意图，断章取义、颠倒历史，常常提出一些惊天动地的命题或结论。于是西方大师级的的学术家克罗齐就干脆结论：
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史记》中有《秦本纪》、《秦始皇本纪》、《楚世家》、《西南夷列传》等篇章提及黔中郡，因为不是专章，故都只是只言片语。就是这些只言片语却提供了一定数量的有关黔中郡的信息。楚国本有一个黔中郡，秦国在兼并楚国时，在合并楚黔中郡与巫郡等区域的基础上，仍立黔中郡，新黔中郡比旧楚黔中郡地域更大。在所提及的前280年到前275年的五年时间内，发生四次秦楚黔中郡的争夺战，说明此地军事位置的重要性。今天看来，黔中郡是秦国南进的必经之地。秦始皇二十六年（前221年）统一天下，分天下为36郡，但未具体列出郡名。后来南北朝时的刘宋朝裴骃的《史记集解》则进一步列出了郡名，其中就有黔中郡。清代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近代王国推的《秦郡考》、现代谭其骧《秦郡新考》都重复这个观点。
2002年出土的里耶简牍却对此提出挑战，简牍中只提及洞庭郡，而上述的史书及研究都未提及“洞庭郡”。于是秦朝有无黔中郡就成了一个疑问。而进一步研究的结果表明，秦始皇在统一南方的过程中，曾对黔中郡作出调整： 以洞庭郡统黔中郡和长沙郡，郡治长沙；再新立一个靠南的苍梧郡，郡治设今天的永州市。由于秦朝时间不长，且秦始皇的这个方案只是政治、军事上的权宜之计，并有较多的“纸上谈兵”性质，于是洞庭郡不为人知。因此，正统观念下的读书人，常常接受的是《史记》提供的信息。一向以严谨著称的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就写过一首《送王十五判官扶侍还黔中》：
大家东征逐子回，风生洲渚锦帆开。
青青竹笋迎船出，日日江鱼入馔来。
离别不堪无限意，艰危深仗济时才。
黔阳信使应稀少，莫怪频频劝酒杯。
此诗系广德元年作。清代仇兆鳌《杜诗详注》注解说：
王判官，本黔阳人，而宦于蜀者，时奉母归养，故作诗以送之。
此时杜甫正在四川做官，与王判官有交，故作此送别诗。仇兆鳌对诗中的“黔中”“黔阳”有集合解释：
《唐书》：黔州黔中郡，属江南西道，本三国吴黔阳郡，周为黔州，贞观四年，置都督府。王应麟云：黔中，汉改为武陵郡，今鼎、沣、浱、沅、黔州之地。《一统志》称：今为辰州府地。
如果王判官留下一点有关其祖籍的资料，而且恰巧又祖籍辰州，那将是一件非常了不得的事。可惜，这王判官官位不高，历史没有记载，他自己也没有留下自传或日记之类的东西，究竟具体为何地人，现已无法得知。但有一个杜甫和注释者都认同的信息：他的家就在古黔中今辰州沅陵区域，而且这里是“信使应稀少”之地。对此，沅陵人虽然觉得不过瘾，但还是知足的。
《史记》中的“黔中郡”具有开创性的原创性质，后来的前后《汉书》、《史记集解》、《水经注》、直至清代的《读史方舆纪要》、《大清一统志》等，都是《史记》的不同翻版，原创的《史记》都尚且没有搞清楚，其他翻版者就更不足以作为研究黔中郡的有效资料了。黔中郡的研究，便最终要呼唤考古学的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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