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
科舉是以為國舉賢為目的，通過考試選拔人才的一種制度。科舉的產生，讓士子們有了一個嬗變的臺階，在明朝初年，一次有爭議的錄取，引發了參與考試的士子們的不滿和抗議。在朱元璋的干預下，最終改變了考試的錄取名單，這就是著名的“南北榜案”。
戲劇中的狀元郎
明仁宗朱高熾即位後，針對南北人才如何錄取，人才如何使用的問題，楊士奇提出了一個折衷方案，按區域比例錄取。還沒來得及實施，明仁宗就駕崩了。明宣宗朱瞻基即位後，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舉行的會試中，首先採取了劃分地域的“南北中卷制”。
科舉上地域上的劃分，人為得將官員集團分成了南北兩派，為黨爭埋下了隱患。
南北榜案
洪武三十年（公元1397年）春闈，註定是一場不同尋常並改變歷史走向的會試。本次會試後，所錄取的52人中，全為南方人。三月殿試後，陳安阝被欽點為狀元。本次春闈的主考官劉三吾與白信蹈也都是南方人，北方士子紛紛認為受到了不公平對待，考官偏袒南方人。
明太祖朱元璋任命翰林院侍講張信對試卷進行復核，結果歷史上最倒黴的狀元陳安阝還是在錄取的名單中，但是這個結果讓並沒有讓朱元璋滿意。白信蹈、張信、陳安阝等人被處以死罪。八十五歲高齡的劉三吾被髮配充軍。朱元璋親自閱卷，錄取北方六十一名士子。
南京江南貢院
這一年的科舉發放兩次金榜，所以又被稱為“南榜“和”北榜“。
南北榜案件，純屬一起帶有濃烈政治色彩的冤案。劉三吾，人稱“坦坦翁“，是一位胸無城府的博學名儒。他七十三歲就被推薦入朝為官，南北榜案發之時，他已經八十五歲高齡，他沒有理由為了利益，而偏袒整榜的士子。
白信蹈、張信、陳安阝也就成了朱元璋安撫北方士子們的犧牲品。
南北文化差異的原因
南北榜案充分反映了南、北方教育水平的不平衡，造成這種不平衡的原因有以下幾點：
第一：第三次衣冠南渡後，南北文化差距加大
北宋末年，金軍南下，徽欽二帝以及被迫北狩。宋高宗趙構衣冠南渡，建立南宋。
宋朝的經濟中心向轉移到江南地區，社會精英階層大量南移，加大了南北經濟、文化的差距。
西湖夜景
第二：元朝政治經濟中心雖然在北方，但是他們不能正確看待漢文化與蒙古文明的關係
元朝大多數統治者對漢文化，存在著一種異族的牴觸情緒。元世祖忽必烈身邊圍繞著一批儒學大師如劉秉忠、王鶚、姚樞等人，表面上看忽必烈是一位試圖融合漢蒙文化的明主，可惜他始終打不破心中對漢文化的蔑視的樊籠。
元朝入主中原後，元朝統治者對漢文化態度上的偏差，註定了不能拉近南北文化的差距。
第三點：明初，北方處於戰亂之下
明朝收復北京是從南往北進攻，北方也就成為了主戰場。戰爭對於文化的破壞程度不言而喻。在徐達平定北京後，元朝的書籍都被收往南京，
明太祖定元都，大將軍收圖籍致之南京，復詔求四方遺書，設秘書監丞，尋改翰林典籍以掌之。
南北中卷制
明仁宗朱高熾即位後，有一天與楊士奇討論科舉的弊病。
楊士奇說：“科舉應該同時錄取南北士子。“
明仁宗說：”北方人學問遠不及南方人好。“
楊士奇反駁道：“北方人有擔當有責任感，南方人雖然有才華，可是多為輕浮之輩。”
楊士奇提出了在試卷上密封姓名之後，在外面書寫上’南‘或’北‘字。錄取之時，按照南方百分之六十、北方百分之四十的比例選拔人才。
明仁宗對楊士奇建議非常贊同，用此法，提高了錄取比例，可以激勵北方士子參與科考積極性。此法還沒來得及實施就駕崩了。
電視劇中的金榜
宣德二年（公元1427年），明宣宗朱瞻基首先開創了南北卷取士的制度，之後又創建了南北中卷制。
北卷則北直隸、山東、河南、山西、陝西，中卷則四川、廣西、雲南、貴州及鳳陽、廬州二府，徐、滁、和三州，餘皆南卷。
黨爭
南北中卷制的實施，解決了全國人才南北人才的綜合利用的問題，同時也導致了另一個問題的出現：鄉黨。
朋黨政治是明朝中後期政治生態的一個組成部分，以地域劃分的浙黨、齊黨、楚黨，以及東林書院命名的東林黨與宦官集團的閹黨。各黨之間相互壓榨，經常因為反對而反對，持續的黨爭導致了明朝吏治鬆懈，明實亡於黨爭。
浙黨是形成比較早的一個朋黨集團且是最具影響力的一個，浙黨的魁首是內閣首輔沈一貫。萬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沈一貫出任新內閣首輔，當時內閣還有兩位，一位是浙江人朱賡，另一位是河南人沈鯉。
楚宗案
萬曆三十一年（公元1603年），楚王一系宗人朱華趆告發現任楚王朱華奎與其弟弟，並非楚王親生之子。沈一貫因為收受楚王朱華奎的賄賂，極力將這件事情壓住。不久之後，楚王反過來彈劾宗人朱華趆。無奈之下，沈一貫讓通政使沈子木將兩份奏疏一併呈上，禮部侍郎郭正域與次輔沈鯉主張對楚王進行審問。楚王為了讓這件案件不了了之，向郭正域許諾了萬金重酬，被郭正域嚴詞拒絕。
萬曆皇帝畫像
明神宗下旨查勘楚王身份真相，湖廣巡撫和巡按經過調查後，也無法確認楚王身份的真假。
但是宗人朱華趆之妻堅持說楚王身份不實，明神宗再次召集三十七人，再議一次，仍然是各執一詞，無法確定楚王朱華奎是否老楚王親生。
詔公卿雜議於西闕門，日晏乃罷。議者三十七人，各具一單，言人人殊
在無法驗證DNA的明代，想要搞明白楚王朱華奎是不是朱家後裔，幾乎是不可能的事。
沈一貫指使給事中錢夢皋、楊應文等人相繼上疏彈劾郭正域、沈鯉。
偽楚王一案糊里糊塗地結案。
妖書案
楚宗案發生的同年年底，“妖書案“發。這是一本匿名刊發的小冊子，書名《續憂危竑議》。此書採用問答的形式，影射和臆測了明神宗有更立太子的想法。
至三十一年十一月甲子昧爽，自朝房至勳戚大臣門，各有匿名書一帙，名曰《續憂危竑議》，言貴妃與大學士朱賡，戎政尚書王世揚，三邊總督李汶，保定巡撫孫瑋，少卿張養志，錦衣都督王之楨，千戶王名世、王承恩等相結，謀易太子，其言益妄誕不經。
楚宗案和妖書案，是明朝末年黨爭的一個縮影。沈一貫通過這兩個案件不斷聯合手下浙黨成員，對郭正域和沈鯉發起攻擊，幾次三番差點致他們於死地。身為太子的朱常洛也曾經發出為何要殺我優秀的侍講官的呼聲。
浙黨從此逐漸形成了以沈一貫為首的利益集團，他們為了個人利益傾軋異己，對朝政的破壞性也越來越嚴重。
乙巳京察
京察是明朝對京城官員每六年一度的考察，按規定是在巳和亥年進行，四品以上的官員自己寫工作報告上交給皇帝，讓皇帝進行考評。五品以下由自己的主管上司進行考評。
因為京察牽扯到官員的升遷、退休或貶謫，所以京察就成了朋黨派系各顯神通的鬥獸場。
萬曆三十三年（公元1605年），正值農曆己巳年，又是一次京察的年份。從一開始，沈一貫與沈鯉就針尖對麥芒，沈一貫提出由浙黨人員兵部尚書蕭大亨主持，次輔沈鯉表示堅決反對。
故宮
最終由吏部左侍郎署尚書事楊時喬與左都御史溫純主持。這兩位京察主持人，對沈一貫結黨的做法，原本就非常厭惡，所以沈一貫的許多爪牙都在被轉出京城，蕭大亨也在被彈劾之列。
至月底吏部的察疏奏上，在京五品以下官員中老疾者三十人、貪酷者十人、罷軟者六人、不謹者九十人、浮躁者三十九人、才力不及者三十二人，其中科道中給事中浮躁二人，才力不及者二人，御史浮躁者三人，才力不及者三人，不謹一人。刑科給事中錢夢皋、御史張似渠、御史於永清等俱在其中，工科給事中鍾兆鬥按年例外轉。
處於暫時被動的沈一貫眼見形勢往不利於自己的方面發展，便偷偷地給明神宗上了一份密奏。明神宗再次偏向浙黨，並嚴厲地批評了楊時喬與溫純。屬於浙黨的工科給事中鍾兆鬥上疏誣陷溫純，最終導致溫純致仕。這次京察基本上宣佈無效，該去的不去，該留的被趕走。
結語：
明朝中後期為什麼會出現嚴重地黨爭？
究其原因有三：
第一：地域因素，生存環境和教育水平在相同地區有相似性，老鄉情節是產生朋黨的主要因素。從明朝初年的南北榜之爭，到南北中卷制，在科舉制度中人為地加入了地域因素，為明朝中後期黨爭的出現提供了生存的土壤。浙黨之後，逐漸出現了齊黨（山東人為主）、楚黨（湖廣地區為主）、宣黨（安徽宣州人為主）、昆黨（江蘇崑山人為主）。
第二：吏治的鬆懈，從己巳京察後，良好的吏治被人為破壞。破壞者還是帝國的最高決策者。京察制度成了黨同伐異的工具，哪一個黨派強，誰就有發言權。將法制變成了人治。
第三：個人利益至上主義，個人利益遠遠高於了國家利益。隨著後來東林黨的逐漸得勢，浙黨、齊黨等黨派紛紛報團取暖抵制東林黨，魏忠賢時期，浙黨、齊黨依附於閹黨，他們無原則地相互傾軋，最終使明朝吏治越來越腐敗。
從以上三點來看，不管明思宗朱由檢怎麼努力，始終無法挽狂瀾於即倒，扶大廈之將傾，明朝之亡於萬曆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明神宗晚期出現的黨爭加速了明朝衰落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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