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言：戰國時期，為何多布衣將相？從經濟基礎、君主尚賢角度，私有制經濟基礎，君主尚賢之風，以及多元化的選官制度，都是布衣將相產生的原因

《大秦帝國》中，各諸侯國之間的戰爭，就是軍事的戰爭，經濟的戰爭，綜合國力的戰爭，到最後就是人才的戰爭，我們細心一看，各諸侯國的人才，有很大比例來源於庶人、平民、布衣階層，用現在流行語來說，就是屌絲逆襲創業發達的過程。

筆者有必要解釋一下什麼叫“布衣將相”，是指原來沒有進入官僚系統的人，或者官職較低百石以下的小吏，這部分人包括農、士、工、商、奴隸等勞動人民，也包括沒落的貴族官僚後裔，出身低賤的外戚，宦官等人，後來經過軍功，被朝廷任命，被君主任命到千石以上的官（三公九卿，卿爵級，侯級爵等人）均可稱為布衣將相。

我國自古以來布衣將相很多，商代的開國元勳伊尹，武丁時期的傅說，他們都是出身低賤，來自於下層，後才被封侯拜將的。戰國時期各國在引進人才政策上的變法政策及集中體現如下，趙國趙烈侯任用公仲連、荀欣，“選練舉賢，任官使能”“節財儉用，察度功德”，使封建政權得到發展和鞏固；魏國魏文侯時期李悝，“食有勞而祿有功，使有能而賞必行，罰必當”“奪民之祿，以來四方之士”，李悝變法使魏國成為戰國初期最強大的國家。

韓國韓昭侯進行申不害變法，採取“見功而與賞，因能而授官”，此舉鞏固了韓國的君主統治地位；燕國燕昭王時期樂毅改革，以“不以祿私其親，功多者授之，不以官隨其愛，能當者處之”，改革效果是使燕國富強，一度稱雄東方。

齊宣王時期，任用鄒忌進行改革，以“明爵祿”之法，使齊國成為戰國中期的東方強國；楚國楚悼王時期，啟用吳起進行變法，以“三世而收爵祿”，使楚國由大國轉變為強國；秦國秦孝公推行商鞅變法，以“廢世襲、建立軍功制”，使秦國成為戰國後期最強大國家。

戰國時期布衣將相有哪些呢？

趙國的虞卿、田奢、廉頗、藺相如；齊國的鄒忌，孫臏、田單，黔夫；魏國的慧施、李悝；韓國申不害；燕國的劇辛，樂毅；秦國張儀、甘茂、蔡澤、烏獲、任鄙、王翦、孟說；楚國的吳起，樂羊，樂騰，西門豹，新垣衍，龐涓都曾執掌大權，官列侯爵以上，但都出身寒微是名副其實的布衣將相。

春秋戰國時期的政治與經濟變革，其實就是生產力的發展與新興的生產關係相適應的變革，這個時期奴隸主、地主貴族階級趨於沒落，庶人工、商之民地位開始提升；而處於庶人和貴族之間的士階層，逐漸與貴族階層脫離，與庶人階層合流，形成一個新的階層即平民階層，這個階層後來成為當時國家政治生活的主力，對春秋戰國時代格局產生巨大影響，正是這個階層產生了大量的布衣將相。

布衣將相的興起，原因眾多，有井田制的解體，世卿制度的衰落，宗法分封制的破壞，再加上諸侯國為爭霸需要進行一系列的社會變革，這時候作為統治者的君主需要大量的人才，對賢才的渴望，使統治者在選官任人方面從“任人唯親”轉向“任人唯賢。”

戰國時期布衣將相產生的原因

布衣將相的產生正是各諸侯國統治者“任賢使能”的體現，這些君主在用人方面不以出身論英雄，不論出身高低貴賤，有賢而舉尚之，不肖者抑而廢之，在社會上形成一種“寒門出公卿，白屋至學士”的現象，由此產生一大批布衣將相之人。

• 土地私有制是其產生的經濟基礎

春秋時期，土地所有制主要形式是世襲貴族所有制，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這種土地所有制形式已經很難適應生產力發展，到了戰國時期，傳統的貴族土地世襲私有制逐漸變革為新興軍功貴族、商人、農民等多層重疊的土地所有制，特別是土地私有制的確立，使得下層布衣階層可以擁有土地所有權。

例如《左傳》記載，蘇秦、伍員、郤缺等人在未入仕之前，他們都擁有一定數量的私有土地，其經濟收入雖然比不上奴隸主、貴族豐厚，但遠比底層庶民富裕，這是他們的經濟基礎，如果沒有這些生產資料，他們不會有錢讀書，也不會有入仕的機會，更談不上取布衣卿相之位了。

土地的獲得方式也發生了變化，由貴族世襲制轉向可憑軍功而獲取，這無疑對當時“布衣將相”產生影響；春秋戰國時期，各國開始實行“以功授爵”，“以爵予地”的軍功爵制度，原來的土地形式被打破；《商君書》中記載，平民可以憑軍功獲取爵位和土地，這無疑對農民、布衣階層有很大吸引力。

• 多元化格局是布衣將相形成的重要基礎

春秋戰國時期，井田制解體，宗法制被破壞，血緣關係被疏遠，周天子對諸侯國控制力減弱，反倒為諸侯國提供了發展契機，隨著鐵器和牛耕在農業中的使用，極大地促進農業生產力發展，諸侯國實力大增，這也刺激了新興地主階級誇張的願望，進而上升到列國爭霸階段，為了兼併土地，爭奪人口，掀起長達三百年的諸侯爭霸戰爭。

隨著春秋三小霸，春秋五霸的隆替興起，戰國七雄的並立紛爭，戰爭不斷的年代，列國出於爭霸的需要富國強兵，這就為富有生機和才能的士階層，提供了參與社會政治活動的舞臺和機會，他們在戰爭中，若有卓越貢獻，就有加官進爵成新的顯貴，在這個英雄輩出的年代，各國對人才的渴望，戰爭對英雄的需要，使得許多貧困的平民、庶人、士人都跨入出將入相行列。

此外，西周宗法制和貴族世襲制度被打破，導致舊官吏結構解體，使得原有權力出現短暫真空，為了填補這種權力真空，統治者必須從下層布衣、士人、平民中吸收有用之人，用以政治穩定，這為布衣集團提供良好政治空間。

• 各國君主尊賢、尚賢之風盛行

各諸侯國由於經濟發展呈現出均衡態勢，誰也滅不了誰，這就造成了多強林立，霸權更迭的現象，這這種多元化政治格局的情況下，各國君王為了爭霸而圖強，千方百計地招攬人才，網羅人才，而有一技之長的人才，在各國都受到隆重禮遇，且尊崇其位；從而在全社會形成禮賢下士之風。

在選拔人才上，各國均陸續廢除世卿制，不能憑權勢世襲其位，不計較出身門第，並且打破國界的限制，各國都大開選賢任能之風，大量的人才被破格選拔，這種尊賢、尚賢、重賢、任賢之風為“布衣將相”形成了良好的政治環境。例如，齊桓公任用出身貧賤的管仲，使齊國大治；對待外來人才，齊桓公更是專門設有庭燎，用以選拔人才，正是齊桓公的“尊賢、尚賢”，才有了後來的齊國“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成為春秋第一霸主。

燕昭王以卑身厚幣招賢者，為隗改築宮而師事之，於是樂毅從魏國來了，鄒衍從齊國來了，劇辛從趙國來了，士人爭相入燕；樂毅被燕昭王封為上將軍，聯合五國伐齊，一血燕國恥辱；“尊賢、尚賢”做到最好的當時秦國，秦孝公的求賢令，求來了商鞅，才有了強大的秦國。

多元化的選官制度

多元化的選官制度，對布衣入仕產生了極為重要的作用；眾所周知，西周實行世卿制度，也就是世襲世官制度，布衣之層根本就無法擠入管理階層，到了春秋戰國時期，各國君主為了應付當時極為複雜的戰爭環境，不得不對原來的選官制度進行變革；此時，多種選官制度應運而生，例如“軍功制”、“三選制”、“薦舉制”、“客卿制”、“養士制”等等。

• 軍功製為布衣提供上升途徑

我們著重討論一下軍功制，“官爵一體，因功授爵”是當時各諸侯國普遍應用的選官制度，例如，魏國吳起，趙國廉頗，燕國樂毅、劇辛，秦國孫臏，秦國王翦等等，皆因戰功以布衣之身，被授爵位列卿相。

此外，商鞅還將軍功授爵與耕戰相結合，特別是“耕戰”的實行，拓寬了人才選拔範圍，原本作為下層的庶人，也可以通過農耕，通過殺敵封爵入仕，以軍功取爵位，以軍功取尊位，成了當時社會各階層人們普遍的奮鬥目標和政治理想，簡而言之，軍功制的實行，打破了世卿制對官場的壟斷，為“布衣將相”提供了致仕的上升渠道，也為帝國選拔出一大批優秀人才。

• 客卿制與士階層的崛起

客卿制開啟“布衣遊說政治”的時代，當傳統貴族世襲制被君主官僚任免制所替代時，客卿制代替世卿制逐漸走上政治舞臺，客卿制在戰國時期被各國君主所注重，例如，虞卿是趙孝成王的客卿，蘇秦是齊宣王客卿，鄒衍是衛國樑惠王客卿，韓侈是韓惠王客卿，范雎是秦昭王客卿，樂毅為燕昭王客卿等等。

戰國時期客卿最為興盛，發揮作用和效果最大的當時秦國客卿，例如，張儀是魏國人，甘茂為楚國人，范雎為魏人，蔡澤為燕人，呂不韋為韓人，李斯為楚人，趙高為趙人，由此，可見客布衣客卿對秦國的興盛和統一天下具有舉足輕重的作用。

客卿製作為春秋戰國時期，選舉制中的一種特殊形象，他是新興地主階級為強化君主集權制，增強對外兼併戰爭能力而創制的破格選拔引進人才制度，這種制度主要採取“量才錄用”的原則，不注重出身門第和資歷，只注重德才，從而消除世卿制度下的官員世襲制，這種官任人制度，對當時政治產生深遠影響，尤其是對位於下層的“布衣”階層極具吸引力，產生了一大批以客入仕的“布衣將相”。

此外，隨著士人數的劇增，政治地位的提高，使得士階層的影響力逐漸增大，成為春秋戰國時期影響政治形勢的主要力量，這為“布衣將相”提供了豐富的人才資源，士階層的崛起和壯大，使得布衣將相成為普遍出現的可能。

討論

筆者認為，春秋時期布衣將相的產生離不開背後的文化因素

當西周“大一統”一元化格局被打破後，周室衰微，諸侯力政，王室許多官吏開始淪落至諸侯和民間，諸侯學校開始產生；春秋晚期，“學在官府”教育格局被打破，官學開始下移，私學開始產生並興盛；許多沒落的貴族和有識之士開始積極倡導私人聚徒講學之風，平民也可以憑藉自己的學識招收學生，興辦學校。其中影響力最大的當時孔子辦學，還有墨子、法家、道家、兵家、雜家等諸子百家；這種聚徒講學之風盛行，為布衣將相的產生起到重要作用。

私學在多元化的政治格局影響下，使得春秋戰國時期在文化領域出現“百家爭鳴，百花齊放”的景象，孔子、墨子、韓非等大家各成一派，他們周遊列國，宣傳自己的思想和政治理想，為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奠定了基礎，而多元化的文化環境對人才的造就、學風培養、學派形成有著深遠的影響。

私學興起，使得大批下層人得到學習的機會，由此形成了一個新的有文化的知識階層，士階層，這為政治提供了人才儲備，事實上，掌握了知識的布衣平民積極入仕的不計其數；沒有文化的興起，就不會有戰國時期“人才鼎盛”的局面，也不會有士階層的崛起，更談不上形成大局面的“布衣將相”。

分析

筆者認為，思想方面對布衣將相的產生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任賢思想的興起，平民主體意識的覺醒，在社會中人們普遍觀念的轉變，都值得我們去探討。傳統的社會觀念在春秋戰國時期，在社會價值觀上發生了前所未有的動盪，當以血緣為紐帶的世卿等級制度被破壞後，人們的觀念也突破了“龍生龍、鳳生鳳”的天生貴種的思維模式。

原來以“天、神”為主觀念，逐漸轉向“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的觀念，孔子從極力推行“克己復禮”到提倡“有教無類”的平等觀，為平民階層的士人進入統治者上層奠定思想基礎；當“學而優則仕”代替“血而優則仕”，這種觀念的產生絕非是一種偶然現象，而是社會變革的產物，更是社會發展的必然結果。

參考文獻：《國語集解》、《春秋左傳集解》、《史記》、《戰國戰爭與戰國封建化進程》、《呂氏春秋》、《史記》、《資治通鑑》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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