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統計宋朝300多年期間，發生瘟疫200多次。每次瘟疫的發生一般都是在戰爭、饑荒、自然災害之後，大批流離失所的饑民聚集在一起，吃不飽穿不暖，他們抵抗力弱很容易得病，隨之而來的就是大規模瘟疫。例如 宋神宗熙寧八年 ( 1075 年) 發生旱災，之後爆發瘟疫，死亡五十萬人。
面對瘟疫來襲，宋朝人並非束手無策，宋朝建立了一套社會保障機構，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在救助患者，防止瘟疫擴大上發揮了重要作用。此外宋朝官方的醫藥機構翰林院醫官院、惠民和劑局，一邊治療患者一邊發放廉價藥品給患者。
宋朝上至皇帝下至士大夫群體，奉行儒家以民為本思想，士大夫群體在瘟疫來臨時擔負起了救濟病患的責任，同時民間的富人也捐款捐物，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
宋朝皇帝對瘟疫的態度
西漢時期儒家學者董仲舒認為："國家出現災害，是因為皇帝有過失。剛開始上天會降下小的災害，讓皇帝警醒。皇帝如果不當回事，上天還會降下更大的災害，作為皇帝的懲罰" 這是儒家利用上天的權威，來制衡皇帝的權力，讓皇帝不敢為所欲為。
自漢武帝尊儒家以來，董仲舒的天人感應、天譴學說深入人心。北宋大儒邢昺說："民之災患大者有四：一曰疫，二曰旱，三曰水，四曰畜災。歲必有其一，但或輕或重耳。"瘟疫位列災害的首位。每次瘟疫發生就會帶來大量百姓死亡，國家和百姓都會損失慘重。
宋朝皇帝遇到瘟疫出現時，會"避正殿，易服、損膳、撤樂""避正殿"指的是皇帝不在皇宮正殿辦公，舉行典禮儀式。"易服"指皇帝不穿華麗的服裝，改穿樸素的服裝。"損膳"指皇帝減少飲食，"撤樂"指皇帝停止歌舞娛樂活動。皇帝用一系列行動向上天表示悔過，祈求災害消失。例如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年)，發生瘟疫，宋太宗減少飲食數量，他還以皇帝之尊，幹起了修補洗衣服的活。
宋仁宗是在應對瘟疫中表現最好的皇帝，明道二年 (1033年)全國大旱加之蝗蟲肆虐，緊接著陝西爆發瘟疫。宋仁宗下詔去掉尊號中的"睿聖文武"四字，並且在天地、宗廟中公告，他還號召大臣向他諫言朝政得失。明道二年12月他又下詔改年號為"景祐"，詔書中說"人多癘疫之傷，稼有蟲螟之害。亦嘗去溢美之號，損兼膳之珍，宵旰不遑"，希望通過改年號來消災，祈求上天感動。
面對瘟疫宋仁宗憂心忡忡，他下令在發生瘟疫的地區開倉放糧賑濟災民，國家出售低價糧食平抑物價，如果當地糧食不足，就從外地調用糧食。另一方面授予捐獻糧食的人官職。鼓勵富人捐獻糧食，緩解國家壓力。
他還拿出皇帝私人小金庫的金、銀、布帛，用於賑濟災民所需資金，並且採取出售僧人度牒的方式籌集資金。另一方面他還採取一系列減輕百姓負擔的措施，免除百姓的租稅，減少百姓承擔的徭役，開放山川河流的使用權。國家幫助生活困難的百姓度過難關。
至和元年 ( 1054 年) 。 開封爆發瘟疫，京城百分之七十的百姓得了瘟疫。宋仁宗下令太醫開藥方治病，太醫的藥方中有犀牛角，這是隻有皇家才有的珍寶。太監勸宋仁宗不要拿出來，宋仁宗認為比起百姓的生命，犀牛角根本算不了什麼。他毫不猶豫拿出犀牛角交給太醫做成藥品，用於治療瘟疫患者。建造河堤工程的民夫中爆發瘟疫，宋仁宗下詔免除參加建造工程的百姓租稅一年，不用交稅的百姓國家發給三千文錢。
皇帝"避正殿，易服、損膳、撤樂"一系列舉動，雖然對解決瘟疫沒有太多實際意義，但畢竟是統治者反躬自省的一種態度，也體現了宋朝皇帝以民為本的思想。
士大夫在瘟疫來臨時的表現
宋朝的士大夫不少出身寒微，他們大多瞭解民間疾苦。同時儒家推崇"達則兼濟天下"，士大夫們以天下為己任，瘟疫來襲之時，有人為了救災，奮不顧身自己也染上瘟疫，不幸去世。有人勇於擔責，不怕丟官也要救濟災民。也有人防患於未然，避免瘟疫擴大。有的人解決了當地瘟疫，還幫助流民度過難關。趙抃、曾炳、趙伯淮是宋朝士大夫的代表人物。
北宋趙抃為官清廉，常常救濟貧困百姓。熙寧八年（1075年）夏，吳越大旱，趙抃任越州知州。他預感大旱之後必然會造成饑荒，提前就做足了準備。趙抃對當地的人力、物力、財力情況進行了詳細統計。他還拿出國家儲備糧食五萬二千餘石，平價出售給災民。
第二年春天當地瘟疫爆發，他建造病坊讓無家可歸的病人居住。他又招聘僧人照顧病人的醫藥飲食，瘟疫病亡者政府負責安葬。宋朝法律規定賑濟災民到三月份就要停止，趙抃眼看病患太多，不能見死不救。冒著犯法丟官的風險，把賑濟災民延長到了五月份，大批災民得救。他還拿出私人財產買藥買糧食，用於救濟災民。面對瘟疫，趙抃堪稱宋代士大夫的典範。
北宋治平二年（1065 年）許州爆發瘟疫。許州知州空缺，當地又缺乏糧食儲備。觀察推官曾炳挺身而出，他寫信給轉運使請求將災情上報朝廷求援。宰相得知後立即從外地調撥糧食到許州。曾炳邊除了發糧食，還給病患喂藥，不幸也染上瘟疫去世。觀察推官只有九品，曾炳一介小官主動向上級彙報災情，無數病患因此得救，又衝在抗瘟疫一線，自己也以身殉職。名臣韓琦為他撰寫了墓誌銘，曾炳的事蹟得以流傳後世。
在瘟疫救災中也有趙宋宗室的身影，趙伯淮是趙匡胤兒子趙德昭的八世孫，擔任蕭山縣尉的小官。宋孝宗隆興二年（1164年）全國糧食歉收 ，趙伯淮預感將要有大饑荒發生，他向上級請求減免農民租稅，並且儲備了充足糧食預防明年饑荒來臨。有外地的流民逃到蕭山縣，趙伯淮沒有驅趕他們，而是騰出廟宇和一些官府、民間的空房子給流民居住。 流民願意離開的還贈送一些糧食，不願離開的可以一直留下來到秋天。當時很多地方爆發瘟疫，蕭山縣百姓由於趙伯淮應對有方，倖免於難，許多流民因此獲救。
趙抃、曾炳、趙伯淮心中百姓的生命比他們的官位更重要，他們也沒有坐等上級指令，而是積極預防災難的到來，他們也沒有隱瞞災情，不知道多少人因此獲救。
宋朝的官方醫療機構應對瘟疫
宋朝官方設置的醫療機構包括翰林醫官院、御藥院、太醫局、惠民和劑局。其中翰林醫官院、惠民和劑局在應對瘟疫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翰林醫官院在全國各地派駐了上百名醫生，遇到瘟疫出現這些醫生就派上用場。例如宋孝宗乾道元年 (1165年)浙江爆發瘟疫，宋孝宗派出翰林醫官院醫生每天到臨安城門看病。
宋朝已經出現了國營藥店惠民和劑局，負責製造、出售藥品。其出售的藥品價格是市價的三分之二。遇到瘟疫時皇帝還會通過惠民和劑局免費發放藥品給病患。宋太宗淳化三年(992年)五月 ，開封發生瘟疫 ，宋太宗命太醫局選出良醫十人，診治病患並出錢五十萬貫用來採買藥物，發給病患治療疫病。
南宋隆興二年（1164年）宋孝宗隆興北伐失敗，戰爭過後兩淮地區（今江蘇省長江以北淮河南北）爆發了瘟疫。宋孝宗下令惠民和劑局製造4萬貼藥品，派樞密院官員押運到兩淮，讓當地醫生免費發放給病患。
宋朝皇帝免費發放藥品又設立國營廉價藥店，救助病患，在中國歷史上開啟先河，是宋朝統治者以民為本的又一例證。但是惠民和劑局畢竟只在開封，地方上也需要設置這樣的藥店，於是一些地方官仿效惠民和劑局，建立了地方藥店，如蘇州濟民藥局、江東藥局。
南宋理宗紹定四年 (1231年)，吳淵任平江知府，蘇州爆發瘟疫。蘇州城人口眾多，吳淵派出名醫治療病患，家家戶戶都派發了藥品，貧困人家吳淵還發給了他們錢財和糧食。 病重死亡的， 吳淵派人安葬，使得這些人不至於曝屍荒野，誇大傳染。這次瘟疫從二月份一直持續到七月份，一千七百四十九人因此得救。
在救助病患的時候，吳淵深感缺乏藥品，購買的藥品還有不少假藥。為解決買藥問題，吳淵設立了蘇州濟民藥局。 濟民藥局的藥品物美價廉，遇到瘟疫發生時還會免費發放藥品，百姓受惠頗多。
南宋王元敬任江東提刑時，江東發洪水接著爆發瘟疫，很多百姓無藥可醫，死了沒人安葬。提刑官主管的是司法，救濟災民的事情本來他可以不用管。但是出於一個士大夫的責任感，出於良心不能見死不救，他創辦了江東藥局，免費為病患看病發放藥品，救助了大批百姓。
宋朝的社會保障機構在瘟疫來臨時的作用
宋朝已經出現了一些官方社會保障機構，居養養、安濟坊、漏澤園，用於救濟一些貧困百姓。這些社會保障機構在瘟疫來襲時，也發揮著重要作用。
北宋一些地方官在抗擊瘟疫時，曾設置了一些近似醫院的機構"病坊"收治病人。曾鞏任洪州知州時當地發生瘟疫，他騰出一些官府的房子，用於安置一些無力買藥治病的貧困百姓，同時還提供給他們飲食、鋪蓋。元祐四年（1089年）杭州發生瘟疫， 蘇軾拿出自己的黃金五十兩， 建造"安樂坊"提供給病患居住，安樂坊還儲備有糧食給病患。到宋徽宗時期在安樂坊的基礎上，成立了"安濟坊"推廣到全國各地。
宋徽宗崇寧元年（1102年） ， 宋徽宗下詔 ："置安濟坊， 以處民之有疾病而無告者。 初令諸郡置之 ， 尋復推行於縣。"安濟坊主要收留一些沒有收入來源的病患，例如乞丐、流浪漢、鰥寡孤獨。在瘟疫來襲時，安濟坊可以將傳染病患者隔離起來，避免傳染擴大。居養院也有類似功能。到南宋時期安濟坊和居養院合併為養濟院。
漏澤園近似於國家公墓，國家出錢購買土地、棺材。用於安葬一些無依無靠死者。瘟疫發生時如果很多死者曝屍荒野，屍體腐爛必然造成傳染病擴大，漏澤園安葬這些死者避免了瘟疫蔓延。
宋朝出現了惠民和劑局、居養院、安濟坊、漏澤園一系列社會保障機構，救濟這些貧困、老弱病殘人士，宋朝不愧是華夏文明的高峰，也是儒家以民為本思想在宋朝的具體實踐。但宋朝的這些制度雖好，由於缺乏監督難免會出現一些弊病。
惠民和劑局的藥品有監守自盜的情況發生，有的人用劣質藥品替換惠民和劑局的優良藥品，惠民和劑局的藥品也有不少為有錢有勢的人所得，藥品到需要救濟的人手中的反而寥寥無幾。居養院往往讓一些不需要救助的人霸佔，他們冒領救濟藥品、食物、金錢。真正需要幫助的貧困百姓反而求救無門。一些豪強霸佔了漏澤園的土地，守園僧人為湊數還會用已經埋葬的骸骨冒充。
總體而言宋朝的皇帝、士大夫在面對瘟疫時表現頗佳，宋朝統治者又設置了一些社會保障機構，向病患免費發放藥品，救助病患，體現了宋朝統治者對弱勢群體的人文關懷，一個文明的社會就應該如此，稱宋朝是華夏文化的黃金時代當之無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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