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會要》：則地方監司，無不託公詢私，誅求百姓，公然竊取，略無畏憚，玩法貪汙，遂致大小循，貨賂公行，莫不能禁。

上面是一段關於宋朝的“吏”的描述——或者說的更準確些，是控訴，這裡面說他們徇私枉法，欺壓百姓，貪汙受賄，簡直壞到了極處，而且還無法禁止。

那麼具體情況又是如何呢？我們先來講一個有關開封府的“吏”的故事，而且還和著名的包青天包拯大人有關。

話說在包拯大人知開封府之前，按照舊時慣例，正門從不打開，告狀的人必須先把狀紙遞交守門的小吏，然後再由他們轉呈府尹，然後具體是否受理，何時開審，再由小吏通知原告，而官員和訴訟人在此之前是不會見面的。

這樣就形成了一個弊病，那些小吏就以此為由索要賄賂，否則根本都不會替你轉交狀紙，任憑你有天大的委屈都沒用——因為府尹大人根本就不知道，這也就是“衙門八字朝南開，有理無錢莫進來”這句民間俗話的來由。

後來包大人看到這一幕很不滿意，直接改了規矩——從此開封府大開正門，任何告狀人都可以直接來公堂向官員訴訟，這樣就避免了小吏在中間的徇私舞弊，中飽私囊。

百姓對此自然是拍手稱快，但是我們卻要注意另一個事實——那就是這裡的吏有多麼的狡猾和貪婪，就靠著這點小小的權力也能大發橫財，而且別忘了這還是在宋朝的“第一府”開封府，相當於天子腳下都如此猖獗，那在山高皇帝遠的小地方有多黑暗，那就可想而知了。

鄆城縣的政治生態為例

大家都知道，宋朝是路，州，縣的三級行政編制，這最低一級別的就是縣，而這也是朝廷的最基層的行政單位，再往下的鄉鎮，村等等，就沒有政府官員參與了，都是一些保正，村長之類的地方鄉紳來自治，也就是統稱的“胥”。

《水滸傳》大家應該都讀過，而這裡面正好有一個非常好的例子——鄆城縣，我們就以此為參考，來看看當時的“官吏”關係。

鄆城縣的縣令是時文斌，進士出身，標準的走科考路線的文官，而且為官也是比較清正的，這一點在徽宗年代已經殊為不易了。

而這裡面有哪些小吏呢？首先就是做押司的宋江——這是個管理文書並部分刑獄工作的職務，而且從濟州府上差觀察何濤來公辦的時候，是由宋江來代替時文斌知縣坐班，可見他和知縣的關係還是很好的，權力也很大。

其次還有兩個步兵都頭朱仝和雷橫——這是負責縣城治安和剿匪的縣尉下面的兩個助手，手底下也都各有百十來個土兵，這就是鄆城縣的主要武裝力量了。

而實際情況卻是怎麼樣呢？當時東溪村保正晁蓋——其實也算是胥吏的一員，實際上卻是一個黑幫的大哥，組織了一群人打劫了大名府重鎮的“生辰綱”，然後被偵破了，他們卻還一無所知，危在旦夕。

可就在這個時候，負責接待何濤的宋江一聽是他的好朋友犯事兒了，馬上穩住何濤，然後脫身離開飛馬去給晁蓋報警，體現了一個相關司法系統公務員的“優秀素質和滴水不漏的執法經驗”。

然後晁蓋他們急忙大驚逃跑，由於動作不夠快還是被縣尉帶著朱仝和雷橫兩個都頭給截住了，然後朱仝毫不猶豫的假裝天黑看不清路，磨磨蹭蹭的，放了晁蓋他們一條生路，雷橫雖然沒有直接參與，但是心知肚明，也在縣尉面前幫朱仝打掩護。

就這樣，本來可以甕中捉鱉的晁蓋一夥兒就這樣在鄆城縣的眾“吏”的幫助下順利逃脫，並且上了梁山，成為了更高級別的罪犯。

我們先拋開徽宗年間政治黑暗，官員腐敗，百姓水深火熱的一面不討論，單單從鄆城縣一個縣的政治生態來分析的話，宋江，朱仝，雷橫這三人全部都是嚴重瀆職，和本地的黑社會勾結在一起，出賣了國家利益。

而對此，鄆城縣的時文斌大人不要說懲罰了，甚至從頭到尾都被矇在鼓裡，這就是當時“吏強官弱”的真實寫照和縮影。

說完這種現象之後，我們再來探討一下具體原因。

第一，窮，沒工資

這第一條非常的直接粗暴有力，因為這些吏大多數家裡頗窮，而且還不像官員一樣國家給發工資——“夫富者不為吏，而為吏者皆貧”。

但是朝廷對於這些吏，或者是乾脆不發工資，或者只是發少許的工資和補助，這樣他們顯然是無法生活的，因此只能靠自己想辦法“找外快”。

他們的外快從哪裡找呢？自然只能是老百姓，或者是來告狀的訴訟者，或者是牢房的犯人，對此其實有些官員也是知情的，但是沒辦法，他們既發不出工資，又要靠這些人去辦事，所以只能睜一隻閉一隻眼，甚至還同流合汙。

比如林沖被髮配到滄州之後，不僅要給差撥（吏）送五兩銀子的好看錢，同時還要通過他給上面的管營（官）也送，可見這兩者早已經勾結在了一起，共同魚肉百姓，中飽私囊。

第二，操守品德差

這第二個原因也很重要，因為宋朝的地方官考核還是很嚴格的，而且基本上都是走科考途徑進來的進士出身的讀書人，其品德和操守相對還是比較高的。

但是吏就不同了，他們大部分都是普通人，並沒有讀過什麼書，受過什麼品德上的教育，也無法走正常途徑來做官，這才無奈選擇了這個行業，因此一旦遇到機會，肯定會大撈一把，而不會有什麼心理負擔。

第三，吏有封建，而官無封建

這個也是非常重要的一個問題，而且根源正來自於宋朝。

宋朝上承五代，那是個地方割據十分嚴重的朝代，尤其是武人當政，完全粗暴執法，宋太祖趙匡胤有感於此，這才採用了許多手段，大大的加強了中央集權。

官員之間的監管還是很嚴的，但是吏卻很難

這樣地方的主官們武官數量變得極少，而且掣肘和監管及多，比如州的主官知州有通判，知縣有縣丞或者主簿，而且還有一個重要手段，那就是給地方官設置了任期——比如近的縣三年一任，遠的四年。

任期一滿，不管你這一任幹得好不好——好的上調升遷，中等的平調，差的降職甚至罷黜，但是決不能繼續再在這個地方幹，而且官員還要避嫌，不能在自己籍貫所在的地方做地方官，以防照顧家人。

這樣導致地方官的權力大大的被削減，制約和監管了，從唐末就開始的“地方割據”——或者說是“地方官封建”的問題極大的被限制了，但是由於“吏”們往往都是本地人甚至世代以此為業，所謂“鐵打的胥吏，流水的地方官”，因此就形成了“吏有封建”的新問題。

紅塵君說

綜上而述，這就是宋朝“吏強官弱”的現象和原因。

但是這個有辦法嗎？老實說，沒有，由於封建王朝“家天下”的本質和皇帝完全凌駕於所有法律之上的特性，因此他們對於官員——尤其是超過他們掌控範圍的地方官員們，肯定是採取不信任態度的，否則就會出現唐朝末年到五代的地方割據抗拒中央的情況——那樣自然更糟糕。

而一旦官員監管的比較嚴格了，那地方官們就沒有足夠的權力和機會來管理手下的小吏，就被這些人趁虛而入。。。

正如哈姆雷特的那個著名的疑惑一樣——是放任地方官使得“官有封建”呢，還是放任本地的胥吏讓“胥吏有封建”，這是一個擺在宋太祖趙匡胤為首的宋朝的統治者面前的一個問題。

這其實是一個封建王朝所無法解決的問題，不止宋朝，包括後面的元明清三朝也同樣無法根除，只能在更先進的民主開明的生產關係之下，才能釜底抽薪，予以根治。

參考文獻：

《宋史》

《宋會要》

《水滸》